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年终特稿|带着毒气生活的后半生
一双手。老人的手。但看起来有些不一样。
手指短了一截，无法完全张开，指缝黏连处，有依稀可见的白色细线，好像蹼掌一般。
那是日本遗留的化学武器毒气弹在李臣身上留下的印记。
李臣，生于1945年，1974年佳木斯毒气事件受害者。
1945年，日军撤退侵华战场前夕，将大量未使用的化学武器或丢弃，或埋藏于江河、草丛、田野、洞穴……
这些化学武器在和平年代被人们无意中捡拾、触碰，造成至少千人死伤。
一场战争结束了，另一场战争在受害者们的身上生长，敌手是长久的困顿，病痛的无解。
毒气像幽灵一样萦绕不息。在余生，他们向隔空的历史喊话，在仇恨与和解的拉锯中对抗时间，也对抗死亡。
中毒
1974年10月20日凌晨一点，松花江上白雪茫茫。
一艘绞吸式挖泥船“红旗09号”航行在佳木斯市防洪纪念塔上游200米处，正在船坞口清淤。
天气越来越冷了，好在船舱里开着暖气，明亮如白昼。加油工李臣不怕冷，他29岁，虽然长得清瘦，大家伙都叫他“小牛犊子”，1968年当了兵回来，进入黑龙江省航道局，干什么事都冲在前头。
李臣喜欢待在江上，好像海军似的，感到光荣。每年4月开江，10月回来。船员吃住都在一起，闲时织网打鱼，开春吃黄豆芽子汤和馒头。
三年前，他结了婚，一年前，大姑娘出生。船在江水上浮浮沉沉，媳妇儿吴凤琴的娘家就在岸边，有时经过，水多时，能看到那个屋子，水少，江坝会挡起来。“一走一过，像大禹治水。”
距离回家的日子没多久了。
船底，泥泵发出“咣当咣当”的撞击声，里面的叶轮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泥泵裂了一条缝，掺着泥沙的水漏到李臣和师傅二管轮肖庆武脚下。俩人打开泥泵，“里头有个铁器的东西！”
好像是一颗旧炮弹。头破了，黑色油亮的液体流出，涌上一股大蒜烧了的辣味，水不断往下滴。
没十几秒，他开始流泪，身子肿胀，所有发痒的地方都变成紫红色，起水泡。接触过炮弹的船员渐渐上不来气，黄水吐了一摊又一摊。
水泡越来越大，李臣傻了。大了后又“嘭”的一声爆了，里头黄色的黏液流到哪儿，哪儿就痒起来。
事后他才得知，那枚“炮弹”是日军在撤退侵华战场时留下的化学武器的一种——芥子气与路易斯剂混合毒气弹。
但他还不知道，芥子气是化学战中常用的糜烂性毒剂，毒性难以随时间消退。从成分上来看，这是一种性质活泼的烃化剂，能与许多细胞成分起烃化反应。也就是说，中毒后的人体就像一座失去防护的城池，多个系统都有可能受到攻击。
抢救争分夺秒，李臣被送去佳木斯224医院，哈尔滨医大一院，哪里都没辙，又上沈阳202医院救治。诊断书显示，李臣被鉴定为“双手双前臂芥子气烧伤（2度）90%，双手指缝和手背损伤较重”。
去机场的路上，李臣坐在救护车里，看到媳妇儿吴凤琴急急忙忙赶到医院门口，两人连句话都没来得及说。
车子开了，隔着窗户，她朝他摆了摆手。背上，姑娘还靠在吴凤琴肩头沉沉地熟睡着。
偶然与茫然
历史那种残酷的偶然降临在他们头上。
吉林省博物院原副院长赵聆实曾作《中国敦化日遗毒弹受害人情况调查报告》，记载人们接触到毒气弹致伤致死前的场景：上山采集野菜、打草碰到，田地里翻出，孩子玩弄，捡到后准备掏空做钟用。
引发中毒的不一定是弹体本身。2003年8月4日，5个装载毒剂的金属桶在两米深的土层被挖出，随后的几天，桶罐和沙土成为毒气散布的两条途径，造成齐齐哈尔市44人伤亡，被称为“八四事件”。
也有人在毒气弹被挖掘出来二次埋藏时中毒。吉林敦化市哈尔巴岭村村民张甲祥记得，小时候吃完晚饭，老人们围在一起，父亲就讲起当年运送炮弹的故事：1951年起，敦化成立废毒弹处理委员会，将各地的炮弹搜集、集中于哈尔巴岭的深山掩埋。村里，公社每个大队出一人一马爬犁，昼夜不停地运了三个冬天。大的炮弹一个就能装车，小的集中在木箱子里。他们没有防护工具，只戴着棉织的手套，行走在冻住的草甸子上。有同伴褪去手套，擦了擦落在眉毛上的霜，又去撒了泡尿。第二天，全身一点点变烂。
这样的偶然更多源于日方多年来未公布遗留化学武器的具体位置与明确数量——为隐藏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罪行，日本军部在二战结束前将许多资料烧毁，使得民众一无所知，也难以预防。
关于日遗毒气弹的数量，中国代表团在1992年的日内瓦裁军会议上提供的数据是约200万发（枚），化学毒剂100吨，它们曾出现在中国各地，“八四”事件后，吉林敦化莲花泡、黑龙江吉安、广州番禺、山西太原、天津开发区等地相继发生过日遗化武伤人事件。
初步统计的受害人数为2000人。黑龙江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原副所长高晓燕告诉记者，在走访调查中，她发现实际受害人数超过了这一数字，大约在2000—3000人。在化武不为人知的早些年，中毒往往被称为“怪病”——哈尔巴岭村一位村民锄草后，腿肿得跟小番茄一样，要把棉鞋剪开才能把脚拿出来，他的症状与中毒极其相似，但谈起当年的病症，邻居脸上透着不解，“那是因为毒气弹么？”
图为受害者被毒气侵害的肢体细节。
黑龙江北辰律师事务所律师罗立娟回忆起第一次听“八四”受害者讲述中毒后的遭遇，他们急切地说，“水泡最开始是小红疙瘩，然后变成小绿豆粒儿那么大，又变成黄豆粒儿，然后鸽子蛋那么大，鸡蛋那么大，最大像馒头那么大。”
在她看来，那是找不到语言形容的迷茫。受害者们大多来自农村家庭，只能用最贴近生活的食物来表述。侵华战争、化学武器，很少有人提及这些庞大的字眼。
不只是受害者，大多数人都对毒气弹和芥子气的性质无从得知。
当年8岁的女孩高明是齐齐哈尔“八四事件”的受害者之一。
中毒出院后，小学一年级报到，校长办公室里，母亲陈淑霞劝着，“这个病不传染”。对方不信，“家长都跟我说，如果高明要上这个学，别的小朋友都会退学。”门外，走廊很静，高明盯着地板，走也走不了，全都听到了心里。
在家，几个屋共用一个院子。她抱着被子，蜷成一团。外边的人唠孩子上学、结婚，下了班打招呼，男男女女的声音在她脑子里越来越大。
“我呆不了了。”2003年一个秋夜，她告诉父母想离开这个让她中毒的地方。一家三口连夜收拾，空了橱柜，扔了一半的衣裳。锅碗瓢盆和一个小柜子，用旧被单裹着抱上了卡车。
靠在窗口，她迷迷糊糊听到母亲平静的声音，“姑娘，早点睡，明天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窗外黑黢黢一片，卡车往西南行驶，别过大大小小的化肥经销处和饭庄，到了近30公里外的富拉尔基小北村，陈淑霞的娘家。
上了新的小学，她习惯把手缩在校服袖子里，避开别人议论的目光。
最怕上课的时候被点到名，过去高明是班级第一，因为中毒后记忆力下降，她连最简单的应用题都解不出来。站起来回答问题，感觉全世界静得骇人。
留下的烟黑色疮疤，洗脚时总能看见，却怎么搓也搓不掉。等家里大人都走了，她把门窗关紧，大声喊叫。
少年时期，高明慢慢长成了一个敏感、沉默的孩子。直到初中，班主任告知全班这个病不传染，叮嘱同学间好好接触，她才得到了安慰。
后来，喜欢的男孩子到她家做客，两人坐在地上，男孩讲了家里的困难，爸爸生病，哥哥不找工作。听着听着，她终于把自己那段经历慢慢地唠出来了，说一会儿，停一会儿。对方没有多打听，只问，“你小的时候是不是很遭罪？”
那一刻，她感到整个人变得轻盈许多。
一生的病痛
一个笼子里头，几只小白兔子蹦蹦跳跳。伸进来一双手，给它们抹上芥子气，不一会儿，毛掉了，仿佛烧伤了一片，上了药还是不好。
看到这一幕，李臣知道没希望了。
在沈阳202医院治疗后，他又被送往北京解放军307医院，边实验，边治疗。
一位“八四”毒气事件受害者的眼球诊断图（上）；日本医师矶野理有关芥子气治疗的学科论文部分截图（下）。
受害者身上出现的症状不只局限于皮肤和眼部。根据日本民间医疗组织“全日本民医连”2006-2014年为受害者体检所得出的研究结果报告书，病症还包括肝功能异常、高血糖、支气管壁增厚和肺泡区域受损、免疫机能损伤等。随着检查的深入，医师团渐渐发现，化武受害者身上存在更为严重的植物神经紊乱和高度脑功能障碍。
日本京都民医联第二中央医院原院长、神内科医生矶野理说，芥子气中毒治疗困难，毒气作为杀人武器被研制出来，未曾研究治疗方法。因此医疗领域目前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案，只能对症治疗。这意味着，后遗症将伴随受害者的一生。
中毒最初那几年，一到变天，李臣的伤会复发。每天早上，他沾点水，用手把溃烂的上下嘴唇撕开。很长一段时间，他指缝连在一起，即使在医院切开，也会再次长起来。
每夜每夜，他睡不着觉，浑身是脓，把被子浸湿。
神经失常时，他脑袋痛得咬下自己肩膀一块肉。有时，吃饭吃到一半，桌子一掀，碗筷哗啦啦摔了一地。老大胆小，吓得哇哇直哭。
直到今天，一看到李臣生气，近50岁的女儿还会马上安慰：“爸你别生气。”
还年少的孩子无能为力，只有一起咒骂日本。
那些年，李臣往墙上撞，妻子吴凤琴会用手抵在墙上。
她常常在睡梦中惊醒，梦中李臣流了一地的脓，但难过从来不让李臣看见。
航道局开具了李臣丧失劳动能力的证明，家里全靠吴凤琴。白天，她领着孩子在外捡煤渣，挣医药费；晚上，回家为李臣换尿盆，换药，打理得干干净净。
1985年大年初七，女儿从门缝里偷看别人吃饺子，问李臣“为什么我们家没有？”他兜里揣着1块钱，走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找不到方向。
他买了两瓶敌敌畏，回到家兑了白酒喝下，最终被吴凤琴救了回来。
从医院回到家，饭桌上，李臣低着声音说：“要不你还是找个别的出路吧。”妻子没接话，换个笑脸，哄着他说：“有你才是完整的家。”李臣不吱声了。
2004年，日本纪录片导演海南友子在采访笔记中记下，李臣夫妻俩关系很好，但生了二姑娘后的25年来，因为中毒，两人没有性生活。
吴凤琴不懂，为什么“不能让想爱的人去爱，想相爱却不能相爱”。
李臣记得，结婚时，家里拮据，他们就去动物园溜达了一小时。天空下着小雨，他俩打着伞，靠在一块。回到租的房子里，邻居帮他们打开门，说一声：“小两口，进屋吧！”一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
皮肤溃烂的症状逐渐好转，然而其他并发症接踵而至。
2004年，李臣做心脏搭桥手术，同时查出糖尿病。固定肋骨的钢丝将骨头勒碎了，血管取了两次，第一次因为过于脆弱无法使用。
手术完，刀口长时间无法愈合，医生只能再次开刀，发现里面都化脓了。其他人最多一个月时间愈合，他花了102天。
愈合后的日子，他仍与医院和药物为伴，好在孩子长大、结婚，逐渐能支撑两人的生活，夫妻俩在借住房子的屋顶栽种了花……
李臣病房里的金鱼缸。中毒后，李臣一直断断续续地住院，这些彩色的小鱼成为陪伴。
2007年7月18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驳回了中国原告的全部诉求。图为李臣在开庭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脱裤，向记者展示毒气在身上留下的伤痕。
铁架床边的瓷砖地是李臣平时的活动区域，腿脚不便的他只能在这里数着地上的格子活动筋骨。
高明，生于1995年，2003年齐齐哈尔“八四”毒气事件的受害者。
护肤品排列在桌前。高明是“八四”毒气事件中年龄最小的受害者之一，中毒时不满8岁。
2006年，一家日本机构对毒气受害者进行了集中体检。高明是第39号受害者。
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后，高明回到了学校，但同学们都躲着她。之后，高明一家选择搬到了离齐齐哈尔约四十公里外的富拉尔基生活。
困顿
中毒十多年后，一天夜里，徐志夫瞅着瞅着，窗外的星星不见了。
“八四”事件发生时，他是化工厂警卫队队长，每天值夜班，身体硬朗，在保管金属桶时触碰和吸入毒气，当年45岁。
消失的星星是视力下降的前兆。他脾气硬，过往的痛都忍下了，但唯独视力受损他受不了，世界变成灰黑色，媳妇、儿子都变成一个圆圆的轮廓在动。
他的记忆时而模糊，走到家门口，往往会忘记回去的路。
有一回，儿子徐天男在房间写字，在一旁床上的徐志夫噗嗤一下乐起来了，后来时不时就笑。媳妇总问，你笑啥呀。
徐志夫说，我他妈哪知道啊，我要知道我就哭了，我不笑了。
“我一开始觉得恐怖，后来知道其实是大脑得病的信号，不受控制。”在徐天男向记者陈述父亲伤病的时候，徐志夫又不自觉地笑出声来，“呵呵呵——咳，咳，啊呵呵”。
很快，那些没有尽头的疾病耗空了他们微薄的积蓄。
杨树茂在40岁中毒后，感冒、发烧、眼睛怕光、肝病、尿频、四肢无力纠缠着他，上一回医院100-300元，住一次院3000-5000元。他的医保是新农合，实际报销比例在30%-40%，仍有不少进不了医保的项目，“都试过了，没用”。
受害者在出院时曾收到日本政府发放的“协力金”，他的13万都花在病上。当年卖炒货挣来的十多万，也慢慢变成零，变成负数。
现在，他净吃止疼药，护肝片，消炎药，两三元一板，六七元一瓶，把疼痛勉强挨过去。到后来，心里难受时也吃，一天要吃20片。
有时，他在家旁边的农田能捡回不要的破烂白菜叶。捡着土豆，得用刀小心翼翼地削着，把黑色的孔挖掉，留下大块的薯肉。肉，两三个月吃一顿。排骨买不起，就买肥肉，搁锅里炖。吃到的时候变得特别香，孩子会说，“吃得好饱啊”。
三个孩子没告诉他，两个在高考前辍了学，一个没拿大学毕业证，早早跑到外地打工。
“谁让咱摊上这事？”那种许久没有答案的人才有的木然，挂在他通红到发黑的脸上。
受害者中，他曾是最积极挑头诉讼日本政府、争取权益的人之一。如今，他坐上一个小时不到就会感到闹心，必须起来走动。说话时，话音和叹息糅在一起。
秋夜虫鸣，他住的平房周围没几户人家，安静得让人难以入眠。他背过妻子，一个人下了炕，到院子里看看自家种的树，又走到大道上来回焦躁地踱步。月光清冷。
徐志夫，生于1958年，2003年齐齐哈尔“八四”毒气事件的受害者。
出院后，徐志夫想过继续上班，但其他工人不让他上公车，怕被传染。
徐志夫夫妇和一名日本记者在空地吃烤肉。日本一些民间团体曾对受害群体表示过关心和帮助。但对不少受害者来说，微薄的补助仍是杯水车薪。
中毒使徐志夫的视力基本丧失，经常生病，平时只能在家“听”电视打发时间。亲眼看到孙子是他活下去的希望。
杨树茂，生于1964年，2003年齐齐哈尔“八四”毒气事件的受害者。
杨树茂的午餐。他和妻子已经处于分居状态。杨树茂平时给自己做饭，一道简单的腌黄瓜可以吃好几天。
齐齐哈尔北疆花园。这里曾经是建筑工地，也是挖出五个装有芥子气铁桶的地点。
如今杨树茂独自住在这片宅子，生病没钱住院，只能吃些止痛药。
目前，针对中国日遗化武受害者，中日政府之间没有专项的救助、保障机制。让律师罗立娟体会更深的是，“他们受到的伤害是无形和长期的，影响到整个家庭，难以用金钱来计算。”
民间曾有帮助的力量。2006年起，化武受害诉讼日本辩护律师团与日本民间团体“中国战争受害者要求支援会”共同发起对受害者的体检及医疗救助。2015年，中国企业家王鑫岳出资50万元，委托中国人权基金会成立“化武受害者救助基金”，日本方面也成立NPO法人组织“化学兵器被害者支援·日中未来平和基金”。
但随着对日索赔的败诉及日本经济下滑等原因，资金募集越发困难，微薄的补助对众多受害者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
得病后，杨树茂妻子开始捧着圣经念叨，“为你治病好”。
徐志夫的媳妇每天去上“保健课”，上完抱回来一个饮水机那么大的治疗仪，方方正正，插着电极线，说能哪疼治哪。
他知道，那是长期无解后的最后一丁点期望。
胜诉后的败诉
中毒头几年，电视里，播着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新闻，原本在病床上虚弱躺着的徐志夫一跃坐起，直着脖子，大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健康身体！”
“噫，恨啊。”但说起那些年复杂的记忆，他几近失明的眼睛好像又出了神。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签订联合声明，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受害者依然具有向日本政府提出民间赔偿的权利。
1998年，黑龙江律师罗立娟开始参与包括李臣等多位日遗武器受害者在内的对日集体诉讼案件，她发现，有近300名日本律师在义务为中国受害者打官司。
“他们的观点是‘我们在为受害者伸张正义，也是在帮助自己的国家，纠正我们国家的错误，是我们走错了路，走得偏激了’。”
罗立娟惊讶极了。从此，她和日本律师团带着受害者在两国奔波，官司一打就是十多年。
3秒。李臣记得清楚，2003年9月29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他坐在原告席上，审判长片山良广走进来，对他微笑了一下，然后拿着判决书宣读。3秒后，周围的律师激动得敲桌子、椅背，跪在地上磕头。
李臣听不懂日语，他反应过来，这应该是胜利了，泪水夺眶而出。
判决书明确：二战日军化学武器的遗留是战争中发生的有组织的行为，日本政府应能预见其危险性。如果早日向中国政府提供遗留化武的信息，中方就能尽早发现并进行安全处理。日本政府因“不作为”导致了伤害事件的发生，要向包括李臣在内的13名受害者赔偿1.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400万）。
这场判决轰动了日本，罗立娟介绍，“整个战后，包括毒气弹、慰安妇、细菌战等等所有对日索赔，这是唯一一起全案胜诉。”
那时候，李臣的身体逐渐变弱。日本律师告诉他，李臣要没了，证人就没了。
罗立娟回忆，吴凤琴曾说，李臣开始好好吃饭，之前有的药不愿吃，后来整箱整箱买。只要碰到上日本请愿、开交流会，李臣几乎从不拒绝，见到罗立娟会唠，“我要好好活着，我这还有任务没完成。”
2小时。胜诉后日本政府决定提出上诉的时间，李臣记得也清楚。
2007年，东京高等法院在二审中推翻了一审胜诉判决，在这之后，日本最高法院驳回受害者上诉请求，宣判原告败诉。
2007年7月18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前，毒气受害者李臣、孙文斗与律师罗立娟握紧拳头，为自己打气。
2007年（平成19年）7月18日，庭审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毒气受害者之一孙文斗眼中泛泪。
2007年7月18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门口，一名律师举着“不当判决”的竖幅文字。
2007年7月18日，日本东京游行现场。游行由日本律师和民间支持会组织，受害人李臣、孙文斗走在队伍最前面。
2007年7月19日，日本读卖新闻刊登中国毒气受害者二审败诉报道。
从老人机里听到律师告知最终结果的那天，李臣躺在病床上，一整天没有说话，他不甘心，一直以来，他像在对着空气挥舞拳头。
初到日本，他走在街头，感到陌生、新鲜又恍惚。距离战时的日本已经过去50多年了，道路一尘不染，行人秩序井然地走在马路上。
在东京的街道，有位日本大姐认出他是中国人，往树墙一边靠过去，给他让路。李臣走到她面前，敬了一个礼。律师团曾组织他们游行，讲述受害经过，募集诉讼善款。一位61岁的大爷，穿着深蓝色的衣服，头发已经稀少，走到李臣跟前，“不知道日本曾做了这么多坏事，作为一个日本人，感到非常耻辱”，他磕了三个响头。
“历史是活的”
李臣案的胜诉给了“八四”受害者信心，2007年，经与日本政府协商三年无果后，“八四”受害者提起诉讼。
徐志夫是一审的受害者代表。他整了一套西服，理了头发，什么也没拿，就带了一个皮兜过去了。
他不知道买什么，就在家附近买了20多个小小的福字，几块手绢儿，印着花的，叠好装到兜里。见到日本友好人士，一人给一个。
一位将近90岁的老太太，白发苍苍，脸上堆着皱纹，当兵的时候曾在中国做俘虏，后来在东北的医院成了大夫。她握着徐志夫的手，摇了又摇，“对不起，战争给你受害了”。两人唠了很久，说着亲切的家乡话。
高明喜欢日本，她跟着律师去了三次。那里的空气澄净、湿润，夜晚，街边一排排商店闪着霓虹灯，商场里卖什么的都有。
而在家，日头总是不落，穿凉拖出门，回来时脚底就有一层沙子。她的行走范围只有以家为圆心的一小块，因为免疫系统损伤，她走到几百米外的道边都要大口喘气，有时走也走不回来。
从日本回到家一个人呆着，她又感到说不清的难受：那么好的一个地方，为什么曾经造成了这么多的痛苦？
日本友好民众和孙文斗之子孙永刚的往来信件（澎湃新闻记者傅小凡制图）。
“八四”受害者的诉讼，最终也以败诉作结。
罗立娟介绍，四起案件中，日本法院对遗弃化学武器的事实、受害者的伤害程度、治疗过程都给予认可，不支持诉讼请求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遗留化武的地点在中国，认为日本政府无法去到他国排除危害；二是不判决个案在法院胜诉，而由政府采取措施，建立一个全面的窗口或制度来解决遗留化武问题。
在罗立娟和日本律师看来，败诉不是由于法律上的障碍，而是政治上的因素。目前，日本民间支持会仍在向政府、党派提交材料，期望建立接待受害者的渠道。
多年漫长的诉讼过程，她也感觉到受害者的变化。
“历史是活的，不会死的。”
“我当初来的时候，我就是希望日本政府赔我钱，但是现在，我个人也可以代表“八四”受害者——如果日本政府能尽快在中国销毁化学武器，我宁可放弃我的赔偿。”
受害者冒出来的三言两语，让罗立娟震惊和感动。最初，她感觉他们不太了解历史、政治，很多人是打工者，也有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下来。提到中毒，他们会说“很痛苦，伤害挺大”。
慢慢，有时在法庭，有时在媒体见面会，或是民间团体接待、给日本外务省递材料的时候，受害者会临时触景生情，激动地表达对历史和现实的观点，甚至放弃个体的权利。“没人教他们，他们经常接触各种活动和对这个问题的评价，通过听到、看到的沉淀。虽然表述不一致，也不那么流畅，但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方式。”
然而，受害者期待的化学武器销毁进展缓慢。
1997年，《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生效，规定缔约国有义务销毁遗弃在其他缔约国领土上的化学武器。1999年7月，中日两国签署了备忘录，明确日方为销毁遗弃化学武器提供一切必要的资金、技术、专家、设施及其他资源。
中方对日方的工作给予了支持和协助，外交部设立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办公室，同时，每次挖掘回收作业现场，中方都派出专家，并派保卫、医护等人员予以配合。
但日方两次将销毁时限延长，最新截止日期为2022年4月29日。根据日本内阁府遗弃化学武器处理担当室的统计，到2017年年末，共发掘和回收62615发，废除49607发，距离销毁目标相去甚远。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告诉记者，日本化学战的事实掩盖了半个世纪，日遗化武问题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及施加压力，是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一战德国使用化学武器，就受到了全世界的谴责。当然，我们自己推动的力度也还不够。”
4月29日，童增致信禁止化武组织与日本政府，提出日方应定期向国际社会公开销毁过程，对日本遗弃在中国的毒气弹造成的再次伤害进行谢罪赔偿，并对毒气弹造成中国环境的破坏和污染进行检测、公开。
在一些地区，对污染的忧虑已经蔓延。哈尔巴岭村里，农闲时，村民们偶尔聚在一起，谈论河道里弯曲的鱼骨和近年来几十个因癌症离世的老人，即使没有直接证据解释这是否与用水源头——埋藏33万枚化学武器的山头有关。
恐慌被生存的难题压得淡了。村子海拔高，气候寒，长年只能种植苞米与黄豆。人多地少，年轻人早已外出打工，远离了村庄，留下来的村民们更在意的是今天山上采的蘑菇能不能卖个好价钱。
村委会主任孙立丰说，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最近时不时来监测水质、空气，但是结果还未向村民公示。“我们也搬不走啊”，他陷入了沉默。
余生
高明的床上，现在铺着蓝色的床单，缀着鹅黄、粉红的月季和百合。她觉得蓝色亮堂。
白色的床单和被套让她害怕。太像8岁中毒时的那个病房了，她记得那儿混合着消毒水和一股呛眼睛的熏人味儿，到处是喊疼的呻吟声。现在走到医院门口，她还会两腿发软，冒出一身冷汗。
“你没死呢！”“没呢！”“那谁呢！”“没了！”
每年体检，受害者们相聚在一起，诉说着只有彼此能理解的密语。
2012年，和他们同时期中毒的曲忠诚因肝癌离世，后又有另一位受害者宋权因脑血管疾患离世。没人能认证这与芥子气中毒的直接关系，日方医生对此称“可能性是存在的”。
生活在死亡阴影下，他们除了拿这开玩笑，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夜晚，徐志夫几乎没法睡觉，那些纠缠人心的记忆总是入梦。他想起李贵珍，在送往医院2天后就去世，全身95%溃烂，“不成人形了”。
还有曲忠诚，他俩住院的时候关系最好，虽然他只有30多岁，但是管徐志夫叫“老弟”，他唤“老哥”。“老弟，帮帮我，我给你好吃的！”他蹲在走道上起不来，腿里头都肿，徐志夫搀着他，一点一点走。
世事茫茫，他不知道下一次再告别的会是谁，是别人还是自己。
孙文斗，生于1960年，1982年牡丹江毒气事件受害者。他的胃部被诊断为烧伤性肠胃糜烂，现已被切除。
梁红格，生于1963年。2003年，他戴着手套在齐齐哈尔北疆小区收捡废钢，没能逃过被感染的命运。
陈荣喜，生于1971年。“八四”毒气事件受害者。他和朋友们帮着清理道路上混有毒气的黑沙土，由此感染。
刘建彬，生于1955年，在收废品的时候接触到毒气筒，进入医院治疗。出院后经常头疼，并伴随顽固性感冒。
仲江，生于1961年，1982年牡丹江毒气事件受害者。他的免疫系统受损；一只眼睛患上肌无力，无法睁开。
王成，生于1981年。2003年，他和同事在收废品时误触毒气筒，毒液洒在鞋上，渗入脚面。当夜剧烈呕吐，双眼失明，身上长满水泡。
多少年倏忽而过，罗立娟明显感觉，受害者都老了，他们的步子变慢了，头上也冒出了白发。几个年幼的孩子如今已长成了青年，当年的青年有些也有了孙儿。
李臣没法再想着那些创伤了。
美国、加拿大……各地记者、学者来找他，他都毫无保留地讲述，讲到伤痛处，有时又犯病。
所有的相片和材料，他整齐地理在一个红色的抽绳包里，里面留着历史的证据，也留着他悲喜的记忆。深蓝色绒面镶金色小花的相册里，多是和日本律师、友好人士相拥在一起的老照片，大家脸红通通的，带着真诚的笑容。
他没等到日本政府的赔偿，2004年日本导演海南友子来拍摄纪录片，走之前留下了500元慰问金，他把这当作是日方的表态。
每天黄昏，他缓缓拖着步子，走出医院，走过几个街口，来到松花江边。他爱看人钓鱼，有人钓上来半米长的鲫鱼，他也乐呵起来。
眼前，松花江像一条碧青的绸子，江水平静地流淌，仿佛和45年前一样。
2019年11月，松花江面一片静寂。（除特殊标明，本文图片均来自澎湃新闻记者史阳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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