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矛盾不上交，55年“枫桥经验”有了新气象
近年来，浙江各地公安民警，根据当地特色，建立了为群众有效解决矛盾的机制，效果斐然。老杨调解室、乡警回归、老兵驿站、平安大姐、治保110等各类调解组织百花齐放。上世纪60年代，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少捕人、治安好”的“枫桥经验”。1963年11月，毛泽东曾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2003年1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指出，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55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枫桥经验”在实践中不断被赋予了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征，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如今，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浙江有了新气象，而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则是“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
▲今年9月，诸暨枫桥，老杨调解室。在杨光照的调解下，当事人握手言和。资料图片/受访者提供
诸暨枫桥：民警打造“调解室” 上门化解纠纷
今年已经69岁的杨光照被枫桥当地人亲切地称为“老杨”，他在诸暨市枫桥派出所当了20多年民警。作为社区民警，老杨每个月至少走访25位帮教对象，光名片都发出去了四五千张，“有困难找老杨”，成了当地群众的一句口头禅。
2008年初，枫桥派出所为他量身打造了“老杨调解工作室”，专门从事矛盾纠纷化解工作。2010年，杨光照退休后又被枫桥派出所返聘，工作室升级为以专业调解人员为主，社区民警参与，特邀调解员辅助的“老杨调解中心”。2013年全省警调衔接机制启动后，又重新规划为枫桥镇调委会驻派出所人民调解工作室，挂牌“老杨调解室”。
为了方便群众，老杨调解室还配置了一辆流动警务调解车，为特殊群体实行四个上门服务，“老弱病残对象上门服务、家庭问题引发的治安纠纷上门服务、未成年人及中小学生矛盾纠纷上门服务、隐私案件纠纷上门服务”。
“公安部门牵头的调解和民间传统‘老娘舅’调解不一样，‘老娘舅’是以家长式调解，我们是以三调融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结合。”杨光照说，“现在人们的矛盾也发生了变化，经济纠纷比较多，这个时候要以法律为依据，再以当事人实际情况进行调解。”
2018年老杨被评为全国人民调解专家。近五年来，老杨调解室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070余起，调解结案1050余起，调处率98%以上，纠纷结案率100%，兑现各类经济损失赔偿（补偿）5000余万元，群众对“老杨调解室”的满意率达到100%。
▲老杨的笔记。新京报记者 赵朋乐 摄
绍兴上虞：“乡警回归” 678名民警回原籍
绍兴市上虞区是中国乡贤文化之乡，上虞区公安分局在全国首创“乡警回归”基层治理模式，以乡警为乡贤，以制度形式组织民警“常回老家看看”，协助基层组织和驻村民警做好乡村警务工作。
上虞区公安分局政治处主任单建权介绍，目前，上虞区公安分局678名民警回到原籍地担任“乡警”，主要承担起宣传员、调解员、情报员、治理员、服务员等“五大员”职责。“乡警在回家的时候顺便做些宣传工作、调解工作，辅助驻村民警和村干部，并不做行政决定，也没有硬性考核。”单建权说。
上虞区公安分局章镇派出所所长阮维军告诉记者，乡警在调解家乡纠纷时比其他民警更有优势。小越街道冯柯山村在一处道路改造中，两户人家因征地利益不肯让步。村干部找到了“乡警”章镇派出所教导员王全江，由于两户人家都是王全江的同学，在他的沟通下，村里再进行协调，最终顺利推进村道路改造工程。
实施“乡警回归”以来，上虞全区110矛盾纠纷同比下降21.8%，同一纠纷重复报警数同比下降49.5%，治安纠纷处罚率同比下降27.7%。
2017年以来，上虞区公安分局章镇派出所积极探索警务工作新模式，在原有办理户籍业务“不用跑”模式的基础上，推出“背包警务”新模式，极大方便了山区群众办事。
“我们辖区很多村在山区，出行不方便，背包警务主要服务留守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章镇派出所民警陈洪江告诉记者，警务背包里主要放着办理户籍的资料、急救用品、宣传资料、相机等设备，群众要办理户籍、证照等业务，可以提前打电话给他们预约。
陈洪江回忆，今年年初，辖区枫树坪村一位语言障碍者因上社保需要办理身份证。这位女士来自贵州，20岁左右嫁到上虞，很少外出，生活中没有使用过身份证。由于无法用语言交流，陈洪江还找了聋哑学校老师帮忙，历时三个月，往返五六次，并联系了贵州警方确认这位女士的地址、年龄等信息，最终为她办好了身份证。
▲上虞民警展示警务背包。新京报记者 赵朋乐 摄
湖州织里：为外来人口“以乡音解乡愁”
湖州市织里镇是中国最大的童装产业市场，本地人口10万，流动人口35万，是全省人口倒挂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织里的安全和稳定始终是湖州市党委政府的一块“心病”。为彻底消除织里社会秩序乱象，湖州市公安局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以防为主、防为上的理念和决心实现织里的由乱到治。
除了实行网格化基础管理、区域化警务协作，治理也实行专业化纠纷调解。全面深化“警调衔接”机制，在派出所建立公安、司法、公益律师、劳动保障四部门常态入驻，“家园+”卫队按需入驻的“4+N”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形成多方力量参与、网上网下结合、法理情相融合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心成立以来，月均化解矛盾纠纷113起、劳资纠纷67起，接待咨询群众226人次。
“以乡音解乡愁”，湖州织里外来人口较多，调解中心在工作时往往安排矛盾当事人的老乡进行调解。“平安大姐”就是调解中心中的一支队伍，由24名“老板娘”组成。负责人徐维丽是东北人，来织里镇做生意多年。
“我做过租客也做过房东，打过工也做过老板，也是儿媳、媳妇、母亲，镇里很多工人经历的事情我们以前都经历过，能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他们自然也愿意听我们的调解。”徐维丽说。
类似的社会组织还有湖州市公安局织里分局织东派出所轧村警务站站长陈建如牵头成立的“老兵驿站”。
作为一名“老班长”，陈建如将辖区里面的“退伍转业军人”都联系起来，在警务站组建了“老兵驿站”，组织老兵宣传队、巡逻队、调解队，打出“老兵不老，服务周到”的口号。目前，“老兵驿站”共有58名老兵，轮流在驿站值班，接待群众。
“老百姓对军人比较信任，我们说话也更让人信服。”老兵余勤征说，“有时候值班，遇到本村的居民，我们更了解情况，更容易进行调解。”
▲10月9日下午，平安大姐正在调解一个纠纷。新京报记者 赵朋乐 摄
嘉兴港区：治保主任和110一起处置纠纷
嘉兴港区作为经济开发区，矛盾纠纷多发多样，一些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在当地许多干部脑海里仍然记忆犹新。从2013年开始，港区党工委、管委会下决心，通过三年治理，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实现大改观。
“根据港区矛盾纠纷的特征和变化，我们想到把各村、社区治保主任组织起来，同我们一起处置纠纷类警情。”港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陈龙谈起2015年时探索这项工作的情形，他说，这也有为应对治保主任新成份多以及一些村、社区治保工作流于形式的考虑。
先是试点，而后推广，港区综治办、公安分局于2016年10月联合下发了文件，规定治保110工作机制处警的类型、工作标准以及到岗到位、成果应用等内容，在机制规范的引领下，这项工作效应逐步显现。
治保110在调处矛盾纠纷中，发挥了治保主任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提高调处的有效性。不仅如此，由于治保主任的群众自治组织负责人的属性，在处警处理即时纠纷中可以起到第三方效果。
今年，治保110处警的家庭、邻里、婚恋、商贸的纠纷报警无一起民转刑案件，无升级酿成重大矛盾纠纷事件，转化为治安案件的只有2起。
新京报记者 赵朋乐
责任编辑：张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