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位莆田亿万富翁的涉黑史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胡巍|福建莆田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3期）
莆田、亿万富豪、涉黑、潜逃香港。
如果不是这场扫黑除恶运动，发迹莆田的港籍亿万富豪黄志贤仍然是莆田当地称霸一方的地产商、“爱国华侨”、“慈善家”。
5月14日，警方的一纸通缉令撕开了黄志贤伪善的面具：黄志贤、黄龙熙父子分别因涉嫌非法拘禁、强迫交易被列为扫黑除恶的对象。
这让长期在黄志贤黑恶势力压迫下的受害者们稍感慰藉。
多年以来，他们举报材料中的“黑社会”头目黄志贤罄竹难书：非法拘禁、暴力强拆、强侵寺院土地、持械施暴和尚、组织“黑武装”与警察持械对峙、武装走私……即使在潜逃之后，仍遥控“黑武装”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
遗憾的是，多年持续不断的举报并未能阻止黄志贤跻身于当地举足轻重的企业家之列，继而成为了政协委员，成功建立了紧密的“政商关系”。
而这一切，又反过来加剧了他的肆无忌惮、有恃无恐，乃至于与政府和司法对抗。
甚或，这一切亦是令他成功潜逃的助力？
这让受害者们的心中始终充满恐惧和疑虑。
他们一直在追问：黄志贤为何能在公安的眼皮底下成功潜逃香港？谁是他的保护伞？多年的举报为何石沉大海？有关部门对他的涉黑涉恶为何充耳不闻？
除了追问之外，他们深感对潜逃香港的黄志贤无能为力。
他们也好奇，在这个喧嚣的香港的夏天，不知黄志贤是否也出现在游行的队伍之列？
黄志贤旗下房地产项目：近处别墅为“凤凰别墅山庄”，右侧远处楼群为“名邦豪苑”，正中为一在建高层项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胡巍|摄
“黄志贤说他怒了，拍着市长桌子说，不听话就不要做市长。”一位接近莆田官场的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描述。
黄志贤拍完桌子大约一周后，2010年4月8日，“被拍了桌子”的莆田市长张国胜从莆田市政府3号楼的5层一跃而下。彼时媒体报道，张国胜上衣口袋里有一张全家福照片和一张小纸条，上面写有简单遗言。
这是莆田政商圈流传的亿万富豪黄志贤“一手遮天”的一个例证。
2019年5月14日，当“莆田公安在线”发布一组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的通缉名单时，黄志贤、黄龙熙父子赫然在列。黄志贤涉嫌非法拘禁，黄龙熙涉嫌强迫交易。
黄志贤是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人，曾是莆田市政协委员，上世纪80年代加入香港籍，是香港港峰实业公司董事会主席、香港某商会创会会长。香港港峰实业公司旗下在内地有4家100%控股公司，黄志贤以港商身份较早涉足莆田的房地产开发，在莆田当地是风云人物。
莆田的亿万富翁因涉黑被通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狐假虎威”是常用套路，将市长之死与自己硬扯上关系
2010年时，关于市长张国胜之死，从莆田到福建省的官方做了一些说明，其中包括：排除他杀；将“跳楼自杀”的说法，统一口径为“坠楼身亡”；针对纪委调查的传言，澄清张国胜未受到纪委部门的调查。
张国胜为何选择结束生命？民间曾流传各种说法，“与黄志贤有关”只是众多留言中不太起眼的一个。“其实只有黄志贤在自己的交际圈中宣扬，说市长跳楼是因为没听他的话。但是明眼人都知道，这跟他所谓的拍桌子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擅长做些狐假虎威的事，糊弄那些完全不知情的人，让别人怕他。”上述那位接近莆田官场的人士说，“即使被追逃后，他仍做些狐假虎威的事。”
当地政商圈较为一致的说法是，公安机关对黄志贤的抓捕早在2018年9月初就开始了，黄潜逃到了香港。
2018年10月间，一张黄志贤与福建省某位重要领导的合影在莆田政商圈流传。
据一位收到这张合影的莆田商人介绍：10月份的时候，福建省委组团去香港开展推介交流活动，黄志贤也出现在该活动的一场酒会上，并拉着上述那位领导拍了一张合照。“黄志贤马上把合照发回给莆田的政商界人士，意指自己平安无事，以便继续维持他在莆田的影响力。有人从香港回来后说，因为黄志贤是在逃人员，当天酒会上很多官员对他尽量规避，那位领导曾任职莆田，可能是不好意思拒绝才被拍了一张合照。”
合影究竟是不是在通缉之后，无法得到证实。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张流传越来越广的合影并不能给黄志贤带来庇护。之后，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对黄志贤的追捕从公安系统的内部信息变成了全国的公开通缉。
黄志贤为何成为扫黑对象？
打人、强拆、组建私人保安队伍……在许多吃过亏的人看来，黄志贤就是地地道道的“黑社会”头目。
警方将黄志贤列为扫黑除恶的对象，主要原因是涉嫌非法拘禁。
陈志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自己就是黄志贤所涉非法拘禁的受害者。“黄志贤之所以拘禁、殴打我，源于一起购房争端。”
据“天眼查”查询的信息显示，香港港峰实业公司在内地有4家100%控股公司，包括港峰（福建）恒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港峰地产”）、港峰（福建）鸬鹚屿实业有限公司、福建省莆田市龙升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港峰（福建）物流仓储有限公司。
其中的港峰地产在莆田地产界赫赫有名。
2010年，陈志强与港峰地产签署了一份商品房预约单，认购后者旗下开发的项目“名邦豪苑”某栋的两层房屋，并缴纳预约金共计300万元。根据预约单达成的协议，待“名邦豪苑”取得预售许可证后，陈志强需要在规定时间内交齐首付款，扣除已交的300万元预约金，还需补交270多万元。
陈志强说：“2011年9月份左右，港峰地产通知我补交剩余的270多万元。但当时项目没有取得预售许可，甚至连地基都没打，我当然担心风险，就没有去交钱。”
“名邦豪苑”最终是在2013年12月左右取得预售许可的，但在2013年6月，虽然彼时仍未能取得预售证，陈志强担心有变，还是带着钱去补交剩余的首付款。
“那时候，房价已经涨了，港峰地产就不愿按原价卖房子了，说我逾期未缴首付。我就通过关系直接找到了黄志贤。”按陈志强的说法，当时达成的结果是，他放弃购买“名邦豪苑”的房子，港峰除退还300万元预约金外，还补偿他300万元。但陈志强离开后大约一小时，黄志贤表示反悔，之后提出了新方案，即原本卖给陈志强的两层房子只卖一层，不用再补交其他费用了。
“我当然不同意，一层房子的首付款本来就不到300万元，只卖一层的话，当初预约金就不用交300万元这么多。这么长的时间，多出的利息怎么算？”陈志强说，他和黄志贤一直僵持不下。“2014年11月，港峰地产的工作人员来电，让我去黄志贤的办公室谈事。结果，刚到那里就遭到六七个保安的袭击，几个人用电线将我捆住，踩在地上殴打了几个小时。之后，其中的3名保安将我押送到属地派出所，污蔑我私闯民宅、敲诈勒索黄志贤，但警方没有立案。”
那一次，陈志强也报案了，当时警方也未立案，此后一直没有听到立案的消息。直到2018年11月，陈志强突然收到警方的破案告知书，上面写的犯罪嫌疑人是李志。“李志是黄志贤雇佣的保安，跟我无冤无仇。”陈志强认为，真正的主使是黄志贤。
就陈志强所述情节，《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通过莆田市委宣传部协调莆田市公安局予以求证，但未获答复。
“名邦豪苑”西南角（图左）有 2栋早已完工的 33层建筑，楼内空无一人。《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胡巍|摄
村民房屋被拆13年，仍未住进安置房
张放是港峰地产旗下项目“凤凰别墅山庄”的业委会成员，他向记者介绍：“黄志强的保安队伍有两支，一支是从保安公司正规聘请的，另一支是他自己购买器械私自武装起来的。”
多位业主受访称，黄志贤“为非作歹”的直接工具就是他的私人保安队。
据他们透露，黄志贤还有一支能够临时召集的队伍，由社会闲杂人员组成，“几次大的冲突他都拉来这支队伍，临时发几瓶酒、几条烟、一些钱”。
2004年6月9日，天刚亮，黄志贤召集的数百人马开进莆田市城厢区凤凰山街道新梅片区。棍棒掩护，挖掘机入场，一场强拆开始了。
有村民闻讯而来，但马上遭到“镇压”。“年纪大的老人被绑在树上，年轻的则被他们直接围殴。”当地一位村民回忆，一些村民还没搬家，还有的屋内仍住着老人，“我母亲就是被他们从屋里生生拖出来的。”
据村民们说，那一次强拆，造成3人受伤住院，多人轻伤。“动手打人和拆房子的都是黄志贤的人马，但政府工作人员也在现场。”
村民提供的一份政府工作报告复印件显示，这次拆除行动由城厢区政府多个部门联合组织，以拆除违章搭建的名义进行。
据村民提供的数据，新梅片区土地面积约130亩，当时有村民约150户。2004年初，港峰地产获得新梅片区土地的开发建设权。但由于对拆迁房屋的认定、补偿等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村民与港峰地产没有签订拆迁协议。
1999年，凤凰山街道与港峰地产对该片区的拆迁改造进行了前期运作，组织对片区内房屋的丈量摸底，并对房屋进行编号。上述这次强拆就是针对编号外的房屋，即违建房。但村民们认为，对违建的定义有“一刀切”的嫌疑，在他们看来，合理的修缮和新旧房更替建设，不应该定为违建。
更大的争议在于对可获补偿的房屋标准认定。“片区内房屋的丈量摸底发生在1999年，但黄志贤却要求以1988年为界。比如说，我的部分房屋建设于1988年至1999年之间，就被认定为搭建，补偿标准不到正常标准的三分之一。”村民傅云岩介绍说。
尽管争议一直存在，但迫于各方压力，村民们还是在2006年7月签订了拆迁协议，“大约半个月后，整个新梅片区就被全部拆除。”
根据协议，拆迁总共有两种补偿方式，“一种是现金补偿，另一种是补偿安置房。”傅云岩选择了安置房补偿方式，跟他一样选择的村民共有47户，涉及78套安置房。
按协议约定，港峰地产应在2008年7月10日前，把验收合格的安置房交付给村民。傅云岩说，“但13年过去了，我们47户没有一户住进安置房，多位老人在漫长的等待中去世。我们多次上访，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拆迁之后的新梅片区，后来被建成了高档小区“名邦豪苑”。按照陈志强的说法，楼盘在2013年12月取得预售证，但实际销售在取得预售许可之前就开始了。据当地人介绍，房价一度高达每平方米1.8万元。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名邦豪苑”西南角有2栋早已完工的33层建筑，楼内空无一人。傅云岩说：“我们的安置房就在这两栋楼内。房子已经建成约5年，但我们就是无法入住。”
据多位村民介绍，“名邦豪苑”曾专门规划了6栋7层建筑，安置房就设于此，但后来港峰地产更改规划，变成2栋33层建筑。据接近莆田官场的商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黄志贤曾扬言自己就是规划局长，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来自城厢区凤凰街道办的信访答复意见显示：安置房就在这两栋33层建筑中的一栋，并已于2014年2月竣工，但“因市国土局坐标转换时误差造成安置划拨用地与名邦豪苑出让地用地红线中间存在一块‘夹缝’，面积约160m2，造成《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无法办理，规划、消防不能验收”。
村民所陈情况是否属实？村民为何迟迟不得安置？如果建筑违规违法，那么高楼是如何建成的？《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拟就相关问题采访莆田市委宣传部及相关职能部门，但均未获答复。
蚕食寺院土地，持械施暴和尚
据多位受访者透露，黄志贤在莆田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没有一个是及时办全五证的。
对于这一说法，莆田市委宣传部及相关职能部门未予置评。
上图：围墙之下，月峰寺的房舍空间逼仄。下图：黄志贤所建的左侧围墙，导致通向寺院的道路最窄处只有一米多宽。《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胡巍|摄
凤凰山是黄志贤进军莆田房地产的第一站。1993年，港峰地产拿到凤凰山街道的520亩土地；1995年，港峰地产再从城南乡、凤凰山街道拿地250亩。多位受访者表示，黄志贤拿到的土地不到800亩，但通过违规圈地，蚕食周边土地，实际占有土地近千亩。
黄志贤的推土机一路挺进，开到与广化寺的交界处时停了下来。
广化寺是佛教名寺，僧侣众多，还有外地僧众赶来支援。黄志贤的人马与广化寺众僧发生过几次交锋，非但没有占到便宜，反而被烧毁几台挖机。
不久后，广化寺一批僧人有事外出，寺内一时人少。黄志贤从老家拉来几车人，携带棍棒，队伍包围了寺院。一场大规模冲突一触即发，所幸公安部门及时介入，平息冲突。
这场发生在2001年的风波，在莆田人尽皆知。据一位通达当地政情的人士说，后来有人劝黄志贤：“你的人仅仅来自老家的一个村，广化寺还有泉州等地寺庙支援，人手源源不断，不要斗下去了。”
之后，政府将另一块土地置换给黄志贤，争斗平息。
与广化寺一墙之隔的月峰寺就没那么幸运了。
月峰寺背靠凤凰山，据寺内僧人介绍，寺庙始建于唐朝，“文革”期间被毁，由僧人释明开重建于1984年。释明开医术高明，为人免费治病，被当地人称为“活济公”。但月峰寺庙小，只有五六个僧人。
早在90年代，黄志贤拿到凤凰山的土地后，不断蚕食月峰寺土地。“那时寺院没有围墙，但是早有界石。黄志贤的人就经常搬动界石，不断往寺院方向进逼。”据月峰寺的僧人说，“山腰下我们曾栽有十多棵龙眼树，旁边建有骨灰堂，供着20多个牌位和10多罐骨灰，黄志贤的人砍掉树后，把骨灰堂夷为平地，将土地强占。”
当时释明开还健在，黄志贤与月峰寺摩擦不断。“有时他们人不多，我们就警告说，‘和尚都是独身，打死就打死了，你们是有家人的’，这时他们也不会动手。但有时他们人多，经常把我们盯在寺里，并且监视我们的活动，限制自由。”
矛盾最尖锐的时候，一群蒙面人持械夜闯月峰寺。“和尚都睡着了，他们砸开门，把我们全部打伤。师傅释明开的背上被打出一条条红印。他们还抢走两三千元现金和一部手机，手机也值两三千元。人都是肉身的，和尚也怕痛，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敢住在庙里。”月峰寺的僧人回忆说。
现在的月峰寺四面都建有围墙，只在南面留一出入口。据月峰寺的僧人介绍，围墙是黄志贤强行修建，围墙之外的土地被他圈占了下来。
围墙之下，月峰寺的房舍空间逼仄，通向寺院的道路最窄处只有一米多宽，僧人说：“小车无法通行，香客前来很不方便，修缮庙舍时运送材料也不方便，希望能够拓宽些。”
组织“黑武装”与警察持械对峙
黄志贤在“凤凰别墅山庄”的住所。《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胡巍|摄
凤凰别墅山庄是黄志贤的大本营，他住在其中一幢别墅内，办公楼也在小区内。
凤凰别墅山庄是莆田早期的高端别墅楼盘，业主们非富即贵。“尤其是与黄志贤会发生业务往来的那种。”
据多位凤凰别墅山庄的业主们透露，他们的邻居中，有来自莆田规划、国土、住建、税务等部门的官员们，甚至还有市政府的领导。
凤凰别墅山庄的业主介绍说，黄志贤卖别墅跟一般人不一样。他先把土地平整出来，直接把土地卖给个人（即“业主”），然后将别墅的设计图纸以几千元的价格卖给业主，业主按照图纸自行建房。“这样的房子，黄志贤能够通过关系辗转办出土地证，但房产证却办不下来。”
有莆田房地产行业的人士告诉记者，黄志贤的成功就在于拿地特别便宜。据悉，黄志贤当年在凤凰山拿地的价格只需2000多元一亩，而转手卖给业主的价格则高达20多万元每亩。
卖地只是第一笔收入，“黄志贤把业主当作取之不尽的井水，随时都打算收点钱。”业主张放说。
据业主们反映，由于别墅办不出房产证，如果有业主要转卖房产，只能变更土地证，“但变更土地证的名字，只有黄志贤才能找到关系办成，他借此要收大约20万元的‘更名费’。”
在很多人看来，商人黄志贤缺乏契约精神，经常出尔反尔。与陈志强的谈判如此，对新梅片区的安置房处理如此，在凤凰山的别墅开发上也是如此。
凤凰别墅山庄的一位业主说，“黄志贤卖地给我时，要求必须购买一块绿地，这我是愿意的。但交了钱以后，他就找借口收回绿地，转而卖给别人盖房。”另一位业主说，起先他购买的一块土地，没过多久就被黄志贤卖给了其他人，然后“他又从别处划一块给我”。
黄志贤在凤凰别墅山庄得罪的人越来越多。“连部分官员都有得罪，比如，一些官员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他就翻脸不认人了。”一位熟悉莆田官场的业主说。
据接受采访的凤凰别墅山庄业主们称，他们已经分为两派：多数派是跟黄志贤不对付的；少数派则或明或暗地支持他，“支持的人中，大多跟他有利益往来，其中不乏官员。”
2016年6月，业主们发起抗议，选举产生了业主委员会，并试图解聘港峰地产的物业公司。业委会成员张放说：“这就等于动了黄志贤的奶酪，因为他在凤凰别墅山庄的‘统治’，有赖于物业公司这样的组织，尤其是他的私人保安队。”
黄志贤的私人保安队配备盾牌、防暴服、警棍等警械。有从武警退役的人士说，这支保安队常年盘踞在凤凰别墅山庄，每日巡逻、整齐划一地出操，口号洪亮。黄志贤还专门聘请从公安系统退下来的官员充当教官，“指点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动用武力，打到什么程度不用负责，等等。”
黄志贤出行好排场。据凤凰别墅山庄业主介绍，黄志贤的办公楼距离他家里仅仅几百米，“但他都要乘车出行，前面两台摩托开道，后面两台摩托殿后。”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黄志贤得罪的人太多，出行才搞得隆重其事。
尽管业委会成立后聘请了新的物业公司，但由于黄志贤势力强大，新物业公司在交接的当天就被赶走了。
业委会成立后被黄志贤视为肉中刺，多次挑事。
2016年10月，黄志贤的数名保安撞开业委会主任林国文的私宅大门，在屋内推倒其老父亲，扬言用300万元取林国文性命。就在同一天下午，黄志贤还临时组建了上百人的队伍进入小区，与业主和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对峙。
据一位业主回忆称：在双方的对峙中，黄志贤的队伍中有人袭警，被警察抓捕押进警车准备带走，但黄志贤上百人的队伍将警车团团围住，拉拽车门、摇晃警车，威胁连人带车推入旁边的游泳池。同时，还封锁了小区唯一的大门，前来支援的警察无法进来。对峙持续到将近午夜时分，最终以警察放人了事。
业主们将黄志贤临时组建的百人队伍称为“黑武装”，他们多次闯进小区并与业主们发生冲突甚至发展成聚众事件，影响甚为恶劣。2017年5月，莆田市城厢区委办专门为此成立了凤凰别墅山庄纠纷化解工作领导小组，工作组由城厢区委副书记担任组长，还有三位区委常委任副组长。
“但工作组在黄志贤眼里就是个笑话，他依旧我行我素。工作组成立之后，有业主向小区内运送建筑装修材料，同样被黄志贤的‘黑武装’扣押。”业委会成员张放说，新的物业公司直到2018年12月才入驻小区，那时候，黄志贤已经被通缉潜逃香港数月。
逃港之后的遥控
在拆迁户、业主们的不断上访举报之下，当地警方开始了对黄志贤的抓捕。
据当地政商界知情人士介绍，抓捕始于2018年9月4日。黄志贤潜逃香港。2019年5月14日，警方公开通缉。
然而，多位受访者强调，即使是黄志贤出逃后，他的影响力并未完全消退，依然遥控着他在莆田的公司运转。
据多位知情人士介绍：2012年左右，黄志贤公司旗下另一项目“名邦豪苑”底层商铺业主与港峰地产发生纠纷，黄志贤命人修筑了一条长约70米的围墙封堵店铺。此案经法院审理，判决港峰地产拆除围墙，但港峰地产置之不理。直到黄志贤出逃后，法院执行局才强行拆除围墙。但黄志贤依旧遥控保安，“法院拆除围墙的当天下午，保安就用钢管筑起一道新的隔离设施，这也太不给法院面子了”。
带铁刺的路障，黄志贤的保安队曾用这类器具与凤凰别墅山庄的业主对峙。《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胡巍|摄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后来城厢区法院被人举报是黄志贤的保护伞，法院方面为自证清白，联系扫黑办抓捕保安。大约在2018年底，港峰地产自行拆除了隔离设施。”
但这一说法未能得到官方证实。
2019年6月上旬，紧邻“凤凰别墅山庄”，黄志贤的另一个高层项目正在施工建设。有人举报称，该项目手续不全，但仍在施工。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通过莆田市委宣传部联系相关部门采访，未获回复。
在港峰地产开发的楼盘及周边，黄志贤标志性的保安队仍在正常执勤。“黄志贤的保安有一个特点，他们身穿蓝色服装，与警服高度相似。几米开外的地方看过去，很难分辨出是警察还是保安。”凤凰山庄业委会成员张放说。
在受访者们看来，黄志贤很重视维持自己在莆田的影响力，冀图东山再起。“说不好哪天他还要宣布‘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他们认为，黄志贤的各种小动作，包括传播与省委领导的合影，都是出于这一目的。
这也让举报者们在谈论黄志贤时小心谨慎，担心遭到打击报复。
新梅片区村民向记者展示在 2004年强拆过程中遗留的伤痕。《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胡巍|摄
举报者们的疑虑还在于，从2018年9月启动对黄志贤的抓捕至今，已经过去大半年，但莆田官场至今未有官员被牵出。而在他们看来，黄志贤能够在莆田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这么多年，“不可能没有保护伞。”
“黄志贤很抠门，就连保安的薪水他都克扣，但打点官场却很舍得花钱。莆田政商界流传一种说法称，黄志贤现在有多少资产，他此前用于打点官场的花销就有多少。”据莆田税务系统的一位前官员说，“黄志贤在莆田根深蒂固，一般的处级干部他都可以不搭理。”
以税务问题为例，这位税务系统的前官员说，“黄志贤在税务方面肯定有问题，但谁都拿不出证据，因为没人敢查他的账。打个比方，港峰地产的税务属于凤凰山税务分局管辖范围，分局领导不管也不行，就向上级局汇报要求去查黄志贤的账，上级局又向市局汇报，一来二去，往往就不了了之。有时候也会批复要求去港峰地产查账，但其实就是走个过场，基层税务干部只在黄志贤办公楼里转一圈，甚至有时连门都不敢进，因为都认为黄志贤有靠山。”
一位熟悉黄志贤的商人向记者透露：“黄志贤经常请福建省某厅的副厅长到他乡下的老家吃饭。宴请前他就通知莆田相关部门的局长，局长见省厅领导来了，赶紧过去捧场。”
据通达当地政情的人士分析：黄志贤对莆田官场的“投资”效果达到临界，一方面，由于投资莆田较早，部分他曾经打点的官员陆续获得升迁，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在莆田的影响力得到巩固；但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官员逐渐退居二线，加之莆田的现任领导多从外地调入，与之没有瓜葛，因而从这个角度看，黄志贤的影响力也逐渐式微。
假面慈善家
与坊间刻画的“黑社会”形象相反，在被警方追逃前，黄志贤一直以慈善家的形象出现在媒体上，常因慈善捐助见诸报端。
经媒体渲染，他的家庭教育在当地颇为知名。据报道称，黄志贤有子女六人，两人考上牛津大学，两人在伦敦大学，一人就读于剑桥大学，还有一人毕业于香港一所大学。
与黄志贤一起被通缉的小儿子黄龙熙据称即毕业于牛津大学。
“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呢？最后也被通缉了。”据一位知情者透露，在一次官方组织的会议上，黄龙熙公开批判“中国人没素质”，并对自己的香港公民身份颇为得意和自豪，引起与会干部的一片唏嘘。
而黄志贤标榜的慈善捐助也多被揭穿。
例如，有受访者指出，有一次，黄志贤为某村修建道路，表面上是捐助修路，但实质上背后是为置换该村的一块土地。
又例如，上述月峰寺的僧人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黄志贤曾听人指点，要向月峰寺捐献5亩土地，条件是要为他立一个功德牌。“他曾经侵占寺院的土地，现在反而要捐献，我们听了很高兴，就为他立了一块功德牌。但过了两年，丝毫不见他有兑现承诺的迹象，就把功德牌撤了。”
在黄志贤的老家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他的一位老乡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黄志贤年少家贫，曾在海边捕捉跳跳鱼为生。“跳跳鱼在当地叫‘土条’，大家都叫他绰号‘土条贤’。这人脑子灵活，但心眼不好。当年，大家一起在市场上卖‘土条’，黄志贤假装看同行的货，把手伸进水盆里拨弄，其实手上涂了药。没过多久，同行的‘土条’都死了，只有他的活蹦乱跳，顾客就都买他的。”这位老乡介绍说，后来黄志贤转行从事打黄金首饰的生意，“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他往金子里掺别的东西。”
多位受访者表示，黄志贤真正发家是靠走私，“在他去香港之前就已经从事走私活动了，到香港后进一步扩大了生意。他还善于拜干爹，后来通过投靠关系拿到了香港户籍。”
一位受访者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在一次他与黄志贤一起参加的饭局上，“他公然宣称，自己曾从事走私，而且是武装走私。”
在坊间，流传甚广的一种说法是：上世纪80年代末，黄志贤从香港返回莆田投资，花50多万元拿下莆田鸬鹚屿数十年的开发权，同时承诺未来要投资上亿元建设岛上设施。但很多年以后，也仅仅是在岛上盖了几栋房子，鸬鹚屿被疑为是黄志贤“走私的中转站”。
但坊间的质疑无法得到证实。
一位消息人士透露，2018年9月4日上午，黄志贤还出现在当地的公安局。当天稍晚时候，警方开始对黄志贤实施抓捕，黄志贤的几名手下被抓获，而黄志贤居然能成功潜逃。警方内部人士私下对此亦多有议论。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就有关传言向莆田市委宣传部及公安部门求证，均未获回应。
（应采访对象要求，陈志强、张放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张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