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北大中文55级：校长马寅初说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批判者们投降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1957年5月19日，《红楼》编辑部成员游览颐和园，林昭拍下此照片。怀抱吉他者为谢冕。 图/受访者提供
北大中文系55级，和它见证的一个时代：
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春丹
本文首发于总第892期《中国新闻周刊》
55级北大人的人生，或许是最一言难尽的。
与建国初期不同，这一年能上北大的，无论应届生抑或调干生，都是从高考中拼成绩上来的学霸。从这一年起，北大各院系（东语系外）从四年制改为五年制。如果以1957年“反右”为一个时代的分界线，55级的大学生涯正好被一分为二。没有哪一届，比他们更完美地经历了“断裂”。
以近代史专家杨天石为例，1955年秋，他作为中文系一年级临时团支部副书记在新生大会上发言，第一句话是：“我们都是满怀着幻想和希望走进北大的。”到1960年毕业时，他的去处却是一个培养拖拉机手的短期培训班。
谢冕在毕业40周年聚会的发言中说，我们所有人的心灵都留下了创伤，也学会了对时间留下的一切进行有效的处理，包括“某种有意的疏忽和悬置”，向心力或凝聚力，皆来自这种处理历史经验的能力。
初入燕园
杨天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55级之所以被认为人才辈出，主要原因不是别的，而是生源好。
1955年新生中，四分之三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只有四分之一是调干生。而且，调干生作为同等学力人员参加高考，录取标准与应届高中毕业生完全一致。
55级中文系的调干生们都背景了得。陈丹晨建国前入党，是上海市税务局的宣传干事；谢冕和张炯都来自“文革”前的高考“红旗”省福建，谢冕在部队是副排级，张炯1948年参加中共福州市城工部地下工作，是解放军第十兵团、福建军区司令部干部。鲁国尧那时感觉调干生很神气，张炯、谢冕身穿军衣，讲话声音洪亮，头头是道：“马克思主义认为…… 列宁认为…… ”高中毕业生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
北大中文系迎新大会上，中文系主任杨晦说：“我知道你们有些人考北大中文系是想当作家，但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如果你带着想当作家的目的，我估计你作家也当不好，中文也学不好。”
此前，一心想当作家的54级中文系学生刘绍棠申请退了学。杨晦以此举例，要求新生放弃作家梦，专心按照教学计划学习。
中文系分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和新闻专业（新闻专业1958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不久后，汉语言文学专业又分为三个班级。
二班在花神庙旁开了一次月光晚会。黄修己、林学球用闽南方言作自我介绍，大家不知所云，孙绍振说他们在表演“空山鸟语”，引起笑声一片。
家庭有困难的同学很容易申请到助学金，最高等级为一个月16.5元。冬天没有御寒衣服的同学可以申领棉衣。调干生每月有25元补助金，算“有点小钱”，谢冕有时会请同学到海淀镇的夜宵摊上吃馄饨和烧饼。
那时，校园的一切都让孙绍振感到兴奋激动。校史馆里毛泽东、李大钊的工资登记本，图书馆里苏联文化部送的罗蒙洛索夫大理石雕像，声名赫赫的权威教授，金发碧眼的留学生……以往在报纸广播中才能见到的生活，一下都变得不再遥远，好像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共和国前进的脉搏”。他感到，从今以后每秒钟都不能懈怠。对于一个献身祖国的人来说，懈怠就是犯罪。
名师堂
北大中文系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中吸收了大批中文泰斗，北大全校百余名正教授，中文系占了十分之一以上，可谓大师云集。
那时没有“部颁”统一教材，老师们上课自由发挥，风格各异。
从1952年到1966年一直担任系主任的杨晦是北大中文系的灵魂人物。五四运动时，他是“火烧赵家楼”的组织者之一。他说话毫无遮拦，对当时的诸多文艺批评史著作都颇有微词，认为没有一本是马克思主义的。他说《林家铺子》本来矛头是针对日本人的，夏衍解读成“大商人吃小商人”，完全文不对题。他对夏衍出“选集”感到莫名其妙，认为巴金只是把文章写得“像中学生那样流畅”而已，“家、春、秋三部如果能压缩成一部就好了”。
杨晦一直强调文学与语言的“有机联系”。大部分学生对语言学缺乏兴趣，要求分专业，专门成立文学专业。杨晦坚决不同意，反复跟大家辩论，一时成为同学们的主攻焦点，文史楼里贴满了针对他的大字报。
孙绍振为此画了一张漫画，一个大汗淋漓的学生两手托着书，一只大公鸡的两只爪子一前一后分别踩在两本书上，标题是“有鸡联系”。很多人多年后才意识到，杨晦的主张是有道理的。
杨晦上文艺理论课，一开始座无虚席，但他讲课进度太慢，半学期过去，装着讲义的皮包还没打开，只讲了“九鼎象物”四个字。有同学向校领导反映，校领导说：“你们要学会沙里淘金。”最后还是停课了。
高名凯原是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讲课声音洪亮，热情洋溢，抑扬顿挫。身为福建人的他还出版了《福建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引来大家窃笑，因为他自己的普通话还不过关，把“课”说得像“括”。
他曾在法国巴黎大学专攻语言学，获博士学位，能看12种外语的参考书，用4种外语写作。讲语言学引论时，他一会儿讲到梵语和古斯拉夫语的关系，一会儿讲到英语和德语所属的日尔曼语族、法语和西班牙语所属的拉丁语族，讲到汉语和越南语、朝鲜语并非同源，藏语才和汉语同为一族，又讲到已经消失的西夏语，还有古高德语、斯瓦西里语……学生们听得瞠目结舌，连很多语言的名字都是头一回听到。
两堂课下来，就算中指上肿了一块，记笔记的速度也跟不上他的语速。一个从工厂来的同学说，怪不得把知识分子也叫做劳动者，记一堂笔记比上一天班还累。
魏建功是音韵学权威，建国后主持编纂了《新华字典》。他戴一副玳瑁框眼镜，不苟言笑，走路说话总是很急。他讲《诗经·野有死麕》，讲到“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时说：“有个女子怀着她的青春。”年轻学子们心领神会，满室笑语。
大一下学期，魏建功讲文选课《洛阳伽蓝记》，教室里座无虚席。他逐字逐句讲解分析，讲到忘情处，把近视眼镜一会儿从鼻梁上摘下来，一会儿又戴上去。忽然他停住了，抬眼扫视了教室，说：“这一句，我讲不了。我的老师就没弄懂，怀疑是掉字闭文了，我自然未便硬讲。”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几天后，魏建功的助教梁东汉上辅导课。他说，上堂课魏先生没讲的那段文字，自己可以试着讲讲，请同学们品评。学生们莫衷一是，课后委托课代表请魏建功评判。
在又一堂课上，魏建功说：“梁先生的解释，你们和我不一定都赞成。不过，他的钻研精神是值得学习和赞许的。先生未弄懂的东西，学生未必也弄不懂。你们下功夫钻通了，就是前进了一步。传授知识，好比接力赛。希望你们能在前人、今人的基础上继续努力。”
王力是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的创立者（1954年该系整体并入北大中文系），他也给学生讲过类似的故事。当年他在清华国学院读书时，业师王国维坐在讲桌前，先掏出香烟问同学谁要吸，然后才翻开讲义，慢条斯理讲下去。一次竟然连续跳过好几段不讲，说：“这几句，我讲不了。”王力说：“这种精神，就是‘知之为知，不知为不知’的朴学精神。”
王力开的是古代汉语课，讲课语调平缓，有学生觉得他讲课沉闷，上课打磕睡，他也不管。他讲课时间拿捏精准，最后一句话说完，下课铃就响起。一次讲《汉语诗词格律》，还没讲完一个段落，下课铃声响起，他极不自然，问：“怎么，是下课了吗？”大家一看手表，原来铃声提前了两分钟。
王瑶1951年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洗澡”运动中曾被作为重点对象受到批判，1952年从清华大学调入。他上课每次都座无虚席，外系学生都挤在阶梯教室的台阶上和后面的空处听。他上课带着厚厚的讲义，但从来不看，讲课满口山西口音，激动处还会大喘气，旁征博引，信手拈来，甚至原文都可以背得一字不差。
来自燕京大学中文系的林庚有诗人气质，常常妙语连珠，语出惊人。在讲孔稚珪《北山移文》时，正值1957年大鸣大放，他说：“移文就是今天的大字报。”吴组缃当年在清华求学时与林庚、李长之和季羡林并称“清华四剑客”，有时学生晚上熬夜第二天上课犯困，吴组缃几句话就能让人睡意全无。副教授朱德熙刚从保加利亚讲学归来，雄辩滔滔。本来现代汉语课是中文系学生觉得最枯燥的，但是朱德熙开的课，200人的教室去晚了就没有座位，连暖气管上都坐着不知从哪里来的人。
马老
校长马寅初，被北大师生尊称为“马老”。马老身体硬朗，脸红彤彤的，说话带着绍兴口音，爱自称“兄弟”：“兄弟刚刚在教育部多吃了几杯老酒，所以来晚了。”
一次，他在讲话中说：“北京大学全国第一流的教授最多，别的学校是比不上的。我们北京大学是number one！”说着挑起了右手大拇指。“国家建设的重担要你们担负，将来中国的部长、总理可能就出在在座诸位中间。”
有时他亲自出面邀请名流来学校给学生作报告。艾青、吴祖光、郭小川等骑自行车来，骑自行车去，随请随到。
马寅初请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给师生们作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不称“李副总理”，也不称“富春同志”，而是称“李先生”。他有点耳背，李富春开始讲话后，他忽然搬了一张椅子坐在李富春旁边，惹得大家发笑。
1955年的最后一天，大饭厅灯火辉煌，盛大的新年舞会从午夜一直延续到凌晨。夜里12点，马寅初带着微醺出现，发表了新年致辞。
1956年，是被称为“科学的早春”的一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校园的氛围也变得开放起来。有的女生穿起了碎花裙，学校对学生谈恋爱也睁眼闭眼。一班的孙明惠是校花级女生，从图书馆回来包里总会发现男生塞的小纸条。
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反对教师在课堂上念讲稿。他写道，一个教师花上50分钟慢吞吞所念的内容，学生最多20分钟就看完了，一学期下来，光在一个课堂里就浪费了同学多少生命。
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其时正值“反右”，马寅初虽然没有被划为右派，但受到的批判越演越烈。他拒不检讨。
校方组织在大饭厅批判他的“团团转”理论（也即综合平衡理论），他像在发表学术演讲，把手掌放在胸前画圆圈，说：“比如心脏，人身体的血液都要围着它转，我的‘团团转’是一样的道理，绝对没有错。”台上台下喊他老实检讨，他笑着大声说：“我一辈子洗冷水澡，你们泼的冷水我嫌不冷，再冷也不怕。”最后他被赶下台，昂首扬长而去。此后，北大到处是批判他的大字报，再也不见其人。
他还在《新建设》上发表反驳文章，表示：“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1960年后，马寅初不再担任北大校长，由党委第一书记陆平兼任。“文革”后平反时，他已是百岁老人。
山雨欲来
入学前两年对55级来说是一段象牙塔般的岁月。
在29斋时，孙玉石宿舍的六个同学志趣各异，无话不谈，索性弄一张纸，用毛笔写了“六味书屋”几个字贴在宿舍门口。
夏天，同学结伴进城看人艺名演员演出的话剧《雷雨》，散场时夜班车都收了，就从王府井走回西郊的北大，一路说说笑笑，到学校已是凌晨四点。冬天，两毛钱一斤的糖炒栗子上市，北京学生周末回家了，陆俭明和其他外地同学就凑钱买一二斤来，围坐一起边吃边聊。
孙绍振读书多，他和才女温小钰常常把最先锋的作品信息传到班里，大家就开始抢着读这些作品。普希金、莱蒙托夫、聂鲁达、希克梅特这些名字，艾青的《宝石的红星》和《在智利的海峡上》被喜欢诗歌的学生挂在嘴上。孙绍振常伸出双臂，高声地朗诵：“伐木者，醒来吧！”
大饭厅、小饭厅、宿舍之间的“三角地”集中了一些“合作社”（类似小卖部），也是信息集散地。广告牌上，学生自由张贴活动广告、社团通知，议论时事，还可以在上面写批语“跟帖”。
北大社团活动极为活跃。1956年，以中文系为主的一批文学爱好者开始筹办文学刊物《红楼》。谢冕亦是其中之一，担任编委和诗歌组组长。
1957年1月，《红楼》创刊号出版。第一期上刊登了小说《千树万树梨花开》，写的是与留学生有关的爱情故事，很受欢迎，这一期刊物在校园内就销行四千册。不久后，学校介入，指定校团委委员做《红楼》负责人，但其他方面并不多加干涉。
这期创刊号的封面，是一幅题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国画。几个月后，山雨铺天盖地而来。
1957年5月19日是一个星期天，阳光格外明媚，《红楼》编辑部相约游颐和园。正是同学少年之时，在排云殿前，谢冕怀抱吉他，文友们簇拥欢笑，同行的唯一女生林昭摄下了一张照片。
就在那天晚上，与谢冕同游颐和园的54级中文系学生张元勋和沈泽宜联名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后来被称为“右派进攻的号角”的诗歌《是时候了》。
谢冕很欣赏同学们的敢想敢说，但和应届高中生不同，工作经历让他懂得约束自己的言行。对这样激烈的言辞，他有点担心和害怕。
陈丹晨是北大55级年级党支部书记，他觉得，“反右”开始后，同学间那种嘻嘻哈哈、没心没肺的关系变了，能感到一种谨言慎行甚至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他的室友殷晋培是上海人，平时穿着讲究，有人看不惯，把大字报贴到了他的床头。杨天石因为说了一句“今后要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被认定走“白专”道路，北大团委还办了“杨天石个人主义思想展览”。刘鸿时因为日记中一句“当奴隶当久了，解放的时候就会很惊讶我怎么当这么久的奴隶”被划成右派。李坦然因为说了一句“别看未名湖表面很干净，可是把底翻过来也很肮脏”被划成右派。还有人一张大字报没有贴过，因为本来要划右派的教授太有名而把指标给了学生而被加为右派。
最后，中文系55级划出11个右派，以10%的比率超额完成了任务。
陈丹晨也受到了很大压力。有人批评他：“大家都在热气腾腾，参加火热的斗争，你还抱着书本不放，像分了地的农民抱着热炕头不想革命了。”他感到又厌烦又恐惧，一度萌生了退学之意。后来，他去校医院开了一份肺结核证明，辞掉了年级支部书记职务。
《红楼》也按照指示开批判会，把右派请出《红楼》。不久后，《红楼》被改组，后来成了今天的北大团委机关报《北大青年》。
1958年，大跃进开始。鲁国尧记得，那时各种活动数不胜数，下乡劳动更是家常便饭。课堂教学已经彻底瘫痪，下乡有时一去就一个月。部分留校的学生则大炼钢铁，拆下杨晦家壁炉的耐火砖砌小高炉，还登上楼顶平台一齐敲脸盆轰麻雀，累死了很多麻雀。
在“停课闹革命”的同时，还搞起了“科研大跃进”。学生们挑战的对象，就是被“拔白旗”的教授们。过去宿舍晚上十点熄灯，现在不熄了，食堂还每天准备夜宵。
55级中文系也搞起了集体科研活动。同学们利用暑假时间，一个多月就完成了《中国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积极配合，在1958年国庆节前出版了这套两卷本的“红皮文学史”，北大中文系55级也因此出了名。这成为全国文教战线“大跃进”的标志性产物，接替陈丹晨担任55级党支部书记的费振刚代表年级出席了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会议。
文学班热火朝天地编纂《中国文学史》时，语言班17人则搞出了《汉语成语小词典》，收成语近三千条，从开始编写到定稿交出版社，前后只用了二十天。《汉语成语小词典》1958年出版后多次修订，已发行数千万册。1996年，商务印书馆买断了这本词典的版权。
很温馨，也很苦涩
1960年毕业前夕，中文系下达了分配计划，让每个人填志愿表。
毕业留校是大部分同学心中的首选，但只有政治表现最好、又红又专的同学才有机会留下。次好的去向是文学研究所。
杨天石在毕业分配志愿表的三栏依次填下：文学研究所、外地各学校、北京各学校。他知道第一志愿不可能，第二志愿是个幌子以免被人批评留恋北京，他真正的希望寄托在第三志愿。他听说，所谓“北京各学校”，其实就是北京师范专科学校。他倒是如愿以偿了，但不是北京师专，而是一所农业机械学校。在那里，他有课上课，没课看传达室，上课、下课打铃，有时也兼管图书馆，那间图书馆的书还不如他自己的书多。
但他比毛祥庆幸运多了。毛祥庆的鉴定通篇只有一条优点：管理房间卫生比较负责。他是有名的孝子，只希望分配地点能离浙江兰溪老家稍近一点，结果被分到了黑龙江双鸭山师专。
陈丹晨因辞职，毕业鉴定里留下了一句“个人主义倾向”，他拒绝签字。
入校时，中文系的培养目标写着：语言文学研究工作者、高等学校教师和新闻工作者。最终，一百多名毕业生中，大部分人成为这三种职业的从业者。谢冕、孙钦善、孙玉石、陆俭明、马真等毕业留校，在北大中文系工作。鲁国尧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孙绍振在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他们都成为语言学家或文学研究专家，教书育人。张炯成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丹晨成了《光明日报》文艺部负责人、《文艺报》副主编，巴金研究专家。杨天石成了近代史专家。张毓茂当年在“反右”中受到“留团查看”的处分，改革开放后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成为55级中文系中极少数从政者。他说，在北大的五年，回忆起来，很温馨，也很苦涩。
最令同学们唏嘘的是二班的尹克杰。“反右”期间，他因被人揭发说了一句“安徽农村大跃进搞糟了，农村遭了灾，有人饿死了”，突然被公安人员从男生宿舍带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送去劳改，未能毕业，后来回家种地。几十年来，他再也没回过北大。
他在给同学们的信中说：“我睡觉时，有时不能入眠，好扳着指头数自己的老同学，一个一个，数去数来，面壁参禅一样，有时好像悟出点什么，有时又什么也没有想出，自己总觉得可笑。”
陈丹晨觉得，如果说55级中文系就是代表五六十年代最好最成功的一级，那真是一种悲哀，因为他们有幸亲炙的一代大师风范，并未能在他们手中传承和光大。“但我永远认为，北大是一块神奇的土壤，无论有过怎样的气候和风向，有过怎样的曲折和灾难，都不可能把她植根很深的独特的历史精神摧毁或动摇。”
“我一点也不怀旧，不喜欢聚在一起唱俄文歌。比起过去，今天这个时代的进步更让人高兴，让人欣慰。”谢冕说。
责任编辑：张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