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华商晨报社社长、总编辑刘庆 随笔 | 走吧，怕黑我们就不关灯了
撰文 | 刘庆
华商晨报要停刊了！有朋友一直在看我的朋友圈，没看见我说什么竟然跑到报社来。这两天有发行员将我的手机号写到投递的报纸上，我接到了无数个读者的电话，各种问话都有，但第一句都是，我是晨报的读者。有了这句话，他（她）就有了质问我的权利，报纸为什么不办了？
还有人担心订报款会因为报纸停办损失了。有一个老人家得到我的电话如获至宝，一连打了几遍电话对我本人的办报才能大加赞赏，我猜老人家的年龄一定接近九十岁了，我不忍心挂断电话。很奇怪的是他每次说同样的话，连电话里的语气都一样，老人家每个电话都祝晨报越办越好。
这几天，各种说法都有，最常见的是说法是纸媒的寒冬中华商晨报倒下了。有很多以前在晨报工作过的员工来到报社拍照片，来缅怀过去，他们充满感情地在楼里拉着原来的同事拍照，来取退报款的读者有的很愤懑，报怨订报时是上门的，退报时却要在寒风中走那么远的路。混乱中透着一丝伤感和紧张。
还在坚守岗位的同事们目光坚毅，脸上是战斗到最后的光荣和凄凉，大家都无奈而有序地工作着，有的记者去做最后一次采访，每个人都在为最后的时刻做准备，都希望有一点仪式感。
下午三点，做为报社的社长和总编辑，我召开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我一直在等待着有关领导们来宣布报社停刊的决定，我觉得这一决定不应由我来宣布。可这是最后一天，这一残忍的工作只好由我本人亲自完成了。会议室的一面墙摆着这些年晨报的各种奖杯和证书。这次是一次圆桌会议，大家团坐在一起。
曾经我的面前有上千人，这张办了十八年的报纸，曾创下过一天广告400多万元的纪录，年广告收入近3亿，最高时发行量50万份。连续三年的裁员，现在，晨报还在工作的员工一个小会议室就坐满了。
我很感激这一次的座位安排，因为明天一到，报社就没有了，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社长和总编了。没有座位的差别，这样好一些。
这是我的职业生涯中最艰涩的一次讲话。不好讲也要讲啊，我说了自己的心里话。这几年，我做了很多努力，只为了一件事，就是不想让这张报纸在我任社长和总编期间关门。在我之前，有那么多的同事为这张报纸奋斗过，努力过，没有他们，也没有晨报曾经的辉煌。
我的领导们经常对我说的是要认清大势，认清纸媒的冬天。我何尝不知，我从1998年底于吉林日报辞职，参与创办新文化报，新文化报在1999年当年就成为长春市的第一大报。2006年，我又在南航创办《航空画报》，2009年再到沈阳的华商晨报，算起来在报纸当了二十年的总编辑。我经历过创办一份都市报的全过程，和同事们一起创造过一次次的报业辉煌，现在仍身在其中，但早已岁月蹉跎。我不可能不知道传媒业的发展趋势。毫不夸张地说，不仅仅是纸媒遇到问题，传媒业整体艰难，此不多言。我告诉大家，因为特殊原因，华商晨报先是被定位为侨报，再被更名为华商新报。既然已是行业报，就不能再用都市报的名字，事实上，华商晨报的番号早就消失了，因此，晨报的关门似乎不应归入纸媒的寒冬里死掉得那些报纸的名单里。这算是对大家的安慰吗？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不管得了什么病，总之是死了。
我想有一天我会写一篇文章，叙述一下这张报纸消失的全过程，讲述一下遇到的暖心的人和事，讲述一下那些期待的眼神和目光，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些决策者们是不会有内疚感的，他们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可叹的是这一群还端着饭碗的人，眼睁睁地看着锅被端走，连饭桌也被抬走。还说开会的事，我告诉大家站好最后一班岗，越是这种时候，越要体现出专业素养，承担起一个媒体的责任。这些天来报社拍照片的人太多了，屋里面开会，外面就有好多人在走廊里转来转去。我说我们也拍张照片吧。大家集体来到楼外，这是沈阳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摄影记者选好了角度，发现和微信上那些前同事们拍照片的角度一样，看来纪念也不可能有更多的新角度。这是一张特殊的全家福，一个美编调侃说，他一连几天被外来的人们拉住拍纪念照，当成了参照系。是啊，每个人都有青春，自己纪念自己的吧。
也有原来的同事站进了队伍，拍就拍吧。拍完照，又有一批人走进了工作区，他们的目光闪烁着记录的渴望，每个人都不肯漏掉有意思的细节。也有些人泪光闪闪，他们要陪这张报纸走过最艰难的时刻，走到最后。他们中有人有自己的公众号，是啊，记录一张报纸的最后时刻，的确是个好题材。那就拍吧，我也帮不上他们什么忙了，给他们多提供点发朋友圈和公众号的素材吧。
此前，我已和主管编务的副总编辑冯勇说过，关于停刊我不写任何文字了。什么再见，什么再也不见之类的话全无意义，在这个时候再玩文字的噱头是无聊了。但这会儿我的主意有了改变，被别人说了那么多告别的话，真告别的人们一句话不说也不好吧？我开始想说点什么了。一开始想起早有人祝福过凤凰涅槃了，那就从这儿说起，写下第一句——如果火可以不必点燃，那即使浴火中得以重生也是牺牲。回头的路走得再笔直——我划掉了写下的话。还是少说几句吧，于是写下“我走过了，我看见了，我知道了，我不说了。”这是我写的最短的一篇文章。编辑拿上这四句话上编前会了。这是最后一个编前会，同样的原因，参会的人比往日多。我没有参会，我还在斟酌那几句话。冯勇将大家讨论的结果来征求我的意见，编辑们建议我将“我”字去掉。好吧，无“我”的时间流里，还是改了好！然后，我又改了句子的顺序，将这篇文章改成“看见了，知道了，走过了，不说了。”
开始做版了，编辑室里的编辑们一如继往的紧张，围观的人紧张地记录着眼前的一切，最后一个夜班，走廊里坐着走着许多人，感觉像是医院手术室外面的情景，或者像是某种特殊场合的守夜场景。
这一晚是我做为一个总编辑值的最后一个夜班，签最后一天报纸的大样。遗憾的是手头没有毛笔和墨，否则我签名的版样会更有收藏价值吧！
这一晚的版比以往快些，我只将读书版的稿子换了一次，大标题我引用了诗人任白的句子——沉默深处有海样喧嚣，爱过的人都能听得见。中间和编辑们拍下了夜班人员的合照。我记录了一下时间，一版签发的时间是2019年12月28日22：38分，签发读书版的时间是12月29日00：12分。
结束了！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读者们看到的是最后一张华商晨报。编辑部里有了哭声，总要有人哭啊， 那就哭吧！
大家不愿离开。此前的许多个日子，编辑部的主任傅遥承担着关灯的职责，但这一晚，在华商晨报最后一次工作的人们无法忍受关灯后的黑暗，这一幕太痛苦了。
我说，都走吧，要是关灯实在难受，怕黑，那我们就不关灯了。这是我在华商晨报的社长和总编辑任上做的最后一个决定。
回头，点着灯的走廊空荡荡的，感到墙从来没像今晚这么白过。
灯还是会有人关的，这楼里最后离开的还有一个给印刷厂传片子的编辑，还有一个保安员，他们是最后坚守的人。
我走了，在我身后，先我下楼的同事们仍有许多人聚在楼前，他们在冬天的夜晚里拥抱和依依惜别。
2018年12月29日
责任编辑：张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