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拍火车上的中国人”，他曾被小偷认为是同行
我把“生活中的中国人”叫做“火车下的中国人”。火车上是个小社会，火车下这个大社会展现的事情更多。
照片的一大价值在于记录，
摄影的一大使命在于见证。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新京报记者对话五位为时代塑像的摄影师，
从他们的只言片语里探寻逝去的社会风貌，
用他们的影像为大家梳理这些年的家国变化。
他们都有过从事新闻摄影的经历，
他们始终坚持将镜头对准普通百姓。
他们当中有新中国的同龄人，
有改革开放的见证者；
他们的取景框里有对大事件的关注，
有对小人物的聚焦。
他们从亲身经历出发，
结合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思考，
为我们呈现了一幕幕珍贵而厚重的时代画面。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与摄影师王福春的对话。
新京报：大部分读者是通过《火车上的中国人》这本画册里的作品认识您的，当时决定拍摄这个题材的契机是什么？
王福春：我哥哥王喜春以前是铁路系统的基层工作人员。因为自小没了爹娘，我5岁起就跟着他在铁路边长大，天天看火车跑、听火车叫，对火车有感情。
▲1998年，通辽-集宁
▲1978年，三棵树站。
后来我考进绥化铁路机车司机学校，与铁路正式结了缘。1984年，我调到哈尔滨铁路局科研所做专职摄影师，发现火车里有好多有趣的故事。
▲1995年，哈尔滨站。
▲1998年，哈尔滨-齐齐哈尔。
本来只是无意识地顺手拍，慢慢地，我发现这就是我喜欢的、适合我的专题。往后的40多年里，我的镜头就再也没离开过铁路。
▲1988年，广州-北京。
▲1994年，牡丹江-长汀。
▲1999年，哈尔滨-牡丹江。
新京报：您在拍摄这个专题的过程中遇到过危险吗？
王福春：这些年为了拍火车，我虚脱过、骨折过。还曾为了找适合的拍摄机位，掉进松花江的冰窟窿里，被别人救上来后冻得像根冰棍。
▲2007年，拉萨-北京。
1995年7月，我乘坐火车，从哈尔滨-北京-西宁-格尔木-武汉-长沙，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又从青藏高原到武汉和长沙这两座高温火炉，被车厢里的汗味和烟味熏得喘不过气，最后晕倒在车厢里。那段时间我瘦了十几斤。
▲1995年，武汉-长沙。
新京报：乘坐超过四千次火车，您印象最深的是哪段线路？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王福春：每趟火车都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我坐从哈尔滨到上海的火车，上车的时候白雪皑皑，下车一睁眼就是江南风光。我坐过最久的火车是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三天三夜，那时候还有人在火车上做广播体操呢。
▲1994年，北京-沈阳。
▲2008年，蜜蜂岩-跃进。
新京报：您的作品记录了中国铁路的多次大提速，是国家发展的缩影。您镜头中捕捉的“火车上的中国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王福春：40多年来我坚持拍摄铁轨上奔腾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高铁动车。记录了绿皮车、蓝皮车、红皮车、白皮车的演变，这里面有铁路的变化，有中国人的变化，更有国家的变化。
▲1986年，双峰-长汀。
▲2017年，北京南-上海虹桥（复兴号）。
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火车速度较慢、车次较少，超员现象普遍。再加上民工潮影响，火车上拥挤得几乎没有一丝多余空间，乘客上车都得从车窗爬进去。
▲1994年，哈尔滨站。
▲2009年，北京-沈阳。
那时候四面八方的乘客聚在一起，没一会儿就成了好朋友，大家常常有烟同抽、有酒同喝。
▲1996年，广州-上海。
▲2010年，北京-上海。
如今高铁发展迅速，车速快、车次也多，没有了过去拥挤不适的感觉，取而代之的是享受。
▲1991年，上海-重庆。
▲2017年，上海虹桥-北京南。
过去整个车厢的人一起抬头看电视，现在相邻座位的两个人也基本不交流，全都低头玩手机。火车将世界的距离拉近，但是人的感情距离却远了。
▲1986年，哈尔滨-北京。
▲2018年，重庆-深圳。
新京报：您曾多次提到自己在火车上拍照时的状态像职业“小偷”，为什么这么形容？
王福春：我一上火车就兴奋，十趟八趟地来回走，眼睛还左右打量，正常乘客哪会这样啊。所以我常被一些旅客误解成小偷，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2009年，广州-北京。
在火车上泡的时间久了，火车跑到什么地段小偷多、小偷什么时间点出场，我都非常清楚。有时与小偷不期而遇，他还以为我是同行。
▲2009年，昆明-柳州。
所以我常说自己练就了一颗“贼心”，一个“贼胆”和一双“贼眼”，这才拍出了“贼拉好”的照片。
▲1995年，齐齐哈尔-北京。
新京报：现在还在继续拍摄这个专题吗？和以前相比有什么不同？
王福春：一直都在拍。现在的乘客和以前比，对相机的戒备心理更重，也更加注重肖像权和隐私权了。我还记得2015年7月10日，我从上海坐高铁到杭州讲课，因为拍摄一位年轻母亲和孩子玩手机，被孩子父亲当成坏人，一把掐住脖子，第一拳打松了门牙，第二拳打得我晕头转向。
▲1995年，西宁-格尓木。
▲2010年，北京-沈阳。
新京报：以前学美术的经历对你后来的摄影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王福春：当然有，我把在绘画中领悟到的美学思想融入摄影，作品里不自觉地就带有许多艺术思考，尤其是以前学习的漫画，对我现在搞幽默摄影帮助很大。
▲2003年，鸡西，放不下的“牵挂”。
我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上学的时候，有老师说文学是一种“人学”，其实我觉得，摄影也是一种“人学”。摄影师要有文学家的思想、哲学家的思辨、美学家的愉悦和漫画家的幽默。只有做一个全才，把这些都融入你的照片里，作品才会有看点。
▲1987年，哈尔滨，艺术殿堂变商场。
新京报：您曾提到后期编画册挑图时发现初期拍摄的“宣传体”照片与后期自由抓拍的照片格格不入，是什么启发了您的拍摄风格转变？
王福春：以前我们没有很多机会看到国外的作品，记得80年代吧，我们那办了一场日本摄影师久保田博二的展览，对我冲击很大，我第一次知道照片还能这么拍。
▲1986年，哈尔滨，新婚“新装”。
▲1999年，上海，动迁户的“新居”。
后来又受到布列松和萨尔加多的影响，在捕捉瞬间和画面美感方面得到许多启发。但我在拍摄时不会去刻意模仿，我就研究适合自己的题材和方法。
▲2018年，厦门，共享单车堆积如山。
新京报：《地铁里的中国人》这个题材是怎么来的？
王福春：2002年我搬到北京，家就挨着地铁一号线。那时候我乘地铁从来不坐，不自觉地一直来回边走边拍，那时候我就感觉地铁也是属于自己的题材。
▲地铁上的孩子。
在地铁上拍照和在火车上还不一样，刚开始在地铁上我用徕卡，怎么拍都糊。“不拍不行，拍了又不成”，我急得要命。2005年我尝试了儿子送的松下数码小相机，一下就被成像效果征服了。现在我兜里常揣个索尼黑卡相机，走到哪儿拍到哪儿，很多时候“手比脑子快”，下意识就按了快门。
▲图片中的人和现实中的人“无缝对接”。
新京报：《火车上的中国人》广受好评，《地铁里的中国人》也多次展出，您现在正在整理《生活中的中国人40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王福春：我把“生活中的中国人”叫做“火车下的中国人”。火车上是个小社会，火车下这个大社会展现的事情更多。
▲1980年，哈尔滨，手提录音机的时髦青年。
▲1992年，哈尔滨，气功能治病吗？
这里面三分之一的内容都来源于我的工作，单位技术大练兵、工人上夜校学习等我都拍到了，现在一看，珍贵极了。
▲1980年，哈尔滨，少先队日授旗仪式。
▲1987年，哈尔滨，市民用自行车驮沙发回家。
▲1989年，重庆，“柔发添娇媚”。
虽然这期间我也拍过风光，比如雪乡，但后来我把这些都抛弃了。因为我知道那不属于我，再拍风光就削弱自己的主题了。
▲1992年，哈尔滨，“束缚中的坦然”。
做摄影，专题很重要，一定要清楚自己的路。有些人拍纪实摄影，看到路“黑”就回头了，我是一条路走到“黑”，而且还要冲破黑暗，这才看到了曙光。
个人简介
王福春，1963年考入哈尔滨铁路局绥化铁路机车司机学校，80年代就读哈尔滨师范大学摄影专业，曾任哈尔滨铁路局科研所摄影师、编辑，2002年迁居北京，现为自由摄影人。
拍有《火车上的中国人》、《中国蒸汽机车》、《黑土地》、《东北人家》、《东北人》、《东北虎》、《地铁里的中国人》、《天路藏人》、《生活中的中国人40年》等十几部摄影专题。
曾获第十七届全国影展金牌、第三届中国摄影最高奖——金像奖，被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德艺双馨”优秀会员称号。曾连续十届参加平遥国际摄影展，两届获大奖。
新京报记者薛珺陈婉婷摄影王福春
责任编辑：吴金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