原标题：“吃野味闹出人命案”，古代就有
呼延云（推理小说作家）
为了战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全国人民都在众志成城，共同努力。这其中，疾控专家们一直致力于病毒的溯源工作，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虽然最终的“破案”和“抓捕真凶”还有待时日，但绝大多数专家认为，这种带来巨大灾难的病毒是那些在华南海鲜市场嗜吃野味的人们“惹祸上身”的。
喜欢吃野味，是我国饮食文化史上“源远流长”的一种糟粕。造成此种怪癖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人迷信吃了野生动物有滋阴壮阳的奇效，有的人认为野生动物的肉质比家畜更加鲜美可口，有的人用吃野生动物来炫富和显示自己的高贵……毋庸置疑，在我国古代的很多食谱和笔记中都记载着大量野味的烹饪方法，但与此同时，关于吃了野味猝发重病的记录也是不绝于书。
一、果子狸“鲜味难得”
翻开古书数一数，几乎没有任何一种野生动物能逃过中国人的餐桌。按照《清稗类钞》所记，除了熊掌猴脑象鼻驼峰之外，“如田鼠、蛇、蜈蚣、蛤、蚧、蝉、蝗、龙虱”等也不罕见，而且吃法多样。比如蛇，“其干之为脯者，以为下酒物，则切为圆片；其以蛇与猫同食也，谓之曰龙虎菜；以蛇与鸡同食也，谓之曰龙凤菜”；再比如蔗虫，“形似蚕蛹而小，味极甘美，居人每炙以佐酒”；再比如蜈蚣，“自其尾一吸而遗其蜕”；再比如龙虱，“若设盛席，辄供小碟一二十，必以此品居上，碟中铺以白糖”；再比如蝼蛄，“身形如虾，两螯如蟹，大可盈寸，捣之成膏，犹如广东、宁波人食虾酱一样”；再比如蝎子，“去其首尾，嚼之若有余味”……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清代学者破额山人在笔记《夜航船》中记载粤人土宜，“蛇最贵，鼠次之，蜈蚣、土笋又次之，犬豕牛羊不贵”。那些蛇都产自深山之中，猎户们要提前找到其洞穴，在附近遍插削尖的竹片，“蛇将出穴，先有大风，腥闻数里，蛇户伺之，须臾砉然直出，触着竹尖，遍身划碎，血流遍地，更蟠纵数里，力疲仆倒，为人所获，其肉香美肥脆，在豹胎猩唇之上”。当地的地方官上任，“蛇户献蛇重一百二十斤者为上味”，以为惯例。
《夜航船鬼董》
之所以对野味有这样令人不解的迷恋，主要原因还是一些古人有着“野生必美味”的错误认识。明代大文学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的一段话很代表这种思维，他说：“野味之逊于家味者，以其不能尽肥；家味之逊于野味者，以其不能有香也。”而野味之所以香，在于野生动物“草木为家而行止自若”，当丰厚和味道不能兼得的时候，李渔认为应该“舍肥从香而已矣”，换句话说，宁可吃得少一些，也不能放弃对美味（野味）的追求。
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在古代笔记中，赞美野味和传授烹调方法的内容相当多，笔者随手翻开案头的几本明清笔记，便能找出一堆：明代学者陆容在《菽园杂记》里说：“宣府、大同产黄鼠，秋高时肥美，士人以为珍馐，守臣岁以贡献，及馈送朝贵，则下令军中捕之。”明代博物学家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记载：“岭南蚁卵、蚺蛇，皆为珍膳。水鸡、虾蟆，其实一类。又有泥笋者，全类蚯蚓，扩而充之，天下殆无不可食之物。”有一次他在安丘的餐桌上还看到了蚰子（蝈蝈），“炸黄色入馔，缙绅中尤雅嗜之”。清代学者李光庭在《乡言解颐》中谈到布谷鸟“麦熟时啄之则肥美，与北地铁雀同一食法，则较腴”；清代大文学家袁枚则在《随园食单》里谈及SARS的主要载体果子狸时，盛赞其“鲜者难得”，并具体阐述了烹调的方法：“其腌干者，用蜜酒酿，蒸熟，快刀切片上桌，先用米泔水泡一日，去尽盐秽，较火腿沉嫩而肥”……
《菽园杂记》
二、吃怪鱼“黑血漂流而死”
“无物不可入口”的饮食观念和对野味的嗜好，导致的各种传染病可想而知，但是由于古代医学的局限，对吃野味与传染病的关系，认识还不是特别明确，能够录入古代笔记的“案例”，基本上都是食用后立刻发病的可怖故事。
清代学者徐承烈在《听雨轩笔记》中记载过两起吃野味中毒的事件。
《听雨轩笔记》
一起发生在杭州凤凰山顶。乾隆辛未年春，乾隆皇帝南巡，有司在山顶建亭阁，以备皇上登临。“辟土而下，见一池址”，人们在开工建设时，发现池子里还有几条鱼，“其状似鲤而无目”，起初把它们养在水缸里，游泳自如，有两个嘴馋的石匠将它们煮食之，“肉似麻筋，毫无鱼味”。过了一会儿，两个石匠突然浑身浮肿！第二天，一个人“皮肤碎裂，黑血漂流而死”，另一个人求医及时，“亟以雄黄及祛病之药解之，毛孔皆出黄水，卧床者月余，仅得不死”，而头面部和身体表面皆作皲纹，宛若鱼鳞一般。
另一起则更奇。徐承烈家乡有人养鸭百许，忽然发现每天放鸭下河之后，都会少一只。养鸭人仔细观察，“忽见一物出自中流，头如斗大，色黄黑，两目炯然”。他不知此为何物，邀集村民们各携鱼叉前往，“其物复于水中昂首出，遽前击之，则已入矣”！多次捕捉没有办法，当地有位名叫道源的和尚说，现在正值冬天，河水很浅，此物的洞穴必藏在桥下的石头里，咱们索性用石灰灌之，看它出不出来！乡民们一听都纷纷说好，于是买了十数石石灰，用小船运到桥下，“齐倾于桥下所见处，石灰入水，顷刻溶化，水皆沸腾，热气冲天而起”。那怪物忍不住灼烧，自沸处蹿出，渔民们群举鱼叉攒戳之，将其杀死，捞上岸来，才发现是一条巨大的鳝鱼，“遍体金黄而背微黑，目光如镜，长及二寻”。有个胆子大的乞丐将其割而食之，无恙，于是将其截成十段，分给其他的乞丐，味道肥美异常，但吃鱼头的乞丐突然发烧并陷入昏迷，眼看就要不治而亡，多亏有个医生在附近及时用药，才算痊愈。
清代政治家薛福成在《庸盦笔记》里记载过吃壁虎差点闹出人命的案子。壁虎在我国古代属于“五毒”之一，但有些人偏好食之。“平湖县北有豆腐店伙，常食此物。”有一天，有个人抓到一条特大的壁虎，这伙计以往食用壁虎都要用豆腐皮卷起，这次看也不看，直接吞下。“一年后，渐觉消瘦无力，有江湖走方医见而惊问之，谓腹中必有动物。”伙计的妻子回忆说，难道是他一年前吃下的那只壁虎？医生于是将这伙计各窍闭塞，“仅留其口而倒悬之，咽喉周围搽以药粉，少顷，物从咽喉探出，急欲捉取，物既滑腻，一时不及措手，忽已缩入”。医生说这可难了，病人倒悬太久容易昏死，可是现在将他解下来，恐怕那壁虎就再也不肯出来了！家属们苦苦哀求，医生只好将更多药粉擦在伙计的咽喉部，“物再探出，立用铁钳夹住，众人围视，壁虎通身红色血艳”。围观的人们目瞪口呆，“皆知毒物之不可妄食也”。
还有比吃壁虎更凶险的，亦记载在《庸盦笔记》中。当时的人们都以吃鳖为进补之法，有个上海乡人，素以贩鸡为业，一天，他担着一笼鸡外出贩卖，突遇大雨，避大树下。“忽闻橐然一声，有物自树巅坠下，视之鳖也，大如九寸盆，首尾皆伸出五六寸。”乡人将其捕置笼中，本来准备回家烹饪，谁知到家以后，发现笼鸡皆死，才意识到这只鳖有剧毒，遂将其埋了，而弃死鸡于地。第二天一早，他发现有黄鼠狼、野猫各一，死于鸡旁，原来它们都是夜里吃这些死鸡而中毒毙命的。
《庸盦笔记》
三、连吃几天虎肉也没“长力气”
民国年间任万牲园（北京动物园）园长的著名学者夏元瑜，是一位优秀的动物学家，曾经多次撰文，对乱吃野生动物予以痛斥，他从自身经验谈及吃野味的无用与危害，读来不仅真实可信，而且触目惊心。
“我做了半世纪的动物标本，老虎、狮子、鹿等肉不知吃过多少——肉是剥皮之后的剩余物资——吃完之后什么效果都没见过。连吃了几天老虎肉，我也没增加一分的气力，（我养的）大狼狗吃了一整条的新鲜鹿鞭，也不见它有何异象，所以这些所谓的‘补’，我由于实际的经验，一概不信。”夏元瑜如是说，“中国近代人以为百物之鞭皆是补品，真是荒谬至今。鞭者是三条海绵体包着一条尿道，其无益于人可想而知。如说雄性动物的性腺（睾丸）于人有效，虽似有理，而实不可能：第一，动物死去之后，内分泌早已停止，如趁新鲜生吞下去，经过肠胃的消化后，再吸收也必然变质；至于风干或烘干的鞭和睾丸，更是枯死已久之物，和木乃伊一般，有何作用？！”
夏元瑜还特别强调吃“野味”容易感染寄生虫病：“屠宰场的猪、牛、羊都要由兽医检疫过，猎取的野物可没人检验它，它们的寄生虫也最多，从前北美洲的熊多，有不少人全患了熊的寄生虫，吃草的野兽的口鼻附近和四肢内侧，也全易被旋毛虫寄生，卵囊受高温而不死。总之吃了野物的内脏，进补的目的未必能达到，而被寄生虫‘补’了去的机会却很多。”
夏元瑜讲了一桩他亲手做的尸检。死者是台湾一位女明星，“不幸春节初三，她去嘉义随片登台回来在路上，得了急性肺炎，医药罔效，驾返瑶池。”这位女明星死得蹊跷，其经纪人委托夏元瑜做尸检，结果夏元瑜从这位女明星的肺里抽出两条五寸长的蛔虫来……夏元瑜回忆说：“四十年前上海市立动物园的一只老虎死于肺病，二十年前圆山动物园的一只日本赤熊也由肺病而亡，（假如它们的肺里也有寄生虫）您把这些沾满虫卵和细菌的肉吃下去，虽不一定传染上疾病，我可请问您恶心不恶心？”
回想整整二十年前，笔者大学刚刚毕业，参与了《健康时报》的创办，这张报纸的创刊号上刊载了一篇由记者赵安平撰写的、题为《吃野生动物易患怪病》的文章。文章里，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教授华育平说：“灵长类动物、啮齿类动物、兔形目动物、有蹄类动物、鸟类等多种类野生动物与人的共患性疾病有100多种。如：狂犬病、结核、B病毒、鼠疫、炭疽、甲肝等。”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科普宣传处处长的赵胜利则指出：人们食用的野生动物，大多生存环境不明，来源不明，卫生检疫部门又难以进行有效监控，许多疾病的病原体就在对野生动物的猎捕、运输、饲养、宰杀、贮存、加工和食用过程中扩散、传播。由于病体罕见，人吃野生动物染病后，要么诊断不清，要么难以治疗，甚至稀里糊涂丢了命——
二十年过去了，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警告，我们到底听进了多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