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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不育并不让人绝望，辅助生殖失败之后才会……
“我不想生了”
在医院大哭了一场之后，李静下定决心：“不生了，不要孩子了，两个人也可以好好生活。”
那是2012年，结婚后的第5年，李静接受两次辅助生殖的助孕治疗，均失败了。李静回忆：“在助孕的三个月内，打了很多针激素。”这是一个接近希望的过程，但是她却感到一天比一天痛苦，“全身的关节都在痛，手指关节肿痛得特别难受”。她以为自己患了风湿病，到医院检查后才知道，“并不是风湿，是激素的副作用”。停止打针后，疼痛才逐渐消失。①（文末有备注）
真正让她崩溃的是，第二次取卵的时候，因为麻醉不耐受，提前醒了，影响了取卵的数量。尽管医生没有恶意，但是那句“你怎么能醒了？你这样还怎么做试管婴儿？”让她委屈极了，所有的压抑情绪在那一刻爆发：凭什么是我？凭什么我要来承受这一切？
她决定放弃了，“能好好活着就行”。
作为第一批八零后，李静了解“丁克”潮，也看到过七零后丁克的自由生活，她对孩子没什么执念，她更想要的是自己能把握住的小幸福。结婚5年，她和丈夫并没有把生孩子的事情提上日程。
但婆婆急了。平时知书达理的婆婆已经变了一个人，除了念叨要抱孙子之外，还开始抱怨她不会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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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只好去医院检查身体，结果显示一切正常。无奈之下，她劝丈夫，“要不你去查查”。终于，查出了问题所在——丈夫先天性没有输精管。
想要生孩子，只有通过试管婴儿技术。
根据丈夫的情况，生殖医生需要把男女双方的精子和卵子都取出来，培育胚胎，再植入子宫当中。也就是说，虽然李静和丈夫不能生孩子是由于丈夫不育，但是接受辅助生殖的过程，丈夫只需要进行一次精子检查和一次取精就可以了，而李静，需要经历生殖系统、性激素等前期检查；促排卵药物和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促进卵泡成熟，并检测卵泡和性激素水平；接受胚胎移植等阶段，大约三个月的时间。
这个过程承受的不仅仅是身体的疼痛，还有来自心理的压力。“身心俱疲”，几乎是每一个受访对象谈到那段经历的感受。
“很多事情是你努力了，总会有些收获的。但试管婴儿不一样，你努力了，也也不一定会有结果。”
孙爱萍决定放弃接受辅助生殖的治疗，是在第三次助孕失败之后，疲惫感倍增，她觉得之前自己对此“低估了复杂性”。
2015年12月到2017年7月间，孙爱萍在不断失败中，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最初因为丈夫的弱精及畸形的情况而做辅助生殖，后来又查出她有甲减（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尽管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调理，胚胎解冻后的复苏率仍达不到正常水平，移植之后的胚胎还是没有着床（即胚胎的一端“定居”在子宫内膜上）。多位医生会诊之后，并没有查出屡次失败的根源，认为可能是年龄的缘故。当时她37岁。
孙爱萍于2013年结婚，当时她33岁，丈夫45岁。她向来不在乎年龄，与爱人的年龄差更像是他们浪漫的爱情宣言，是盔甲，但没想到，面对生育问题时，便成了软肋。
2017年底出版的关于生殖健康的科普书籍《女性生殖那些事儿》中谈到：大多数卵巢生殖功能下降自35岁开始，38岁后明显，42岁后加重，到了绝经期也就意味着女性生育力的丧失，故一般建议女性最好能够在35岁之前解决生育问题。
对于如愿以偿的家庭来说，开心是百分百的，而对于没有结果的家庭来说，挣扎是没有尽头的。孙爱萍洒脱地告诉自己和丈夫，幸福生活不能寄望于孩子，而另外一个声音却在不断追问：“10年后，20年后，我还是无儿无女，那将会是怎样的遗憾？”
“是你不能生”
李静说服老公，余生继续过两个人的生活。
还是同样的二人世界，但他们却好像被没收了快乐的权利。生活中，孩子的话题成了禁区，仿佛有一股神经被绷紧了。
作为中学老师的丈夫，寒暑假也不会轻易安排游玩了，他把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的。这些年，他修完清华大学的学位又接着修中央美术学院的学位，用一本本证书来弥补心里的那一块缺失。余下的假期就回东北老家。在北京工作多年，他们的朋友圈都是同龄人，而同龄人的节假日是以孩子为中心的。他们是局外人。
婆婆不死心，血脉怎么能说断就断？
她给北京某知名辅助生殖医院院长写信，虽然信的内容不曾公开，但是其言辞恳切，用情之深可以想象。看了信后，院长秘书给李静的婆婆回了电话，院长同意安排时间为其面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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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次机会难得，但是身心疲惫的李静拒绝了。“不想生了。”她害怕病床，躺在那里，谁也无法保证做成功，但所受的痛苦是确定的，是得她自己来承担的。
李静想，或许没有孩子的人生是残缺的，那就残缺着过吧，还少了为孩子操心的烦恼。
但这彻底惹怒了婆婆。婆婆无法理解她的“自怜自艾”：还有什么痛苦会比没有孩子痛苦，为什么不能再试一试。偶尔还冷言冷语地攻击她：“没有孩子都是因为你，吃不了苦”。
李静不跟婆婆计较，她更清楚的是，如果真的是因为她，是她不孕的话，那他们的婚姻是保不住的。
至于李静有没有想过放弃这段婚姻，她的回答很从容：没有。既然知道他的情况，又怎么忍心撒手呢。她理解丈夫，他面对的压力不会更小。她只是常常怀念，婚后的那五年，丈夫常说：家里还没有小孩，你就是大小孩。
孩子是家庭的结晶，是接力棒。李静记得，以前和妈妈吵嘴，互不理解时，母亲便说，等你以后当妈了你就懂了。
面对自己的境况，李静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去懂得。
和李静类似处境的人群数量一直在攀升。据媒体公开报道，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男性正常精子百分率在过去30年里呈明显的下降趋势。除了年龄，精子总数减少、精子密度低与许多因素有关，不良的生活方式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人类的生殖功能。
“能生，你能生”
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但他们每一个人都感到孤独。
“不管到哪里看到的都是孕妇。”回想去年，以为自己这辈子都生不了孩子的何悦觉得自己与身边的世界格格不入，羡慕嫉妒孕妇。看到亲朋好友为新生儿庆生也会落泪，那好像是一个自己永远不可触及的幸福时刻。
何悦婚前检查过身体，一切正常。婚后两年开始备孕，却一直不成功，再次去检查，得到的结果是，卵巢早衰。这对29岁的何悦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仿佛“盛年”在两年间就悄然疾驰而过了。
她想抓住时间，尽快接受辅助生殖治疗，尽快怀孕。2017年，何悦到日本做了两个周期的试管婴儿，均失败了。花费40多万人民币。事与愿违，两次治疗让何悦认为是自己生不了孩子，背负了更大的心理压力。
在得知生殖障碍之前，她们都过着正常的生活，起码跟辅助生殖失败后是不一样的。她们努力过，跌倒了。
这些年，李静的婆婆看到她的不容易，平静了许多，似乎接受了不能有下一代的现实。
峰回路转的是，在一次偶然的聊天中，李静的婆婆得知了一个情况类似却做成了试管婴儿的家庭，希望又一次点燃，她回家跟李静商量：再去试一次看看？
李静同意了。检查、取卵、植入受精卵、成功怀孕，一年的时间，38岁的李静当妈妈了。
现在，看着50多天大的儿子，李静甚至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忙碌了一天，躺在熟睡的孩子身旁，她会问自己，这是梦吗？
十二年，太长，十二年，一晃而过。
年近40得子，仿佛找到了那个捉迷藏的小孩，又好像是捡到了宝。李静的丈夫从得知怀孕到孩子出生，紧绷多年的神经不敢轻易露出梦想成真的喜悦。直到现在，母亲搬来一起住，照顾孙子，他仍在尝试适应四个人的生活。
明显不同的是，他变得更温和了。上周末，母亲照顾着孩子，他带着李静溜出去吃饺子，“你看，孩子其实也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活，咱现在还是拥有二人世界。”
李静明白，彼此守候过日升月落，喜怒哀乐不断交织，丈夫口中的这种“不变”其实就是最好的变化。
“我们在协和医院还留存了两对胚胎，如果想要二胎了，还可以再生一个。”李静感到，多年的思想束缚解开了，人生有了更多的选择。
孙爱萍、何悦也分别做成功了试管婴儿。孙爱萍的孩子在今年年初出生，现在已经有7个月大了。何悦怀孕5个月，惊喜又意外。
虽然曾经历绝望，但她们仍然是幸运的。
协和医院生殖中心创始人何方方谈到，辅助生殖技术经过40年的发展，从最初只能解决女性不孕问题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到解决男性不育问题的卵泡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再到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也就是俗称的第一、二、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医学研究在不断进步。
“如今辅助生殖医生为患者选择的治疗药物，制定的治疗方案可以更加个性化，增加了治疗成功的可能性。”何方方说。
但辅助生殖技术不是万能的，总是有不尽如人意的时候。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韩红敬对央视网记者表示，这项技术的应用给诸多家庭带来幸福的同时，仍然有一部分没有解决的难题：如反复种植失败的患者，如各种原因引起宫腔重度粘连子宫内膜菲薄的患者，如卵巢早衰的患者，以及高龄带来的各种问题……
不孕不育的成因除了遗传因素，男性精子数量、质量问题，女性输卵管不通、排卵障碍和子宫内膜异位症等因素，还存在一定的盲区，造成不明原因的不孕。
不孕或不育，尽管不会传染，更谈不上致命。但对于万千渴望孩子的家庭来说，终究是难以启齿的隐痛。
在辅助生殖医院里，相熟的患者见面，打招呼会说：“你今天是来取精吗？”但出了医院大门，他们会迅速戴上口罩，逃离。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李静、孙爱萍、何悦均为化名。
①据生殖医生介绍：通常情况，试管婴儿促排卵需要9-14天不等，应用皮下或肌肉注射的促排卵药物，而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激素，可能会用药后卵巢增大引起的轻度的腹痛或腰部不适，不会影响日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