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广州开放系列
本栏目由广州日报独家与广州市国家档案馆联合推出，逢周四刊出，敬请关注。
我们之前一再提起，唐代的广州不仅是中国第一外贸大港，而且几乎是东方第一外贸大港。那么，云集广州的各国商贾到底是怎么做生意的呢？跟现在到底有什么不同？官方如何与他们打交道？他们如何发现商机？做生意间隙，他们会不会趁机周游全国，看看中华大好河山？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吧。
采写/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月华图/fotoe
外商兼任使节北上献宝着数大
我们说过很多次，盛唐年间的广州港蕃舶如云，珍珠香药如山。不过，如果你以为当年的外商像现在一样可以自由自在做买卖，那可就错了。
进口货物要交关税，这个肯定没话讲。唐代对外来商船所收的关税，叫做“舶脚”，据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税率大概在10%左右，一点都不高，外商交了税，还是有很大着数。不过，当时的外商可不是一点烦恼都没有，一来，10%只是官方税率，由于收税的大权掌握在地方节度使与市舶史手中，遇到一个清官，当然皆大欢喜；遇到一个贪官，分分钟就要多交钱，任其中饱私囊。二来，交了关税，商品也不能马上出港自由买卖，得先全部存放到官方指定的仓库里去，地方官以“官价”购买朝廷所需（或者自己看上了）的香料、珠宝、玳瑁、象牙、犀角等珍奇物品，接着才会将货物发还外商，任其自由买卖。这一做法叫做“禁榷”，历朝历代都有。毕竟中国古代讲究的是“尊卑有序”，等级森严，奇珍异宝先让皇家与官长享用，这个当时谁也不好有异议。可对外商来讲，“禁榷”手续烦琐不说，万一碰到一两个贪官，对方强买强卖，自己一点筹码都没有。
好在广州几乎是东方第一外贸大港，朝廷一向注重吏治，派了不少注重“仁义教化”的儒家士大夫过来，善待外商，规范收税，节制“禁榷”，总体上维持了广州港的繁荣；不过，说实话，广州也还是出过好几个贪官，有的连地皮都要刮三层，外商“闻风丧胆”，都绕道去安南（今越南北部）做买卖去了，广州港口稀稀拉拉停了几条商船，十分萧条。古代广州港的盛衰，与大唐政局是否清明息息相关，我们若仔细探究，倒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借鉴呢。
出远门做买卖，风险与烦恼固然免不了，但那时的外商也有现代商人没有的运气。他们可以北上朝贡，这就是风行盛唐的朝贡贸易。翻一翻史料，你会发现，从广州北上，进入长安呈献香料珠宝乃至异木珍禽的各国使节多不胜数。其中不少使节就是由外商兼任的。皇帝接受了他们的朝拜与“进献”，当然就要回赐。为了体现大唐天子的仁爱与威仪，回赐之物的价值往往超出贡品价值的几倍，且多是外商朝思暮想的丝绸。除了丝绸，朝廷还时常会赏个官位，像什么“郎将”“中郎将”“左金吾卫将军”“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虽然只是“荣誉职位”，没有实权，但一听就威风凛凛，让人不敢小瞧，做买卖也方便很多。据一些学者的研究，盛唐年间，由外商兼任使节的现象固然司空见惯，外商冒充使节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他们随口胡诌一个海外小国的名字，也没人有办法发邮件、打电话求证。从这个怪象中也可看出，外商入都朝贡，实在大有着数。
（注：本文参考了《唐代外来宝石研究》《唐代工商业形态》等资料。）
北上朝贡食宿免费
各国外商兼任使节（或冒充使节），入都朝贡，除了回报率高、有机会加官晋爵外，还有一个好处：享受免费旅游。根据唐朝的法令，北上朝贡的使节，一路上可以享受地方官的招待，吃得好住得好，还不用花钱。这些外商除了携带用于朝贡的奇珍异宝，往往还会挟带一些“私货”，一路售卖，对前者，官方完全免税，对后者，官方也只收一半的商税。从广州到长安，出珠江、过长江、入运河，一分不花，游遍大好河山，顺便还能做做买卖，待遇可以说是十分优厚了。
不过，一艘蕃舶，往少里说也有百来号人，不可能个个都有这样的机会，按照规定，一个使团只可派一名使节，两名副手北上，其他人都得留在原地，等待他们朝贡归来。以我的粗浅见识，幸亏有这样的规定，否则沿途的地方官不是要被吃穷了？
不过，你可别以为，免费旅游和丰厚的赏赐就能让各国商贾心满意足了。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最想要的就是丝绸，大唐天子赏赐最多的也是丝绸，但他们还会悄悄收购官方禁售的珍贵丝织品，私自挟带出城，带回自己的国家售卖。这一做法虽然为朝廷禁止，但大家早已见怪不怪，偶有使节严守规矩，不干“夹带私货”的事，就会受到人们的高声赞美。一来，这说明中国丝绸的确在全球大受欢迎；二来，大唐的朝贡贸易，成本也实在很高。所以，唐代中期以后，国力减弱，前去朝贡的外商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受欢迎，得到的赏赐也大不如前。
西域玻璃杯被疑是冰晶
一波波外商北上朝贡，都带哪些见面礼呢？长话短说，无非是香药珠宝，当然得够珍奇、够独特才行，一般的舶来珍珠、水晶、玳瑁、象牙、犀角，很难入帝王的法眼。有意思的是，如果外商带来的东西特别贵重，那结果也很难说。初唐年间，一位使者向唐高祖进献了一颗大珠，唐高祖声称，德行贵重于财富，“朕所重者赤心，珠无所用”，拒绝接受。这样的事在唐朝宫廷也时有发生，“以德治国”的儒家圣训，真不是说着玩玩的，进献的宝贝不能过于贵重，也不能过于普通，如何把握平衡，只能靠各国使节审时度势，揣摩圣意，细心把握了。
在各国使节进献的奇珍异宝中，有一样“宝贝”十分特别，那便是精美的西域玻璃器皿。据史学界的研究，早在春秋战国年间，中国的古代工匠就已掌握了玻璃制造技术，不过，他们制造的是铅钡玻璃，不耐高温，极易破碎，实用功能远不如瓷器，故而一直未流行。而古罗马以及后来的波斯、阿拉伯工匠制造的是钙钠玻璃，色泽透明，盛放热饮冷饮都没事。更妙的是，波斯工匠发明了“冷加工”的磨琢工艺，在玻璃杯、玻璃盏内壁磨琢出一个个凹球面，明光照耀下，杯盏熠熠生辉。有史学家称，李白诗中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指的就是这种经过特别磨琢的西域玻璃杯。当然，这样的玻璃杯盏价值千金，皇帝与王公大臣都视若珍宝，绝非常人可以享用。事实上，唐代的文人学者，有的误以为玻璃是宝石的一种，有的说玻璃是由“千岁冰晶所化”，故而如此透明晶亮，是极其难得的宝贝。其实，别说在唐代，就算到了清代，我们现在视若平常的玻璃在人们眼里还稀罕得不得了呢。不信，你去翻翻《红楼梦》，贾宝玉把水晶缸、玛瑙碗摔了多少都不心疼，对一盏玻璃绣球灯，却珍惜得不行，都不敢带出门去，就怕摔坏了。玻璃直到清代还如此珍贵，何况是在唐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