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邓铁涛教授是唐代孙思邈《大医精诚》的实践者和示范者。他用一生向世人诠释了一位中医人仁者爱人、医者爱人、教者爱人的精神。他的一生是为中医走向世界，为世界和平和人类健康进步而奋斗的一生。他的一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生，是新时代的道德风范楷模。
2019年1月10日上午6时6分，中国共产党党员、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诊法代表性传承人、全国首届国医大师、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邓铁涛研究所所长邓铁涛同志，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104岁。
10日上午家人开封邓老生前亲手写的遗嘱，他在遗嘱中写道：“我能留给儿孙最大的遗产为仁心仁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笔遗产早已交给两个儿子。”这一“仁心仁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宝贵遗产，邓老不仅留给了儿子，也留给了所有中医人。
文、图/方宁、张秋霞、舒娴
仁心仁术悬壶济世
生是中医人死是中医魂
邓铁涛出身于中医家庭，父名梦觉，毕生业医。幼受熏陶，目睹中医药能救大众于疾苦之中，他因而立志继承父业，走中医药学之路。1932年，邓铁涛考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1938年开始从事中医工作，从此将振兴中医当成一生的追求。半个多世纪来，目睹中医历尽挫折，生存发展艰难，邓铁涛感到很痛心，常常辗转反侧、夜不能眠。他暗下决心，要在自己有生之年，尽己所能扭转中医不断萎缩的趋势，让中医发扬光大。
1984年初春，邓铁涛以一个“中共党员中医”的名义写信给中央。他在信中说：“发展传统医药已明文写入宪法，但我们失去的时间太多了，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使之早日复兴。”中央领导同志作了“认真解决好中医问题”的批示。不久，国务院讨论了设立国家中医药管理专门机构的问题。1986年12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宣告成立。
1990年中央计划精简机构，中医药管理局被拟在精简之列。8月3日，邓铁涛联合全国名老中医联名上书，请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只能增加，不要削弱”。10月9日得到答复：同意加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管理全国中医药工作职能。中医药管理局被“保下来了”。
第三次是1998年，行业调整“抓大放小”，引起西医院校合并中医院校风。8月11日，邓老再次联合当时的中医老专家七人联名上书：中医药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知识经济领域，我们千万不可等闲视之；中医小，西医大，改革绝不能“抓大放小”。最终，合并之事被紧急叫停了。这是著名的“八老上书”。第四次上书是2002年12月31日，主题是“中医不能丢”，呼吁全社会重视中医药。其后，邓老在2003年4月“非典”期间，又一次以“中医应在‘非典型肺炎’治疗中发挥作用”为题写信给国家领导人。信中建议中医介入抗“非典”，助推了后来采用中西医结合抗“非典”治疗方案的确定。
大医精诚恫鳏在抱
在邓老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块铜匾，上书“大医精诚”四字，这是他85寿辰时国家卫生部领导同志赠送的。“大医精诚”是对他从医80多年精神风貌的概括。他治愈过无数绝症难症，有些抢救危急病人的故事感人肺腑，确乎像唐代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所说的：“对来求救者，不问贫贱富贵，一视同仁”“不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身命。”
另一块牌匾上书“恫鳏在抱”，生前邓老说，要把病人的病痛看作是医生自己的病痛，处处全心全意为病人着想之意。在会诊抢救危重病人时，他总是把解决医疗费用过高问题作为意见之一，评判疗效时很注重倾听病人及家属的意见。
四十年前，贫困学生韩杏枝患上了重症肌无力。看到《广州日报》上一则介绍邓老擅长治疗这种疾病的消息后，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发出求助信。没想到邓老很快便答应为她治病。后来，在她遇到困难时，邓老还写信鼓励她，给她寄处方。2017年，在邓老的生日前，心怀感激的韩杏枝把1979年至2012年邓老为她所开的处方捐给了广东中医药博物馆。
1981年国家卫生部计划对热证、中风、厥脱、血证、痛证等五大急症进行临床研究，为配合这一全国性中医急症科研工作，邓老献出祖传验方五灵止痛散。该药散1984年8月通过技术鉴定后成为三类中药新药，他把研究成果转让广州中药三厂，又把技术转让费5万元全部捐献给中华中医药学会。
2018年2月春节前夕，广东省中医药局徐庆锋局长、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冼绍祥院长看望邓老，即使在病重之际，邓老仍殷殷叮嘱以发展中医事业为念，把岐黄奖百万元全部捐献给医院用于医学研究。
首次提出“五脏相关学说”
1961年，邓老发表“如何研究整理祖国医学遗产”一文，首次提出“五脏相关学说”的概念和研究课题。随后撰写《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中医理论的核心》《再论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系列论文。1988年他在《略论五脏相关取代五行学说》中正式提出“五行学说应正名为五脏相关”并定义“五脏相关学说”。1999年“中医五脏相关学说应用基础研究”课题获得广东省中医药局立项，2005年通过广东省科学技术成果鉴定。2005年“中医五脏相关理论继承与创新研究”成为国家科技部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课题，邓老受聘为“973计划”首席科学家。2009年“中医五脏相关理论基础与应用”获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邓老说，中国哲学里有句名言“百姓日用而不知”，其实人们天天在用五脏相关的思维，五脏的关系不是在书斋里想出来的，而是中医在长期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主张“四大经典”成为临床课程
中医本科教育难点之一，是如何处理伤寒、金匮、温病这三门课程，它们是属基础课还是临床课？全国未有统一。20世纪80年代，邓老就主张这三门课是临床课而不是基础课。但各地中医学院把它们与《内经》一并称为基础学科，名义上敬为至尊，实际上使从事其教学的老师长期脱离临床工作，也就脱离了它赖以生存发展的空间。
而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把伤寒、金匮、温病三门课从基础课转为临床研究课，邓老非常支持这一做法。他说，这三门课的内容非现在的《中医内科学》所能概括，既然是临床课，却归入《中医内科学》并列作选修课也是不对的。这三门课可以放在《中医内科学》之后开设，比较理想的排课顺序是先上温病，然后是伤寒、金匮，最后是《中医各家学说》。另外，经典课不应该用原著，应该重编，要把现代科研成果和临床经验在新编教材中反映出来。总之，内经、伤寒、金匮、温病这四大经典是中医学的根基，再精研各家学说以博采众家之长。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常举办中医经典学习班，2006年12月18日新一期开课时，邓老亲笔题词“四大经典为根，各家学说是本，临床实践乃中医之生命线，仁心仁术乃医之灵魂”。
提出构建中医诊断学科
中医自古以来并无诊断学科，望、闻、问、切称为“四诊”，而辨证则分散在医经、方书之中。1956年邓老提出把中医基础理论中四诊与辨证部分内容独立出来，加以系统化形成独立的学科——中医诊断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邓老被委任主编《中医诊断学》第一版及第二版全国通用教材，后又被委任主编第五版《中医诊断学》教材及高等教育参考丛书之《中医诊断学》，使诊断学成为一门比较完整的学科。他主编有研究性质的《实用中医诊断学》，受到英国邱吉尔利文斯通出版社的重视，于1999年由玛丽尔·艾吉尔将全文翻译出版。
开岭南地域医学研究之先河
上世纪80年代，邓老提出了发展岭南医学学派的论题。他在主持广东医史学会过程中大力倡导岭南医学的研究，后来广东省中医药局提倡岭南医学，建设岭南医学研究会，出版丛书，邓老起了领军带头的作用。邓老说：岭南派除了画派外，还有音乐、武术、戏曲、诗词等流派，其中还有不容忽视的、在祖国医学中极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岭南医学，它是在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下，把祖国医学的普遍原则与岭南地区医疗相结合，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逐渐形成起来的以中医学理论为基础、结合当地文化的地域性医学。
改革开放之初，邓老当时已有远见，指出我国中医药学术研究重心有逐渐南移之趋势。岭南医学有悠久历史的沉淀积累，有改革开放前沿的优越地缘，融合自然科学其他相关学科合理内涵，从1979年至2009年，以其临床实践的有效性继续前进，从中医药大省发展成为中医药强省，历史又一次见证了邓老的前瞻性。
2001年邓老预言：未来医学必将把养生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要靠中医的养生治未病理论去引导未来的卫生保健和预防。“治未病就是将健康战线前移，重视预防保健，以提高生命质量，追求高品质的长寿。要认识到中医治未病学术思想的积极向上，相比起容易给人带来心理负担的亚健康理念，治未病思想要高明得多。”
他强调，“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心脑血管疾病、肿瘤及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率显著增高，治疗这些疾病的医疗费用也呈高速增长态势。我们在进一步提高疾病诊治水平的同时，更要将视点前移，把关注的重点放在预防上面”。
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邓老非常重视中医药学与世界各种医学的交流与合作。20世纪80年代初，他开始走出内地传播中医药学术，先后前往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我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讲学。
邓老经常在国内外报刊发表有关中医药学文章，宣传中医药学成就。如在香港报纸从2002年至2005年共发表文章18篇。鉴于邓老对港澳中医药学贡献影响，2001年香港浸会大学授予邓老名誉理学博士学位。邓老学术论著不断被翻译成外文向国外传播。1982年日本翻译邓老主编的《中医诊断学》。1995年英国翻译邓老主编的《实用中医诊断学》，1999年出版英文译本。
邓老把“中华优秀文化不容轻视”“中医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的呐喊，从中国传到五洲四海，对我国中医药学的发展，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产生积极影响。
探索治疗疑难病的新途径
如果说冠心病是重大疾病的话，那么神经科重症肌无力则是疑难病，重症肌无力危象又属危重病。邓老一生，专门选择危害民众生命健康的重大疾病、疑难病危重病作为临床研究重点。
邓老接触重症肌无力是在上世纪50年代，就诊患者证见眼睑下垂，四肢无力，吞咽困难。他根据李东垣《兰室秘藏》“脾胃虚损”概念，认为该病不是一般的脾虚，而是虚甚至虚损的程度，并与五脏相关。1987年邓老担任国家“七五”攻关课题“重症肌无力疾病脾虚型的临床和实验研究”，以强肌健力、补脾益损为治疗原则，以经验方“强肌健力饮”对252例重症肌无力患者进行临床观察，总有效率为98%，居国内领先水平。另外，在课题研究过程中，邓老共抢救重症肌无力危象7例8次，结果抢救成功7例次，为重症肌无力危象的抢救探索出一条中西医结合新途径。1992年“脾虚重症肌无力的临床和实验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中医参与抢救重症肌无力危象，中药剂型的改革是关键。该病危象发生时呼吸困难，吞咽不下，往往需要使用呼吸机辅助呼吸、装置胃管鼻饲食物药物。中药制剂，必须药专力宏。为此，他于1994年研制强肌健力口服液制剂，解决给药途径、容量、通道等临床难题，从而提高疗效。
传经传德桃李芬芳
名师带徒薪火相传
倡导名师带徒，抢救中医学术，是邓老在中医高级人才培养方面独到的做法和见解。1978年，他被评为首批中医学硕士生导师；1986年9月，被遴选为中医内科学博士生导师。1990年10月，他成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之一，这年他74岁。同年12月，国家教育部为表彰邓老对中医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给他颁发了荣誉证书。1997年11月广州中医药大学授予他“终身教授”称号。
邓老深感培养临床型名中医的重要性，他一直在为中医界的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奔走呼告。早在1986年1月，邓老就开始撰写《耕耘医话》系列文章，“振兴中医光华夏，意欲耕云播彩霞”。他在文中谈了自己几十年的临床心得及医学见解，在《新中医》第一期起连续刊登。他反复提及“继承名老中医经验，抢救中医学术，已成燃眉之急”“中医学再不花力气去抢救，等现在的老中医老得不行了才想到出钱出力去发掘已经迟了!时不我予，时不再来!”1988年《耕耘集》由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出版，时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的朱杰读后，感触很大。他与国家人事部、卫生部负责人达成共识，以这三家单位联合推广全国名老中医带徒传授制度。1990年10月，首届“全国继承老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拜师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国首批五百名老中医开始带徒。三年后近千名老中医的学术继承人出师，大批临床型中青年名中医脱颖而出。
2003年，邓老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倡议组织中医大温课。他的建议得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视并组织实施。该项目称为“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于2003年下半年在全国招收200多名中医。邓老说，他期望通过各种途径培养大批临床型名中医，希望他们能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用中医药解决急症、疑难病症以至破解世界难题，使中华文化瑰宝中医药事业得以继承、创新，成为世界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奖学助学培育英才
邓老常说为人师者不仅在于教，更重要的在于学，教之所以长流者在其学。作为一名杰出的中医教育家，邓老先后任广东省中医药专科学校、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教务主任，广州中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等职，一生为中医教学体系和教材建设潜心探索。他说：“《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古典医籍，经过反复多次地实践与教学，对它们价值的认识应不断加深。知识的广度可使我们视野开阔，能帮助克服保守思想，能推动专业知识的深化与发展。”
邓老认为，中医教育首要着力给学子们铸造“医魂”，要把热爱中华文化、热爱中医事业的热诚传承给一代代中医学子。如不铸造医魂，只传授些技术，最终是不会培养出优秀中医学子的。60多年来他从未停止过对青年学生思想的启迪，时时刻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成长。
“振兴中医，需要一大批真才实学的青年中医作为先锋。这些先锋，对中医有执着的爱，掌握中医的系统理论，能用中医药为人民解除痛苦，有科学头脑，有广博知识，决心利用新技术以发展中医学，并在发展中医学中又反过来发展新技术。这不是高不可攀的，就怕决心不大，骨头不硬，方向不明，对祖国、对社会主义、对几千年岐黄之术没有炽热的爱。”这是邓老写给广州中医药大学1982级本科班同学信中推心置腹之言。
1992年10月在广州中医学院设立“邓铁涛奖学金”，奖励在校学习先进分子，2003年设立了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基金，资助中医科研课题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