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垃圾博士”的零废弃生活：手机没装任何购物APP
▲2011年毛达去河北文安县考察废塑料回收处理的环境问题。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记者郑丹邓鹏卓编辑赵吉
“垃圾博士”，是42岁的毛达给自己起的绰号。
早晨7：40，毛达和儿子一起出门，儿子拎一个绿色的小桶，盛着鸡蛋壳、苹果皮、西蓝花叶；毛达背一个老旧的蓝灰色背包，里面是他每天随身携带的“五宝”：水杯、餐具、手帕、环保袋和打包袋，它们的使用时间分别是10年、1年、2年、半年和1年。
父子俩穿过一个路口，拐到学校所在的街道，向前不到100米处止步在厨余收集车边，毛达倒掉厨余，再和师傅寒暄几句，父子俩各自去忙。自从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今年4月开始实施定时定点收集厨余垃圾后，倒厨余成为父子俩之间具有仪式感的环节。
毛达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美国的“零废弃达人”贝亚·约翰逊将一年内生产的垃圾积攒起来，仅仅装满一只很小的玻璃罐，这就是他倡导的生活。
“零废弃”（Zero waste）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还是一个新词，它是指对生活各方面资源进行3R合理管理：源头减量（Reduce）、重复利用（Reuse）及回收循环（Recycle），使最终送去填埋和焚烧的垃圾减到最少，无限趋于零，避免资源变成垃圾。
作为零废弃联盟的创始人，毛达关心环境问题，并一直践行着这样的生活。他的微博头像已经用了10余年，是一张他手举着西蓝花模仿自由女神的图，他问记者：“你不觉得它像绿色的火炬吗？”
“零废弃”是一种理想状态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开始践行“零废弃”理念的？
毛达：2004年，我从澳大利亚留学回来，加入了国内公益组织“北京地球村”，那时候就开始跟环保人士对垃圾产出“减量”，不过那时候，也不知道“零废弃”，只知道这样环保。到2009年左右，这个词儿才被大众熟知，所以没有具体的时间。
新京报：日常生活中，你有哪些“零废弃”的习惯？
毛达：坚持最基本的一些事，最简单就是平时包里准备能帮助避免一次性物品消费的东西，比如水杯、筷子、环保袋、手帕、拖鞋等；尽可能少使用包装袋，如果航班在中午，就选择在机场用餐，拒绝飞机上提供的餐食；不必要的情况下不会打印纸张；家里也尽量买没有漂白的卫生纸，用丝瓜藤刷碗，用茶籽粉代替洗洁精。
另外，我手机上也没有任何购物APP，我宁愿多花几块钱去书店买书，也不想网上买书浪费快递盒。
新京报：你“零废弃”的理念会跟家里产生分歧吗？
毛达：会，我之前会在家里堆肥，就是把厨余堆放处理成有机肥料。我家人对堆肥的气味也很敏感，还因此发生过争执，我在顺义住的时候，家里有两个堆肥桶可以交替使用，四年之后搬到城里来就不再堆了。家里地方小，一有味道，家人就会有意见。
我的原则是少买衣服，只要不坏就不扔，但妻子看不惯我一年只穿那么几件衣服。记得我有一件衣服是2009年买的，去年妻子让我扔了，我不愿意，但相比之下家庭更重要，最后还是放进回收箱了。
新京报：“零废弃”和日常生活难免会有冲突，你怎么处理？
毛达：有一点很重要，“零废弃”不等于不生产垃圾，只是尽量少生产垃圾，同时产生后能实现闭合循环。我也是普通人，也会有欲望，比如有时候特别想喝可乐，就会去买。但我会尽量买玻璃瓶，因为玻璃可以循环利用。我们说的“零废弃”，是做到在能力范围之内不会让自己有愧疚感。
▲毛达参加东方卫视的节目。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国内外的一些“零废弃”达人，示范过接近极致的零废弃，那是你的理想效果吗？
毛达：这是一种理想状态，我觉得挺好玩的，它不是一个负担，而是一个挑战。如果我的家庭能跟我意识形态一致，我也一定可以做得到。
最著名的“零废弃”达人一年只生产1罐垃圾，中国也有“零废弃”达人开无包装的网红店，他们做得很好，这个社会总要有一些先锋，他们能够证明“零废弃”的生活下，大家照样可以活得很好。
新京报：作为“零废弃联盟”的创始人，你会主动跟别人宣讲“零废弃”理念吗？
毛达：很少讲，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不可能天天绷着这件事情。如果对方对此感兴趣我才会讲。不过也有一种情况，比如有的人知道一次性筷子不好，但是他在一桌人里会觉得自己不使用不好意思，这个时候我若拿出自带筷子，可能会让一些有环保意识的朋友下次做出改变。
学习更扎实的东西
新京报：你本科就读航空专业，为什么后来加入环保领域？
毛达：我对社会公共事务比较关心，想出国留学换个专业。选专业前，我看了莱斯特·布朗的《生态经济》，对环境问题有了一些认识，觉得环境是一个前沿领域，所以走上了学环境的路。
留学期间，我在绿色和平组织做志愿者，那时开始意识到NGO也是一个行业，2004年回国后，就加入了公益组织“北京地球村”。
新京报：当时面对国内垃圾处理的大环境，公益组织做些什么？
毛达：我刚到“北京地球村”的那一年，国内的环境并不好，也是污染的一个高峰，各种问题都有。我们的工作以宣传为主，比如每个月到社区给公众讲垃圾分类、汞的危害，以及含汞物品怎么使用和处置等。
但只做宣传影响力有限，不光看不到居民们实质性的改变，我们也无法给予于真正需要的人实际的帮助。比如有人来找我们维权，我们却束手无策，于是我便想回学校读博，学习一些更深入、更扎实的东西。
新京报：博士期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毛达：博士期间，我的导师从北京市社科联拿到一个调研项目，我和另外一个原来北京地球村的日本同事就一起搞这个调研，去了很多地方，基本走遍了北京的垃圾处理设施，最后写成了一个《北京市有害垃圾管理研究报告》。那次调研让我对现实污染程度、垃圾末端处理流程有了一次系统的了解，最大的收获是对现实有了最直观的认识，污染太严重了，我刚到填埋场就受不了。
▲毛达在做废旧电池研究。受访者供图
只要去做，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新京报：你们对“零废弃”的定义是什么？
毛达：我们对“零废弃”的定义并不是不生产垃圾，而是趋向于零生产垃圾，“零废弃”也不只是谈个人，而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垃圾管理。
▲毛达代表零废弃联盟参加活动。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你们的成员来自哪里？
毛达：当时参会的有十多个人，除了公益组织成员还有政府官员，包括北京市市政市容委领导，尽管和环保组织在观点上有碰撞，但他很愿意与民间交流。其实两边的分歧很大，以他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和技术专家，坚持焚烧是解决垃圾问题最重要的手段，而我们环保人士则认为焚烧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到今天我们成员已经超过一百家了，最核心的成员就是八家公益机构。不同的机构有各自重点的领域，比如环友科技之前就做限塑令的调研工作，福建的绿家园重点是污染防治。
新京报：你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有落地实施的吗？
毛达：衡量垃圾分类的一个标准是资源回收利用率。住建部提出来的数据是35%，但这是怎么计算的其实是不清楚的，包不包括焚烧和填埋呢？2017年我们一直在追这个事情，我们的政策专员写意见，一直给发改委和住建部打电话，最后2018年出来的一个新的文件里面，就界定了回收利用率是不包括焚烧和填埋的。
2014年出台垃圾焚烧新标准的时候，我们对汞的排放限制也提出了意见。当时发布的草案上写的是0.05毫克/立方米，二次草案变成0.1毫克/立方米了，我们马上就提意见，最终发布稿上是0.05毫克/立方米。
体制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提了不一定马上反映出来，但是只要去做，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责任编辑：张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