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雪莉之死，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行业的重要性
2019年，有韩媒报道，25岁崔雪莉离世，其经纪人在向警方陈述时，传达了崔雪莉患有严重抑郁症的情况；
2017年，有外媒报道，27岁“SHINEE”成员金钟铉离世，并称其在遗言中写道，自己为抑郁症所困，生前疑患抑郁症；
2012年，90后走饭离世，生前发出最后一条微博的内容是：“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没什么重要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拜拜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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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星到普通人，抑郁症等心理疾病似乎从来都是公平的，它选择了谁，谁就开始失去快乐……
而这些能被叫出名字的抑郁症患者不过是海面上的冰山，海面下尚有更多未知姓名的患者急需被进行心理干预。据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当前我国抑郁症患病率达到2.1%，焦虑障碍患病率达4.98%。截至2017年底，全国已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581万人。
同时，该报告也指出，公众对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认知率仍比较低，更缺乏防治知识和主动就医意识，部分患者及家属仍然有病耻感。
其原因，也许是中国心理咨询行业起步较晚、发展缓慢，其间各种问题凸显，包括公众认知滞后、治疗方案重药物轻咨询、公立机构工作量大、医患矛盾、咨询收费太低、社会化机构咨询师的信息真实性和胜任力评估问题……
中国心理咨询行业最早是精神病院孕育，而后发展到公立医院心理科，再到社会心理服务机构，直至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出现，心理咨询室又被搬到了线上。虽然，近年来大众对心理障碍不断加深的认知、对精神科大夫和心理咨询师的理解，以及技术的革新，让该行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也蕴藏着一些亟须被认知和解决的风险。
从精神病院到心理咨询中心
中国心理咨询行业起步较晚，虽然我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出现过心理诊所，但中途几近覆灭，到了20世纪 80年代初期，医疗机构才开始开设心理咨询门诊。
为此，早期精神病院就在很大程度上也负责了心理咨询的工作，在医疗机构开设心理咨询门诊后，就由精神科医生为心理咨询门诊导流，将患者介绍到心理咨询中心去。
陈壹就是由精神科医生导流到心理咨询门诊去的患者。2012年秋天，陈壹因为超过3个月的失眠、浅眠以及情绪问题等，怀疑自己是不是“神经病”，他像他生活的这座南方小城里的大多数患者一样，瞒着家人和朋友，带着病耻感，悄悄溜进精神病院寻求帮助。精神病医师只和陈壹寥寥几句沟通后，就开了些安眠药和抗抑郁药给他。
陈壹有些抱怨道：“我感觉我都没把我的症状说清楚，医生就给我开药了。另外，很多别的患者和家属都围在周围，让我很不舒服。”
当陈壹起身去拿药时，精神病医师叫住她并开口说道：“你的情况可能要去附近的心理咨询中心做长期的心理治疗。”
这是陈壹在影视剧之外，第一次听到“心理咨询”这个词。
正如前所诉，中国心理咨询行业确实起步较晚，陈壹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听到心理咨询中心并不让人意外。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除了医疗机构开始开设心理咨询门诊外，学校也开始设立针对大学生的心理咨询服务机构，而社会心理咨询机构则到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
2001年，原卫生部颁布《心理治疗师职称考核》，随后举行了正式考试，标志着医疗系统内心理治疗的专业化。直到2002年7月15日，政府出台了首个国家职业标准——《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中国心理咨询行业才开始有所发展。
随后，在公安、部队等系统内部的心理咨询与治疗也已经逐步发展起来。
而我国心理咨询行业发展真正处于双向培育期则要到2008年，其最主要特征是医疗体系占主导地位。
出于好奇，也出于“想要睡个好觉”的心，陈壹决定听从精神病医师的建议，到这家医院开设的心理咨询中心就诊。考拉医生是陈壹第一个约见的心理医生。到一家公立心理咨询中心寻求帮助，因为首次就诊，无预约医生，所以大概是靠“缘分”找到了考拉医生。
彼时，考拉才从业1年有余，擅长领域是亲子关系、亲密关系、人际关系以及引发的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等。
在登记挂号后，考拉医生递给了陈壹一份超过百题的自我测量表和一张白纸。完成测量表后，考拉医生告诉陈壹：“试一下在白纸上画你自己。”
不多时，考拉医生根据陈壹的测量分数和自画像分析结果认为，陈壹患有重度抑郁，建议长期咨询。考拉医生告诉陈壹：“你可以每周来这里一次，做每次大概2小时的咨询。”
担心费用无法负担的陈壹，再三确定了“每50分钟只要收费80元”后，接受了考拉医生的建议。此后1年，陈壹都在考拉医生那里接受心理治疗直至康复。
陈壹说：“心理咨询挺好玩的。有时候好像就只跟医生聊聊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聊完就感觉舒服很多。有些时候也会玩玩角色扮演、催眠和沙盘等，更多时候就像在玩。”
业内人士指出：“催眠、沙盘及角色扮演都是一种技术，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玩，而是为咨询服务的。”除此之外，心理咨询常用的技术“有很多，看需要，比如脱敏技术、空椅子技术等”。
据《我国社区人权常见心理问题及其心理咨询方法的研究进展》，2004~2014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普通人群常用心理咨询方法的文献中，行为疗法占比最高，达48.19%；认知疗法次之，占比约34.39%；而森田疗法则约占10.02%；精神分析疗法约占3.09%；来访者中心疗法约占1.62%；箱庭疗法等其他方法占比约2.51%。
也许大众对心理障碍的认知正如陈壹所经历的，从精神病院到心理咨询中心，逐步把精神病和心理障碍的概念区分开。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李闻天曾在一次采访中透露：“近几年明显感到，社会大众对心理疾病的认知度、接受度和包容度高了，甚至有些青少年也会主动寻求定期的心理咨询服务。”
离开公立单位是一个趋势
2019年10月10日是我国的第八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我国的心理咨询行业也发生了变化，公立单位的心理咨询门诊也许已经满足不了心理咨询师和市场的需求。
“离开公立单位，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趋势。”考拉医生颇为笃定地说道。
2019年也是考拉医生从业的第八年。前两年他从公立医院的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离职。目前，他就在重庆的一家心理咨询工作室工作。
工作量大、医患矛盾以及咨询收费太低等是公立单位心理医生离开公立医院可能的原因。心邻诊所创始人胡三红医生曾在一次采访中透露，公立医院心理科一天接待的患者可达几十个，甚至是上百个，同时，可能还需要负责一些教学和科研工作。
像考拉医生这样拥有多年从业经验的心理治疗师，可能还会成为心理咨询与治疗部的负责人，则还需要承担一些管理工作。
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一些病人的不理解。大量的接诊数导致治疗师了解病人的时间很有限，为此，就有一些病人抱怨看病时间太短太急，怀疑医生在敷衍了事。
与动辄几百上千元的社会心理咨询机构的报价相比，公立医院心理科不到百元的收费标准确实太低，使得公立医院心理科因不创收而被边缘化，打压医生开展心理咨询的积极性，从而人才离职时有发生。
据简单心理、北京大学心理学部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以及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联合发布的《2018心理咨询行业人群洞察报告》，2018年咨询单价300元以上的占比约77%，而300元以下的仅占比23%左右。
另据《北京商报》记者的不完全统计，2019年，广州公立医院心理科的诊费定在每40分钟60元，北京低至每小时60元，而沈阳市物价局规定心理治疗费是40分钟收33元，之后每20分钟加15元，此标准已经27年没有调整。
正在公立医院任职的陈医师也略带吐槽地说道：“确实工作量大，收费低，收入也低。”陈医师是学习临床心理学的科班出身，毕业后就一心想进入公立单位，现已如愿，从业几年。据她了解，在同事当中，比较少会在私下时间再接个案，“大家都比较想休息”。
考拉医生则从心理咨询师职业发展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他认为：“因为心理咨询这个行业对咨询师要求很高，要不断学习、成长，但是一般公立单位满足不了这个需求，只会限制了咨询师的发展。”
有报道称，公立医院心理科主要以开药为主，患者的就诊时间比较短，无法对每个患者进行详细的案例分析。这些可能不利于咨询师的水平提高。
陈医师则表示：“就诊时间短，无法非常详细，也是有这个可能，但并不一定说，要详细才算一个个案。”此外，陈医师认为，个案经验只是影响咨询师水平的其中一个因素，并不是用以判定咨询师水平的唯一标准。
首席咨询师、督导师王雪岩曾在知乎提问“怎么判断心理咨询师是否专业呢？”的回答中提到个案积累对咨询师专业度的影响，她回答：“必须是在接触至少百个案例、500小时以上的咨询经验的水平上才能衡量。”
心理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沈言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个案积累对咨询师来说，“一方面在于积累咨询经验；另一方面在于不断实践，咨询师不断触碰各类议题也会促进个人的成长”。
心理咨询工作室属于社会化心理服务机构，服务对象为具有一般心理困扰的人群，提供心理咨询、心理援助等服务。其虽然不具有处方权，但能为咨询者提供充足的咨询时间，方便咨询师和咨询者互相了解，帮助咨询师完成个案上的经验积累。
挤破头考进公立单位的陈医师，再次申辩说道，通过个案的数量和质量，也“不好评价”对“提升一个治疗师的水平”的意义。
她坦言：“其实医院的病种应该比较多。我进来工作是因为既能从事本专业，也相对稳定一些。”但不可否认的是，“单纯医院咨询中心，本身费用就低，我们医院现在是一个小时100元”。
“我觉得年轻的应该不会（离职），毕竟经历和名声都还没积累。不过（有）两个离职了，一个是学习去了，一个是（成为）自由职业者了。”
2019年7月，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释放的信息却似乎侧面印证了考拉医生的猜测。该报告提出，培育社会化的心理健康服务机构，鼓励心理咨询专业人员创办社会心理服务机构。通过向社会心理服务机构购买服务等方式，逐步扩大服务覆盖面。
也许，又一波公立医院心理科“离职潮”正在酝酿。
我自己现在也在做线上的
网络心理咨询的正式出现大致可以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的精祌卫生咨询在线服务。2000年前后，国内出现了上海国际心理咨询网、中华心理网、东方心理咨询网等均提供网络心理咨询，其中，上海国际心理咨询网每提供一次心理咨询收费200元。
2010年前后，线上第三方心理咨询服务平台逐步出现，并获得资本市场青睐。
从公立机构离职后，考拉医生除了运营自己的心理咨询工作室外，同时也看到了线上心理咨询平台的机会。
“我自己现在也在做线上的。”考拉医生力挺垂直心理类线上平台，“我觉得这样的平台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城域的局限，（患者和医生的）选择性扩大了。”
陈壹和考拉医生的看法相似。陈壹发现线上心理咨询平台可以根据咨询价格、擅长领域、从业经验、用户评价以及咨询方式等条件，自由选择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心理咨询师。此外，一些平台还会推出限时优惠活动，在不了解咨询师水平的情况下，以比较低的价格进行首次体验。
但是，令陈壹苦恼的是，虽然一些优惠活动能够降低试错成本，“可还是太费钱了”。他第一次在平台上预约了一个同城300元/次的咨询师进行面对面咨询，效果不是太理想。陈壹又第二次在另一个平台上预约了不同城市450元/次的咨询师进行语音咨询，咨询进行到第二次时，陈壹又开始“怀疑咨询师的水平了”。
“不知道这样的试错还要进行几轮？”陈壹诉着苦说道。
陈壹的困扰正是沈言所担忧的，她认为线上咨询最大的弊端在于“如果平台对咨询师的筛选不严格，（就）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就像陈壹所遇到的就是问题之一。
《心理科学》期刊曾发文认为，我国大陆地区的网络心理咨询尚不成熟，当前网络心理咨询的最突出问题就在于咨询师的信息真实性和胜任力评估的问题。其次，来访者的匿名性也存在风险。来访者可能是未成年人、危机个案，以及存在双重关系的可能性。另外，该论文强调，网站的安全性和加密是目前网络心理咨询亟须引起重视的问题。
尽管线上心理咨询平台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考拉医生认为：“总的来说益处多于弊处，有合适的就会入驻。”
如果站在病人的角度来看，陈医师表示：“只要能够帮到他们，（什么渠道）都是可以的。但最好还是当面会谈，（可以）了解双方语气，观察到对方的非语言（信息）。”
而《2018心理咨询行业人群洞察报告》则显示，只有30%的人会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而阅读专业书籍和上网查找资料的分别占到62%和47%。用户在面对心理问题时，通常首先自己看文章、做测评、看课程，而不是向专家求助。
但从趋势上看，有分析人士认为，收费的网络心理咨询服务在扩大，服务形式也由私人心理机构延伸到第三方平台，借助第三方平台开通网络心理咨询服务的咨询师和机构数量庞大。多数线上平台在提供网络心理咨询服务的同时，也会提供知识信息、心理测验、问答等其他服务，对于公众而言是重要的心理求助资源。
今年，在资本市场方面，似乎心理健康赛道也并没有明显变冷。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前，在互联网心理健康赛道，共发生4起融资事件，分别是：2019年5月，壹点灵获投数千万元；2019年7月，抑郁症研究天使轮获投数百万元；2019年7月，壹心理B轮获投数千万元；2019年8月，邵阳医生A+轮获投5000万元，其中壹心理获得的B轮融资是该赛道迄今为止最高的融资轮次。
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亦将“心理健康促进行动”单列，提及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倡议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创新服务模式。
或许，“互联网+心理健康”尚有弊端，但可以通过提供知识信息、心理测验、问答以及专业的心理咨询等服务，成为公众心理求助的重要平台。
责任编辑：刘德宾 SN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