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杀死妈妈的北大学生该死吗？
来源：南风窗
现实世界一定是复杂的，但生活在复杂的社会里，不一定是一种不幸。它也许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勇敢的、“好棒的大人”，而不是一个巨婴。
2019年4月20日，全国通缉3年多的吴谢宇被捕。（图源网络）
2019年4月20日，全国通缉3年多的吴谢宇被捕，他是轰动一时的北大学子弑母案嫌疑人。目前案件已经移交给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
吴谢宇身上笼罩着巨大的谜团。
2016年2月14日，吴谢宇的亲生妈妈，福州市教育学院第二附中的历史老师谢天琴的尸体被警察发现。此时，她死去已半年有余。
死去的谢天琴被十余层塑料薄膜层层包裹，每一层的缝隙中都被细心地放入了活性炭，用来吸臭。而尸体所在的教职工宿舍里，有数台电子视频监控和红外线报警器在密切监控着“她”，一旦有人闯入，报警消息就会立刻发送到电脑，和另一台监控手机上。
监控手机，福州警方怀疑在吴谢宇的手里。
随后的种种线索，包括冒充母亲向亲友借款144万、伪造辞职信等等，都将犯罪嫌疑指向吴谢宇。
这与媒体所呈现的吴谢宇过往的“完美印象”完全不符，甚至有着翻天覆地的冲突。从与他相关的人口中我们获得了这样的印象：吴谢宇是班长、中考状元、北大学子、身高180cm、爱篮球，是同学口中的“宇神”，也是父亲死后与母亲每晚通电话的孝顺儿子。
巨大的“谜”与“痛”，吸引了公众的关注。
吴谢宇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他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弑母者该死吗？
随着吴谢宇的落网，这些问题醒目地悬挂在了社交舆论之中。
于是，在社交网络上，围绕这些问题掀起了“全民破案”的高昂兴致。
激烈的舆论，目前呈现出三种分流。
第一种声音，是试图了解。
“这对母子遭遇了怎样绝望的境地？”问出这些话的人，部分在现实生活中与吴谢宇母子有过接触，更多的是有感于吴谢宇涉案前后巨大反差的陌生人。他们希望专业的犯罪心理学家能够介入，了解吴谢宇涉案前后的心理过程，也希望通过探究这起杀人案件背后的真相，来做到更好的善后和预防。
第二种声音，是凭空想象。
在案件核心信息尚且缺乏的情况下，网友们借助四处拼凑的信息，开始了各种“都市传说”型的联想。比如对吴谢宇母子关系的揣测、“高智商”作案过程的强调、弑母心路历程的推演，以及对被害者谢天琴的“谴责”。其中甚至不乏“凶手另有其人”等等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故事再造”和传播。
而第三种声音，是拒绝追问。
“畜生不如，赶紧枪毙。”在吴谢宇案仍旧谜团重重的时刻，一些网友率先地做了网络判官，发声希望吴谢宇“罪有应得”。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刺回现实的电视剧
这些网络的声音里，有理性和克制、有冷漠和低俗，也有愤慨和暴力……它们一条条变成碎片，飞到空中，星星点点，又逐渐拼成几个大字：我们与恶的距离。
是不是完全适用于这起案件所引发的舆论状况？其实这是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每一集的开场片段。
此刻，剧集刺回现实。
这部2019年3月24日开播，只有10集，但豆瓣评分9.5分的台湾电视剧，用充满矛盾与纠葛的故事，向观众抛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我们要不要了解杀人犯？
在媒体上伸张正义是不是完全正当的？
民主法治有没有在讨好舆论？
受害者的过激情绪和行为的限度在哪里？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电视剧里接二连三地提问，自己却从不回答。它的故事疏离现实，但它的问题又是如此贴近现实，以至于让观众在看剧的时候，忍不住地将过往几年那些令人唏嘘和愤慨悲伤的现实新闻，一一投射进剧中。只要你看过它，那么在最近的吴谢宇事件发生时，就一定会联想到剧中的某些片段和疑问。
而且，那些疑问是那么的真诚和尖锐，它让我们本理所当然的一些看法，逐渐松动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与恶的距离》，作为一部电视剧，确实在影响读者的一些观念。
豆瓣9.5的高分，不是没有道理。
在中国人的传统社会文化中，“杀人偿命”是不需要质疑的。即使很多不懂法的普通人，对于杀人事件也能够快速定性，知道“杀人要偿命”。它是如此的简洁有力、天然正当，以至于从对杀人者本身的探知和理解，对杀人到偿命这之间的追问和思索，我们几乎是省略的。
所以，在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愤怒的大多数，果断地举起拳头，举起臭鸡蛋，挥向凶手和他的家人。
忽然，凶手的旁边出现了一个人，他西装革履，即使身上挂着鸡蛋清，被人泼了大粪，他仍在说“等等！”
等等？
等什么，有什么好等，他可是杀人犯，你为他辩护，和他有何区别！
电视剧里，鲁迅先生所抨击的“中国式”辩论，在网络时代愈演愈烈。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但这个人还是说，“等等，别让愤怒拉着我们的法治去陪葬！”
他是王赦，剧中的一位律师，代表着法治社会的理想状态，一位离恶最远的人。在王赦看来，“死刑”作为最高的刑法，是对生而为人的权利的最终剥夺，判定死刑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法律程序，而不是仅凭公众巨大的呼声来主导实现。
但当“杀人犯”终于如大众所愿，不顾程序正义地仓促地死去了，大众们在欢呼。王赦却酩酊大醉。
为什么他要去关心一个杀人犯的真实想法？而且是一个冲进人群，随机枪杀儿童的“恶魔”。王赦为其辩护，目的并不是为他开脱，而是“把杀人犯也当作人来看”。“杀人犯”并不是畜生，而是人，他应该得到法律的公正对待。这不是简单地在维护杀人犯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而是要防止出现更多的悲剧。因为若不去寻找犯罪的根源，就还会有下一个，下下一个。
在剧评中，观众们写道：“以前我觉得杀人犯就该立刻死，但看了这个之后反思了很久。觉得那种还能把杀人犯当人的人，真酷。”
“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平安快乐的长大，不要有人再犯你犯过的罪。”
“恶的对面，不是善，而是爱。我以后会把这部电视剧介绍给自己的孩子看。”
杀人犯也是人，与我们的区别并没有那么大。只有卸除恐惧，去了解杀人犯，我们普通人才会有所警觉，不至于哪一个转身，就行差踏错，走上恶之路。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现实的问题，仍旧要在现实里回答
吴谢宇被捕不久，案件的追查与定罪都需要时间。目前，此案的重要信息暂未公布，媒体和舆论不应该凭空地对此案件作出定性和审判。
但类似的杀人案，很多角落都在上演。
高材生弑母：2017年4月，26岁中国在美留学生杀母，并肢解。2015年，22岁的澳洲华裔学生被指控杀母，潜藏3年。
未成年人弑母：2019年3月19日，江苏省盐城市13岁男孩杀母。2018年12月，湖南沅江12岁男孩弑母。湖南衡阳13岁男孩锤杀父母。2017年12月，四川大竹县一名13岁男孩弑母。
甚至近期发生的随机杀人案：背负50条命案的新西兰枪击案，上海世外小学外砍杀儿童的案件。等等。
2019年3月15日发生的新西兰枪击案造成50人遇难。
类似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着，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法律的惩治可以切断悲剧的继续。
“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但传达愤怒和沮丧，并不是本文的目的。
既然吴谢宇案目前晦暗不明，那我们不妨借助一些刺回现实生活的影视作品，比如《我们与恶的距离》，来比照现实，考察社会，看看哪里生了病。
我们都有害怕复杂的心理倾向。
以吴谢宇案为例，极端、复杂的犯罪行为，往往是难以理解的。因为犯罪复杂，所以解释犯罪也需要复杂多元的答案。但心理学指出，大部分人难以忍受事件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不管问题多么复杂，人们只想要最简单和直接的回答。“他有罪吗？”“我们要不要杀了他？”
够简单，好执行，但这绝对不是解决犯罪根源的办法。反而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害怕复杂的人，会简单地称呼自己所不能理解的人为“暴徒”、“畜生”，认为他们和我们不一样，根本不是人。
杀人就是丧心病狂，杀人犯在本质上是邪恶的、疯狂的，与正常人完全不一样的。正由于这种“绝对的不一样”，我们正常人就无法理解，甚至没必要去了解他的思想和行为。
一旦我们把杀人犯当成正常社会中一个脱序、失常的人，一个闯入我们正常生活的入侵者，我们就会立刻变得轻松起来，因为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只需要咒骂、责问这个人就行了。
通过竭尽所能地去侮辱杀人犯，来维护自己心中的秩序，是我们擅长的事情。但同时将他们剔出了“人”的队伍，完全放弃了对于这些人的了解和分析，从而丧失了对于同类事件再次发生的预防能力，是我们的损失。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在这种情况下，就更不必谈对悲剧事件尽可能“健康”地善后了。
另一种严重的社会病，是“没有病识感”。
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有一段精彩的台词。
医院的精神科社工宋乔平问她的姐姐，儿子在随机枪杀案中不幸死亡的宋乔安。
“你知道什么样的病人最难痊愈吗？”
“没有病识感的病人。”
他们明明生病了，却不觉得自己有病。他们明明可能错了，却坚信自己对。
同理。
你知道什么样的社会最难痊愈吗？
没有病识感的社会。
现实世界一定是复杂的，但生活在复杂的社会里，不一定是一种不幸。它也许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勇敢的、“好棒的大人”，而不是一个巨婴。
正视现实的复杂，是解决深层次社会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王赦的妻子与他发生争吵。
“我只是想保护我们的小孩，我不想他们受到伤害。不知道为什么在你眼里就变成是，我不够宽容，因为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些人。”
王赦说：“因为你们这些人，遇到这些事情，只会愤怒、胆怯、害怕，就根本没有机会去了解他们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一定是罪人，但不一定是坏人。”
只有尽可能地放下偏见、愤怒、胆怯和害怕的人，才可能离恶更远一点点。
至此，在现实里被压抑、得不到探讨的话题，优秀的影视作品中可以探讨。
但现实的问题，仍旧要在现实里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