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清明时分，他去悼念了捐献三种器官的儿子|深度人物
记者/杨宝璐
医务工作者向一名遗体捐赠者默哀致敬
在朱思泉下葬那天，他的小女儿降生了。除此之外，朱思泉的生命还有另一种延续的方式，他的肝、肾、眼角膜都捐给了别人。
当人在脑死亡之后，靠着医疗器械和药物的维持，心脏仍会保持跳动。有时，这个过程会持续一个月，甚至更漫长。
病患的亲友们不得不面临选择，有人始终坚持，等待奇迹的出现，哪怕再多看几眼也好；也有人早早放手，通过遗体捐献，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据2019年中国器官获取组织大会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6302例，加上2545例亲属间移植，每百万人口年捐献率（PMP）达到6.8；182家具备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共完成器官移植手术20201例，捐献、移植数量均位居世界第二位。
朱思泉的婚房还保持着原样
追思
每年清明节前后，江西省红十字会举办遗体器官捐献者追思活动，朱厚得都会从家里赶来参加仪式。
他从老家燕溪村出发，先骑摩托到高安市，再乘坐大巴到南昌，最后辗转到墓园，一路奔波。
朱厚得今年48岁，命运薄待于他，从2014年起，他连续失去了两个儿子。小儿子因病逝世，当时才十几岁；2015年8月31日，大儿子朱思泉因车祸，在医院里住了23天院，最终没能抢救回来。
儿子去世后，朱厚得做主，捐献了儿子所有能用的器官，肝、肾、眼角膜，能捐的都捐了。他是在福建开出租时知道的器官捐献，明白了这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
3月27日，遗体器官捐献者追思会在南昌青山墓园举行，朱厚得一早就出了门，到达墓园时，连清晨的露水还没有晒干。
他是一个人来的，自从大儿子去世后，儿媳妇罗敏（化名）外出打工，家里除了朱厚得，只剩妻子和一对孙子孙女。
家里小楼二层是朱思泉结婚时新装修的，他去世后还保持着当初的模样，也时常打扫，但一家四口却宁愿挤着住在一楼。“一想到是他以前住过的，受不了。”
追思会是一个契机，这是一年一度，他跟儿子距离最近的时刻。其实，朱思泉的坟就在家后边的田垄旁，坟边杂草丛生。朱厚得极少来这里，一是伤心，二是习俗，“年长的人不能给年少的人上坟。”
只有来到追思会，他才能得到稍许安慰。在这里，聚集着和他一样的人，一种是带着丧亲之痛的捐献者，一种是带着重生之敬的受捐者。
在这里，很难看到朱厚得脸上流露出痛苦，只有排着队去纪念碑前献花时，他会从兜里掏出纸巾，仔细擦擦儿子的照片，走的时候，还要再回头看上一眼。
朱厚得不知道自己还能来看儿子几次。他有糖尿病，每天在家注射胰岛素。干不了重活儿，家里的开支主要靠妻子在市里打工，他在家里带孙子孙女，顺便种点水稻蔬菜。
朱思泉去世后，家里欠了十几万，当地红十字会了解情况后，为他提供了一些捐助，眼下，两个孩子既是希望，也让他忧虑重重，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支撑到把两个孩子供出来那一天。
江西省为遗体捐赠者举行清明追思活动
签字
朱思泉出事是在距离家不远的路上，交警打电话通知家属，首先接到电话的，是当时怀孕九个月的妻子罗敏。
等家属赶到高安市人民医院后，朱思泉已经在ICU里抢救了，后来由于费用过高，又转到了普通病房。
这二十三天，罗敏每天都去医院陪朱思泉。有时跟他说起未出世的孩子，朱思泉的眼角还会流出泪水，但却始终没有清醒过来。残酷的事实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加清晰：在医学认定脑死亡后，或许病人还有呼吸、有体温、有心跳，有时会被误认为是植物人状态，还有醒来的可能。但实际上，这是呼吸机的作用。离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二十三天后，朱厚得知道，儿子回不来了，是时候松手让他走了。
他决定捐出儿子所有有用的器官。江西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李勇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江西省红会接到医院传来的消息，赶紧跟朱厚得取得联系，确认了捐献意愿后，就跟随医院的车赶到高安人民医院，见到朱厚得。
当时，罗敏不在医院。按照法律的规定，如果捐献者直系亲属不能来现场，需要出具委托材料，委托其他直系亲属来全权代表。“我们有两个要求，不仅需要她手写委托书，还得手持身份证和委托书拍张照片。”李勇介绍道。很快，罗敏就将委托材料传了回来。
做手术时，红十字会需要派人在手术室进行监督，做录像记录，以保证器官捐献手术按照家属意愿进行。当天后半夜，朱思泉达到了临捐状态。就在李勇准备进手术室时，罗敏突然来了。
“我们当时都很诧异，他们家距离医院有20多里，他妻子是弄了一辆电动三轮过来的，挺着个大肚子。”李勇说。
罗敏来时，还带着两三岁的儿子，坐在医院的一个谈话间里。半夜，谈话间没开灯，只有一点走廊的灯光从门缝里透进来。李勇走进屋里时，看着眼前的情景，愣住了。
“他妻子就坐在那里，影子拉得极长，我往那个房间走，突然就不忍心了。”李勇犹豫了，委托手续已经办好了，还有必要再让眼前这个妻子签字么。
这种犹豫和纠结，在李勇的职业生涯中反复出现。他很理解家属的想法，“人还有一口气，或许就像植物人一样，还有百万分之一的机会，但器官捐献协调员从手术室进去再出来，就彻底结束了。”
他还是把签字文件放在了罗敏面前，忍不住问：“过来一趟不容易，为什么还要亲自来？”罗敏告诉他，就是想来给丈夫签字，来送他最后一程。
罗敏说，丈夫朱思泉是一个很热心的人，一家人都在遗体捐献这件事上达成一致。“之前他弟弟去世时，就想着捐献器官，但没能实现。他自己也想捐献，我得帮他完成这个遗愿。”
婚房
朱思泉出殡那天清晨，罗敏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当时已经过了预产期了。”朱厚得记得很清楚，那天早上五点，孙女出生，一家人在医院照顾母女二人，上午九点，儿子出殡，他们赶到殡仪馆，送了最后一程。
三天后，罗敏出院，坐月子既没回娘家，也没到婆家。朱厚得在村头卫生院租了一间空房子，一个月一百块，让罗敏安顿坐月子，房间条件简陋，只有一张床。
坐完月子几个月后，罗敏就把孩子留在朱家，外出打工了，她也再没回过朱家。在朱厚得家二层，是为小两口结婚专门盖的全新的房子，装修一新，墙上还挂着两人的结婚照。“不想回家，看着心里难受。”罗敏说。
带儿子骨灰回老家安葬时，朱家人特意避开了村里的大路，从稻田地里拐了弯，村里是有些忌讳，有人私下议论，这个父亲够狠心，孩子死了还没给留个全尸。朱厚得装作不知道，“没人当面讲”，他觉得自己做得对。
“高安这边的风俗是，人还有一口气的时候，要送回家里，这样才能允许进祖坟，不然会认为不吉利。”高安市红十字会刘会长介绍，朱思泉是高安市第二例遗体器官捐献者，捐献之后，红十字会联系医院，解决了住院费用。朱思泉住院时花费不小，家里欠了不少钱。后来，红十字会、社会爱心人士和淘宝“公益宝贝”计划的爱心商家还陆续为朱家筹款，帮他们度过最艰难的那段日子。
刘会长同时透露，当地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专门去燕溪村找村干部做工作，“就告诉他们，这是做好事，不要把人家当怪物。”
风俗的确是阻碍遗体或器官捐献的重要原因。李勇告诉记者，有一次，他们去村子里接一个同意捐献用于医学教学的遗体。遗体都装上车了，手续也搬完了，被同村的村民得知，扛着锄头扫把、铁锹过来了一群人，还拎了一截树桩子，堵住了路。“就觉得这种事情会坏了村里的风水，给村里招致祸害。”那一次，甚至惊动派出所出动，最后还是被迫放弃了捐献。
还有一次，他们去接一位在家里去世的老人，家人同意进行遗体捐献。老人家住在二楼，一楼的住户不同意从他门前经过，最后，他们将老人遗体装进尸袋，从二楼吊了下去。
相较而言，人在医院离世的捐献难度要比在家里去世的难度小一些，家属可以保密。李勇告诉记者，在做完器官捐献手术后，医生会对遗体进行缝合、化妆，摘除眼角膜的，还会给遗体装上义眼。从手术间推出来后，家属拉开装尸袋，看到的是完好的家人永远地沉睡了。
“随着政府实行了丧葬改革，不准土葬后，老百姓接受器官捐献就容易多了。”南昌大学一附院移植科主任肖建生说。据江西省红十字会的统计显示，从2007年到2014年上半年，省内一共只有八例遗体捐献，但到了2014年下半年，就有了20多例。
正在进行中的遗体捐赠登记
延续
在做器官摘除手术时，也有家属要求进手术室，见证亲人捐献器官的过程，但这是不符合手术规定的，“他就觉得不放心。怕医院把什么有用的都取掉了。”
时至今日，器官捐献依旧是敏感话题，因此，一般来讲，无论是主治医生和器官使用的医生，还是红十字会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均不做劝捐。“我们更多是去做普及宣传，让家属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并且想捐的时候知道该怎么办、去哪里找谁。”李勇说。
在捐献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有时候，直系亲属同意了，旁系亲属不同意，捐献手术也不能贸然进行。李勇告诉记者，在遗体或器官捐献这件事上，实行的是“一票否决制”。如果逝者亲属之间不能达成一致，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就会停下来，不进手术室，先让家属们去协商。
这是一场洞悉人性与家庭关系的微妙衡量。当家庭顶梁柱走了，可能留下孤儿寡母和一系列的医疗债务，此时家属之间意见不统一，即使有直系家属强硬达成捐献，很有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尤其是碰到那种只剩下十七八岁的孩子的家庭，李勇和同事们会更加小心，不希望因为意气用事或者逆反心理而做出决定，“这真不是什么皆大欢喜的事。就算你强行捐献成功了，家属后面的事谁来管？”
只有当家属们取得一致意见后，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才会穿上无菌服，拿好录像设备，走进手术室，手术之前，医护人员要先为捐献者进行默哀，然后在录像机的见证下，将挽救另一个生命的器官从逝者身上分离。
早在1992年，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开始进行肾移植手术，2001年开始进行肝移植手术。如今，这两项手术的成功率都很高，医生现在追求的，已经是五年存活率、十年存活率这种远期效果。去年，全国的肝移植做了六千多例，肾移植过万例，“这种大脏器的移植，我国的手术数量已经是全世界第二了，仅次于美国。”
但供体不足，仍旧是最大的问题。肖建生告诉记者，目前，肾脏移植的缺口高达150：1，肝移植则为30：1。
心脏停跳之后，器官允许热缺血的时间（暨从心脏停跳到医学灌注时间段）很短，心脏只有三到四分钟，肝脏五到八分钟；肾脏也只有30分钟。严格的摘取要求，和病人多变的情况，意味着每当有合适供体出现时，必须争分夺秒，为此，遗体捐献协调员必须保证二十四小时待命。
摘取手术不难，一般只需要一个多小时，但等待逝者达到临捐状态，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时是一整夜，有时是很多天的情况反复。前年春节，李勇大年初一接到有器官捐献的通知，就在医院里等了一晚上，直到确保器官完好送到移植医院，才松了一口气。
“有些捐献者家属希望知道亲人的器官给了谁，但依照规定，捐献是双盲的，我们对双方都不会透露。”肖建生说。
手术结束后，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走出手术室，要给家属递上荣誉证书，还会告诉家属，通过逝者的捐助救活了几个人，“心脏捐献的要求比较高，江西一般是捐一肝两肾。我们就会跟家属说，您亲人的捐献，可能会给到三个器官衰竭的患者重生的机会。”
也有家属持续关注着另一段的患者情况，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也会酌情告知家属，受捐者的大概情况，“比如说您的亲人的某个器官捐到哪个城市、受捐者大概多大、男的女的、术后恢复情况怎样，等等。”
“人家图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亲人的气息还在，我们会把情况告诉他，受体恢复得好，就代表着他亲人的器官，还在继续运转。”李勇说。
2011年，南昌市新建区的一位老人失去了儿子，老人的记忆从儿子捐献器官那一刻停摆。如今老人八十多岁，眼睛都看不清了，思维也越来越混乱，唯独对捐献记得清楚，“逢人就说，儿子救了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姑娘。”
从某种程度上，这种生命的接力，是逝者一家人继续生活的念想。
但朱厚得没问过李勇，朱思泉器官的去向，在他心里，儿子的生命已经以另一种形式延续，在某个地方继续存在着，维系着另外几个家庭的完整。
责任编辑：闫宏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