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和重刑犯的7000次谈话
杨旭东走出看守所，作为重刑犯监区前监区长，工作的十多年里，他累计与重刑犯开展谈话7000人次以上。 A14-A15版摄影/新京报记者常卓瑾
监区办公室内挂着手铐等戒具。
每个监区门口都张贴着劝导向善的宣传画。
投送监狱前，在押人员留给管教民警的信件，写着“不要忘记我”。
早上是重刑犯监区最安静的时候，重刑犯依法加戴脚镣，整条通道的监室都听得见铁质的脚镣撞击地面的响声。每天早晨，像医生查房一样，杨旭东要进入监室检查，观察在押人员的气色，细致检查死刑犯的脚镣，以发现他们情绪的蛛丝马迹，防止发生意外。
有需要进行律师会见的、面临开庭的重刑犯，也将由杨旭东带着法警，路过一个个监室“提人”，所有情况里，死刑犯最不愿意面对的是执行死刑。
杭州市看守所分为男性监区、女性监区，每个监区内有数量不等的监室，为了安全，每个监室内有数量不等的重刑犯和其他在押人员。杨旭东是重刑犯监区前监区长，工作的十多年里，他累计与重刑犯开展谈话7000人次以上。
几年时间里，管教的工作都在为整个诉讼服务，让重刑犯平复心态、接受法律赋予他们的判决结果。
穿黄色衣服的人
看守所有严格的安全系统，进入看守所需要通过武警站岗的A、B两道铁门，这一项目被叫做“铁桶工程”，除此以外，墙上有高压电网，进入监区则需要通过掌纹锁，监室大门也有锁封闭着。
一进监区大门，消毒水的气味从鼻子涌进来。2004年，杨旭东刚从特警支队调职到看守所的时候，旧看守所建在山边，七层楼高。南方空气潮湿，到处是氤氲的水汽。抬头往上看，灰色的墙面、狭窄的天空，围墙上装有高压电网，站在最底层，像掉进井里被困住的青蛙。
搬迁到现在的地址后，看守所变大了，园区内种着树，到处显得宽敞明亮。不过，对在押人员来说，监室永远是七八米高的墙壁，和从屋顶上钻出来不足五平米的一小片天空。每天，在押人员有两小时的室外活动时间，三十多平米的场地成了他们和外界接触的日常空间。
还未判决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关押在看守所，重刑犯监区的则大都是刑期长或已判决死刑的，等终审判决结果下来，他们或被送往监狱服刑，或直接被执行死刑。因此，重刑犯监区关押的也是最难管理的在押人员之一。
在押人员的衣服用颜色标记身份，以便对在押人员进行安全风险等级评估。绿色是疾病人员的标志，红色意味着新进入人员，黄色是最糟糕的颜色，穿黄色的都是重刑犯。
到了看守所，杨旭东会问在押人员三个问题：
你是什么身份？
你为什么被抓进来？
你来这里是干什么的？
这三个问题的标准回答是，我是犯罪嫌疑人，我因为涉嫌犯罪被抓进来，我是来改正错误的。
即便是重刑犯也有交流的渴望，杨旭东发现，有些重刑犯甚至努力表现得和别人不一样来引起民警的关注，这样能被叫去谈话。
和重刑犯谈话
在重刑犯监区工作的时候，谈话是杨旭东每天做得最多的事。
早晨上班后、傍晚下班前，杨旭东都要去监室查监，观察在押人员的气色，以发现他们情绪的蛛丝马迹。有一次，有个在押人员看见杨旭东到监室门口，把脑袋低下来了。杨旭东找他谈话，又向同监室的人打听，才知道他看见自己家里的来信放在管教的桌子上，没给他。
每一封寄往看守所的来信都要经过民警的检查，透露案情的、影响在押人员情绪的会被暂时扣留，由相关部门进行审查，而对在押人员来说，这是他们和家人直接联系唯一的渠道。除此以外，家人送来的东西也要经过严格安检，带铁丝的、硬塑料的、内衣的钢圈，都要被处理掉。
为了安全，监室内取消了高台，勺子换成了特制的硅胶软勺，笔用的是定制的纸壳。
杨旭东最担心意外事故，“这会影响到审判和执行的程序。”
每个监室口都有两间谈话室，看起来像普通办公室，有办公桌、旋转座椅和电脑、书柜，唯一不一样的是中间透明硬玻璃的墙面和正对面白色的谈话椅。透明墙面是方便隔壁房间的人随时观察动态，而谈话椅是在押人员的座位。
安全是看守所的最高要求，铁质的谈话椅扶手旁边挂着手铐，在押人员们坐在上面，要用手铐把他们和椅子临时固定在一起，以确保安全。
杭州市看守所女子分所所长李红觉得，自己的工作像是居委会大妈，“调解矛盾、化解矛盾，每天一个个地谈话，了解案情、了解家里的情况、身体情况，如果情绪不稳定还要开导安抚。”
通过谈话，民警留意在押人员的情绪，监控室的黑板上，记录着要重点观察的在押人员，收到裁决书的、律师会见的、判决刚下来的。有在押人员告诉民警张军，他讨厌自己的父母，觉得他们对自己毫不关心，法院开庭的时候，他要求父母离场才愿意开口，但是他信任张军。有在押人员告诉张军家事，他在外面的情人、他隐秘的初恋、小时候和父亲的仇恨……民警成了他们的倾诉者。
每天早晨民警上班，都要回放前一晚的监控视频。张军发现，在押人员也会躲在被子里哭，会把家里的来信翻来覆去地看。
张军遇到过一个被判处死刑的杀人犯，每天蜷在被子里哭，还企图自杀。张军找他谈话，反反复复劝他找到生命的希望，一次要花两个小时才能让他冷静下来。管教的谈话是为了让他们“放松一点”，从案子、对家庭的思念里挣脱出来。
并不是所有的重刑犯都愿意谈话。为了在谈话时让在押人员开口，有民警为一位信佛的在押人员找来了佛经，有民警为了聋哑在押人员学哑语，有民警学了医务知识和画画，杨旭东曾经辗转要来在押人员儿子的照片，还自己掏钱给他们买苹果吃，女子分所民警杭国琴在看守所里给在押人员过生日。
那是个特殊的生日会，半个月前，一位在押女孩的妈妈给女儿写信，在信里“希望管教能给她一个拥抱”。杭国琴买了蛋糕和生日帽，第二天，在看守所的会议室里组织同监区十多个在押人员一起给她唱生日歌。
有重刑犯给杭国琴写信，说她“比家人更像朋友，比朋友更像家人”，等出狱后，“我会第一时间请你吃蛋糕”。
女性监区关押的在押人员比男性监区少一些，男性监区的墙上写着《论语》、《弟子规》，女子分所的墙上写的都是和“爱”相关的主题，教导她们“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有一面通往监室的墙，用三十多种字体写了“爱”，拼成一个巨大的爱心。
女警们能说上来每个重刑犯的名字和年龄、家庭成员，有个小姑娘偷偷生了孩子，刚生下来两天就把孩子丢到外面，最后孩子死了，她被定了故意杀人罪，送到看守所里的时候还没出月子，民警给她准备了红糖、红枣，每天有鸡蛋汤喝。
在看守所里，在押者在极度的恐惧情况下容易生病，感冒、发烧、心慌。有的在押人员不愿意配合治疗，“治不治也没什么意义了”。管教像哄孩子一样劝说他们，在法律上，死刑复核还未通过的重刑犯享有平等的生命健康权。去年，看守所关押了几个在押人员，向管教反映没有书看。每个季度，在押人员还有一次买书的机会，可以自己从送来的书单里勾选书目。
死刑案件都必须经过三级法院的审判和复核，流程复杂，在看守所关押的时间长达数年。按照规定，民警需要对重刑犯进行每月至少两次的谈话，这意味着每个死刑犯在看守所羁押期间，从入所，到判决、执行死刑，管教民警要进行一百多次谈话，杨旭东觉得，对他们甚至比自己的儿子都关心。
生的希望
死刑犯最难管理的是，他们已经失去生的希望了。李红劝他们，法律没有最后裁定，就还有希望。
有个女性在押人员，因为贩毒进了看守所，自认为不严重，几年就能出去。一审开庭后，判了死刑，她接受不了，一下子垮了，从法庭送回来的时候垂着头，步子缓慢，别人叫她也没反应。
李红每天去看看她，监室里，大家都在看书，只有她坐在监室内一动不动。李红找她谈话，坐在椅子上，她耷拉着头，只愿意“嗯”几声。李红着急，担心她寻短见。最后从同监室的在押人员那里得知，她经常提到自己的小儿子。李红找了她的丈夫，小儿子还不会写字，给她在纸上画了一幅全家福，送到看守所，她笑了。
李红顺势劝她，要想想自己的小儿子，积极改造，主动立功，说不定还有活下去的希望。
投送监狱的时候，在押人员往往会感谢自己的管教。各个监区各有分别，刚入所进入过渡监区，而根据疾病情况或身体状况，有专门的艾滋病监区，等判决下来、还未进入监狱前，有已决监区。所以，在押人员往往待过多个监区，由不同民警管理过。在送往监狱时，会挨个叫出来民警的名字，对他们表示感谢。
李红希望，自己是真的能帮到她们。她记得一个贩毒的女人王琪（化名），被抓住的时候，不愿意供出自己的上下线。李红带着民警、还有她的律师轮番劝她，劝了两个多月，从她的男朋友谈起，聊到她在看守所的经历，王琪表现得也挺配合，什么都愿意聊，唯独问到案情，低着头不说话。
后来，李红打听到，女孩家庭环境复杂，小时候，被父母送了人，由养父母带大。李红找到了她的养父母，拿了几张她小时候的照片。李红告诉王琪，她被捕后，养母生了场病，每天哭着说想她。看到照片，王琪哭了。
当天晚上检查监室的时候，王琪主动向李红报告，愿意揭发自己的上下线。
因为立功，王琪从死刑改判为死缓。
按照法律规定，死刑犯需要戴着铁质脚镣，宣布改判那天，李红带着另一个民警，把王琪的脚镣卸掉了。
李红觉得自己像老师，“管的是特殊的学生，表现好我们要表扬，表现差也要严格惩罚。”
“如果有来生，我一定不会去犯罪”
判决后，死刑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结局，但要到哪一天被执行死刑，就连看守所民警也得当天才知道。
死刑犯执行当天，杨旭东早上到了看守所，一旦收到通知，等法警到来后，一起去监区“提人”。押解警车有面包车大小，看起来庄重、严肃，送死刑犯走完最后一程。
重刑犯比其他在押人员更敏感，民警忽然对他态度变好了、变差了，哪天多看了他一眼，都很紧张。曾经有个生了病的重刑犯，为了他的身体好，民警经看守所所长审批同意给他加一个鸡蛋，结果他看着鸡蛋不愿意吃，哭着问，“是准备送我上路了吗？”
有个死刑犯一审被判处死刑后，心里感到绝望，时常顶撞民警、违反规定，一次，大叫着问民警，“我已经这样了，还要怎么样？”杨旭东找到了他的家人，劝说家人给他写信，还在他生日的时候买了个小蛋糕。直到一年后执行，这个死刑犯再也没有违反监室规定。他给杨旭东留了一封信：“谢谢杨管教，如果有来生，我一定不会去犯罪。”
在看守所里，民警扮演着家长的角色。艾滋病监区的在押人员给杨旭东起外号叫“杨妈妈”，另一位姓钱的民警是“钱嬷嬷”，曾经，有个年轻的重刑犯持续不听管教，杨旭东辗转找到了他的母亲，进入看守所以后，母亲不愿意再见他。
杨旭东把其母说动了，两个人见了一面，从此那个小伙子愿意听话了。
杨旭东和同事们管理的在押人员里，有部分是年轻人。谈话的时候，张军发现，他们大都埋怨自己的父母。杨旭东记得一个因为抢劫入狱的年轻人张欢（化名），在看守所的三年时间里，疼爱他的姥姥、姥爷相继去世，杨旭东给他的妈妈打电话，希望能来看看他，让他对生命重燃希望。
希望是看守所最珍贵的东西，民警们鼓励家人多来看望在押人员，李红发现，有在押人员收到了家里送来的衣服会开心，连续几天都表现得积极主动。
张欢被带离监室的时候是个冬天，杨旭东听到消息跑过去，看到了押解警车前的张欢，张欢眼眶红了，离着杨旭东几米远，喊着请求他，“如果我以后能有个坟，希望杨队有空来看看我。”
那是杨旭东和张欢的最后一面。
人生终点，法律裁定
“整个法律有诉讼过程，我们要保证在看守所羁押期间不出问题。”杨旭东说，五年前，他遇到过一位因贩毒被判处死刑的犯人洪方（化名），洪方被押解到看守所时，前来对接的民警提醒杨旭东：“这人身体不好，之前住院时企图挟持护士，你们当心点。”
洪方是艾滋病人，杨旭东第一次去到艾滋病监区，身上穿防护服、手上戴一次性手套，监室里的在押人员不愿意理他，低着头没人说话。两个多月时间里，艾滋病监区成了最难管理的。为了拉近和艾滋病在押人员的关系，民警们开了个会，决定要从心里放下对艾滋病的恐惧，要“零距离”管理，亲手给他们剪指甲、理发，每天进监室里面对面谈话。
此后，他们脱了防护服，只戴着手套进监区。
用了一年时间，杨旭东干脆把手套脱了，现在，进艾滋病监区和进别的监区没什么两样。
2018年，因为艾滋病并发症，洪方被查出肝功能异常，住了好几次院。
每一次洪方就医回来，杨旭东都会去看看他——脸色越来越黑，瘦了，脸上能看出来骨骼的形状，连吃饭也变少了。但是，“为了维护法律的正义，只要他的死刑复核程序还没下来，他就是个病人，必须全力给他治病。”生病以后，民警围着他跑。一个司机，一个保安，加上至少三个民警轮班看护，从早到晚。
最后，洪方在HIV病毒终结他的生命之前，被依法执行死刑，他的人生终点是法律裁定的。
杨旭东记得一位在看守所待了六年的毒贩陈凯（化名），他的案件证据确凿，他却坚持不肯认罪，一审判决死刑后，陈凯不愿意接受，一直坚持上诉，直到案件由高级法院发回重审。
陈凯在押的时间里，杨旭东和他谈话上百次，“比我跟我儿子聊得都多”。陈凯在监室里表现得规规矩矩，杨旭东已经习惯了每天早晚查房的时候能看见他。突然，重审结果下来了，依旧是死刑。
执行死刑当天，杨旭东接到通知，去监室看了陈凯最后一眼。他刚吃过早饭，像往常一样，盘腿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杨旭东走到门口，透过铁门，陈凯抬头看了看他，又低下了头。
脚镣碰在地上的声音又一次响起了。
新京报记者卫潇雨
责任编辑：刘光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