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谁动了我的“社会摇”？上百名未成年人持刀互殴投掷爆炸物
央视网消息：2019年8月3日、4日，今日说法播出的节目中，一百多名未成年人导演的闹剧，背后却是发人深思的原因。
2018年2月25日晚，广西南宁警方接到了多个报警电话，市民反映在永和桥头附近有人聚众斗殴，规模达到上百人。警方到达现场时人群已经散去。从现场被砸坏的电动车、爆炸物的痕迹以及散落的十几把砍刀、钢管来看，不难想象出这场斗殴的激烈程度。更令人吃惊的是，这起斗殴事件的“主角”竟大多是未成年人。
桥头的“战争”
根据路上的监控录像以及路人拍摄的画面，基本可以还原整个斗殴过程。23点43分，一方的人马到达了永和桥，从北向南开始进军。他们乘着电动车，手持由杀猪刀与钢管拼接起的长刀，阵型整齐、杀意凛然。20秒后他们发现了路对面已经抵达的另一伙人，随后双方摆好阵势，并投掷了易拉罐与鞭炮制成的“烟雾弹”。在烟雾的掩护下，几名骨干成员率先冲锋，迅速撕破了对方阵型。随后一拥而上，打得对手仓皇逃窜。
这由一百多人组成的斗殴团伙使用的武器是刀棍结合的长刀，杀伤力很强。还投掷了有可能爆炸的物体，使得整个路口混乱不堪。其间有人不断“增援”，尽管整个斗殴持续时间并不长，场面却令人心惊胆战。胜利后，参与者将武器砸向地面，大声嘶吼喝彩，还燃放了烟花。在他们眼中，真将打群架当成了一场“决斗”，事实上闹市斗殴，不顾往来的车辆和行人，不顾自身的安危，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
在公共场所集聚一百多人，持刀互殴并投掷爆炸物，这场景发生在电影里还算正常，发生在现实中当真让人害怕。何况做出这种事情的还是一群未成年人。
谁动了我的“社会摇”？
万幸，经过警方确认，这场大规模斗殴只造成了两人轻伤。虽然伤害不算严重，但一百多参与斗殴的人中几乎都是未成年人。
参与者供述的打架原因令人哭笑不得，竟只是为了争夺“社会摇”舞步的原创权和替网红出气。“社会摇”是一种风靡社交网络的舞步，节奏感强，颇受年轻人们欢迎。来自南宁城中村“万秀村”的琪琪是个网红，在社交网络上有不少粉丝，网名“小辣椒”，因为嘲讽另一个社区“大沙田”的年轻人抄袭万秀村的社会摇舞步而与大沙田的小杰发生了口角。两人在键盘上十指连弹，不久就开始互相问候家人健康，并将这些“友好”的聊天记录转发给了各自的朋友，开始辱骂对方的社区。此举完全点燃了两个社区间的怒火，大家决定将唇枪舌剑升级成线下切磋，并约好了时间地点。
约架的结果是万秀村战胜了大沙田，可作为“导火索”的小杰却根本没有到场。替他躺在医院里的是大沙田地区的“大哥”安子，安子管理着一个名叫“南宁情场秩序”的QQ群，专为大沙田的年轻人“主持公道”。看到自己的社区被侮辱，安子马上联系了小杰，表示能够提供“火力支持”，本以为自己可以站在小杰的人马后面“捡漏”打几个万秀村的人出出气，没想到胆小的小杰根本没来。在冬日的寒风中，安子看着马路对面浩浩荡荡的万秀村青年，发现自己并不是对手，想逃跑却太迟。警方找到他时，他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越轨的青年
事件调查过程中，警方与参与斗殴的人员进行了沟通，发现大多数人并不觉得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有人只是看在“小辣椒”的面子上才去，有人是为了捍卫社区的“荣誉”，有人则是单纯想看看打群架是什么样子的。正是因为这些几乎算不得理由的理由，一百多名未成年人导演了一起令人震惊的闹剧。那段“社会摇”到底是谁原创，反而并没有那么重要。
2018年12月，法院对这起聚众斗殴案进行了宣判，组织者“小辣椒”被判有期徒刑八年，帮她制作“烟雾弹”的晓岳和另一方的带头人安子被判有期徒刑六年，其余被告人分获两年三个月至五年不等的刑期。对于参与斗殴的其他未成年人，法律选择了宽容和原谅，交由父母和学校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
想到这些“社会”的青年，我们脑海里浮现的是五颜六色的发型，土味十足的说话方式，还有诸如啤酒浇头、街头哭闹等哗众取宠的行为。人们在社交网络上围观着他们，以审丑的心态将他们作为无聊生活的调剂品。甚至当得知他们因一段“社会摇”的原创问题大打出手时，不少人仍会下意识地捧腹，但他们是怎样的人，又是如何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却值得我们思考和关心。
根据警方的调查，参与斗殴的孩子们有九成已经辍学，超过半数的孩子父母离异，脱离了大人的管教。他们跟随父母生活在城中村，物质和精神上的匮乏使他们选择用外表来掩饰内心，于是弱不禁风的女孩披上性感的装束假装成熟，在家被父亲打骂的男孩提起棍子当起了“大哥”。人们的围观，甚至是嘲笑，让他们得到了久违的关注。尽管这些目光少有温暖，但对一无所有的人来说却是珍贵。
长久以来，我们习惯用“问题青年”这一标签概括他们，或者干脆将他们的越轨行为归结为青春期的叛逆。这无疑将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了。他们成长于怎样的环境，想要追求什么，通过夸张、越轨的行为，他们想要表达的又是什么？只有收起戏谑去了解这些，才能真正帮助到他们。
我们忽视了什么？
“小辣椒”琪琪2岁的时候就跟随父母来到了南宁。童年中，她一次又一次搬家，父亲一直在外挣钱，对孩子几乎没有任何关心。11岁那年，母亲因为无法忍受家庭暴力选择了出走，琪琪生活中最后一点温暖也消失了。年幼的琪琪离开了家，独自搬到万秀村，在组织斗殴之前，刚满18岁的她居然已经独自在社会上打拼了7年。
琪琪几乎跟父亲断绝了联系，但一直牵挂着母亲。母亲去了另一个城市，有时一年都无法见一面，即便见面也相顾无言。她对母亲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不满她抛弃了自己，另一方面又渴望着被爱。但不管爱或恨，她都难以找到途径表达出来，亲情对她来说早就成了海市蜃楼，看得见但再也触碰不到。
庭审的时候，琪琪的母亲没有来，入狱一年多，也未曾寄过一封信。在母亲心中也同样觉得与琪琪有所隔阂，她表示，不想联系琪琪是怕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她。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看到女儿将一切独自承受而不责怪任何人，这个从小缺位的母亲心中无疑更加羞愧与自责。
琪琪说：“时间不等人，出去以后她也老了，我能孝顺的时间又少了几年。”“本来说长大要保护她，可连自己都没保护好。”孩子有这样的担当，母亲却一直在逃避。
大沙田的“领头人”安子也是跟随打工的父母一起来到南宁。父亲在外打工，每天早出晚归，与儿子的交流几乎为零，为数不多的接触就是争吵与殴打。他也丝毫不重视儿子的教育问题，孩子不想上学反而给家庭节省了开销，索性听之任之。事发后，父母惊异儿子怎么可能做出违法的事情，却不知自己也推了孩子一把。
琪琪的朋友晓岳也表示，自己与父亲几乎没有交流，甚至一个月都说不上几句话。离异后的父亲组织了新家庭，晓岳不久便搬出去一个人生活，父亲对他几乎不管不问。大人只顾挣钱，不顾孩子，亦或抛下孩子组建新家庭，缺爱的孩子不断越轨甚至犯罪，这种情况并非个例，而是发生在我国许多城市中的共性问题。
比起父母，同龄的朋友更愿意倾听自己的心声。父母对自己不管不问，相熟的朋友却可以不问理由就来为自己出头，在这群未成年人心中，朋友们给予的感情支持无疑比父母大得多。这些身世相似、意气相投的人们报团取暖，也渴望被关注、被关心。大量青年越轨行为都源自渴望关注的心理，而这种心理也折射出了社会对边缘群体关怀的缺失。
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已经结束，但任务尚未完成，对这一百多个孩子来说，引导他们走向正轨，也是国家和社会应尽的责任。本案件折射出了打工者子女的典型问题，多数城市中，关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户籍等各方面政策都还有较大的可提升空间。同时，来自亲人和社会各界精神层面的关注，也会有助于引导他们以健康的方式成长。
责任编辑：张义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