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孕妇携子自杀：停学3天后，“星星的孩子”从人间到了天堂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最后的希望都没有了”
2014年12月10日，安庆市起点自闭症儿童康复培训中心，一个孩子趴在走廊的栅栏上向外张望。
当房间门被撞开时，黎旭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妻儿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四肢都已僵硬。房间里窗户紧闭，地板上放着一个火盆，烧红的炭尚未燃尽。他来不及多想，马上打开窗户，徒手抱走火盆，并给妻儿做急救措施。
但一切都太晚了。2018年12月25日清晨，谭丽带着7岁的儿子杨杨和在腹中刚满3个月的胎儿，用烧炭的方式在家中结束了生命。
一
谭丽是黎旭的中专同学，也是他8年的妻子。
婚后，两人和黎家父母一直住在广州南沙区一套20多年的老房子里。日子虽然平淡，但也不无幸福。
2011年，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杨杨。起初，这个大眼睛，双眼皮的男孩带给这个家无数的欢乐。
但孩子两三岁了还不太会说话，也不爱和别人玩，这让黎旭夫妻有些担心。2013年，杨杨在医院被确诊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这是一种病因不明的先天性疾病，又称为自闭症，最典型的病症就是异常的语言能力和交往能力。
这是夫妻俩第一次知道“自闭症”这个词。黎旭问医生，这能治好吗？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中国有超过1000万自闭症患者，14岁以下儿童患儿超过200万，发病率为1%。中国残联康复部二处处长韩纪斌曾接受媒体采访称，2006年，中国将自闭症列为精神残疾。当年全国0至6岁精神残疾儿童占该年龄段儿童总数的0.11%，自闭症占到儿童精神残疾的七成。
黎旭夫妇想不明白，孩子为何就成了人群中的1%，成了“星星的孩子”。
但来不及难过，两人就踏上了四处求医的路。为了每天陪孩子，谭丽不得不从公司离职。经济重担压在丈夫肩上。他在一家汽车修理公司上班，白班夜班每两周轮换，月工资4000多元。
医院费用昂贵，能进行干预训练的机构是杨杨的最好去处。他们所在的南沙区没有，这样的机构目前在中国也还不够多。据中国残联信息中心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3年7月，全国范围内承担各级残联自闭症儿童康复工作任务的实名制康复教育机构有933个。
他们不愿放弃。5年间，一家人带着杨杨辗转多地，做过多次尝试，甚至把孩子送到山东一家用按摩治疗自闭症的机构中去。
虽然家中积蓄早已散尽，但情况在渐渐好转。孩子慢慢会说整句话，知道回应别人了，需要东西时不再抢，事先都会问一下人。
希望在一家人心中重新燃起。
此后，他们把杨杨送进了广州市番禺区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的幼儿部。学校离家二十多公里，夫妻俩全额贷款6万元买了辆车，接送孩子上下学。
为了多挣点钱，谭丽还去夜市摆过地摊。“好累的，她就推个手动三轮车批发点衣服去卖。有时候一刮风整个伞和衣服都跑了，一两千块的成本。”一位认识她的摊主说。
谭丽曾在这里摆摊。图/微博
这样的收入并不稳定，也难以持久。
一段时间后，她重回原公司上班。每天清早5点半，她起床做饭，7点送杨杨去番禺上学，再赶回来上班。开车注意力不好时，她甚至自扇耳光狠掐大腿。但还是因为太劳累，撞过两次车。
二
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2018年9月，7岁的杨杨该上小学了。可因为名额和户籍限制，杨杨被番禺区的特殊学校挡在了门外。
南沙区没有这样的特殊学校。而要升入普通小学随班就读，杨杨需要先到普通幼儿园进行一年融合教育。黎旭曾问医生孩子可否上普通的幼儿园，对方表示可以。
当他们满怀希望地询问多家幼儿园时，听到“自闭症”三个字，大家都摇头。虽然在夫妻俩看来，儿子除了不会表达，有社交和认知障碍外，其他与正常孩子没有任何不同。
夫妻俩的愿望很简单，他们希望杨杨能接受教育，将来可以在社会上生存，在父母老了后照顾自己。
可这个平凡质朴的愿望，对杨杨这些自闭症孩子来说，并不易实现。
实质上就学难，是摆在杨杨们面前的巨大障碍。教育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中国有幼儿园29万所。而残疾儿童入园率为0.05%，不足1%。
多方努力后，杨杨最终被家附近的一所民办幼儿园接纳。前三个月，杨杨每天穿上那件淡蓝色校服，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去上学。
能去学校，杨杨很开心。他没有很多玩伴，同龄小朋友经常会赶他走，指着他说：“傻子，你是个傻子。”夫妻俩听得心如刀割。
虽然上学路一波三折，但一切似乎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他们打算一年后找一个特殊老师作陪护，今后跟着杨杨上学。
“不能读书等于没有机会、没有希望让儿子再进步，最后的希望都没有了。”黎旭说。
三
12月12日，风暴骤起。
当晚，一位家长在微信群里称其女儿经常被一名同学欺负。第二天，这位家长说欺负自己女儿的人是杨杨。此后，陆续有3位家长跳出来说自家小孩也被杨杨打过。在大家的控诉中，杨杨打同学的头、用手压着别人的头跳起来、推人、掐同学的脖子。
“必须让小孩写道歉信，不会写字发视频！”
“如果园长不出面解决，我会找教育局领导！”
“我小孩都不愿意上学了，这件事不处理我不会甘休！”
谭丽只能不停道歉，态度温和。他们批评教育了杨杨，黎旭还陪他罚站。但家长们的愤怒难以平息，14日，夫妻俩干脆退了群。
第二天，谭丽带着杨杨一起去幼儿园，向同学一一点头道歉。16日，谭丽让一位家长代自己在群里发了一封道歉信，并表示孩子患有自闭症，希望大家理解一下。
“为了生存我们真的好努力，一个自闭症家庭想要活着并不容易。”作为母亲，她本以为说出孩子有自闭症，会求得同情和谅解，不料却引发了更广泛的排斥。
“我只要一想到未来有6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小孩还要处于危险的环境中，就犹如一块大石压在我心头。”类似的声音仍然不绝。谭丽没忍住，发出的信息中语气变得有些激烈，“别得理不饶人！”
19日，园长建议让杨杨先在家休息。22日，杨杨最后一次去幼儿园，上了一个画画的兴趣班。此前，有老师称赞他画画有灵气，有天赋。
杨杨的绘画和手工作品。图/微博
得知自己不能再上学，杨杨哭着问为什么，家人无言。每天他都闹着要去上学，“爸爸我不做全球大王了，我想上学。”
看似息事宁人，但没人知道孩子停学对谭丽意味着什么。焦虑与绝望在这个家蔓延，黎旭戒了3年后又重新开始抽烟喝酒。
谭丽开始四处找新的学校，但无果。现实情况是，国际通行的针对自闭症儿童康复的融合教育，在国内还未真正普及。2011年发表的《华南地区自闭症者及其服务现状调研报告》一文指出，在普通学校就读的自闭症孩子仅有10.43%。
“再这样天天在家我想我真会疯掉。”在儿子停学的3天里，一直情绪低落的她曾说道。
24日晚，确定丈夫上晚班不回家后，谭丽到附近的粮油店买了55元木炭，悄悄藏在了家中。深夜，她将窗户关死，用胶带封住了门缝，点燃炭放在铁盆里。
第二天，黎旭冲进来时，他的家没了。
四
2015年，北京人杨某也企图带自闭症儿子自杀。与谭丽一样，他点燃了买来的木炭，并用胶布封住门缝。所幸二人很快被发现并救下。因涉嫌故意杀人罪，杨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
对于谭丽的举动，有人认为不该全怪在儿子所患的自闭症上，跟她自身心理脆弱也有关系。还有人认为，不应该带上孩子自杀，“那毕竟是一个生命，这样等于谋杀。”
面对这样的问题，脆弱的不只是女性。北京人杨某曾在庭审中说，“孩子严重的情绪失常和行为异常，艰苦的训练，千辛万苦的付出换来的却仅仅是有限的效果。”
他称，孩子被确诊患有自闭症后，自己就遭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尤其是高昂的训练费用使家庭陷入困境中，多年来，他生活在极度的恐惧、绝望和痛苦之中，也产生了厌世想法。
事发10多天后，舆论如潮水，早涌向他处。留给作为丈夫、作为父亲黎旭的，只有无限悲痛。
“三个人都没有了！”每每忆起当时场景，他的眼泪顺着脸颊唰唰地流。如今，妻儿的遗物被收拾好，堆在角落里。谭丽生前定制的台历放在桌子上，一家三口笑得十分灿烂。
“星星的孩子”去了天堂。有人假设，如果社会能包容一点，如果公众能善意一点，如果政府能提供更多援助……
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
新年过后，有人提及此事，黎旭只说了一句：“心太累了，我想静静。”
（谭丽、黎旭、杨杨皆为化名）
责任编辑：张义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