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有一句民谚，“有钱有势住东山”。百年之前仍是荒郊的东山一带，在20世纪初短短30多年间，成为华侨商贾、达官贵人结庐营宅的目的地。如今，红砖白墙，绿叶映翠，洋房小院，闹中取静，对文艺青年来说，这里是他们最喜爱的拍照打卡地；对本地人来说，这是历史风云的见证地、名校名师的会聚区。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方晴、沈亦霖、申卉通讯员周小莉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邱伟荣（除署名外）
策划、统筹/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嵇沈玲
有段古
华侨置业首选龟岗
东山原来是广州城大东门外的一片郊野，距城约三公里。在清朝，东山除了一座东山寺和真武庙（俗称东山庙）外，只有山岗、河流、坟场、竹园、果林、稻田和鱼塘，间有疏疏落落的竹林茅舍。生活在这里的是山河村、寺右乡（又称寺贝底乡）的农民，人烟稀少。
1903年，基督教美国南方浸信会在东山购地，建设培道女学堂（今天广州市第七中学前身）和两广浸信会神道学堂。在辛亥革命鼓舞下，华侨的爱国热情被激发，一些人开始回国投资。由于东山生活设施完备，符合他们的生活习惯，所以选择了东山。
民间文保组织“古粤秀色”创办者杨华辉告诉记者，他从3岁起在新河浦一带居住，“小时候不觉得这里的洋房有什么特别，长大后才懂得它们的珍贵。”作为五羊小学的老师，他会带学生走访东山洋房，介绍它们的历史，讲述建筑者的故事。
《东山文史》记载，华侨在东山的置业投资始于1915年。1915年，美洲归侨黄葵石等人组织大业堂，集资向政府买得龟岗一带的18亩多荒地，将其平整后，划分为龟岗一、二、三、四马路，以每亩12000元的公开标价分段卖出和建房屋出售，带旺了这一地段的房地产开发。大业堂后，美国华侨杨远荣、杨廷霭两兄弟掘平了龟岗附近的江岭小丘，修筑了江岭东西街。不过那个时候，东山的建筑物还不超过一百栋，零星地散落在各个山岗上。
东山洋楼成“学区房”
杨华辉说：“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美华侨纷纷回国探亲，同时带来了充足的资金。同年，广州开始市政改革，拆卸城墙、修筑马路，房地产热开始兴起，华侨在东山的置业也进入发展期。”近代广州名人住宅，例如东山最大的花园式洋房、梅彩遒所建的“彩园”，前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人简琴石的“简园”和美国华侨马灼文的“逵园”都在这一时期兴建。
为什么归侨侨眷独独青睐东山？除了离市中心不远，地方广阔，地价便宜，且有着郊野天然的清幽宁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早在百年以前，东山一带就已经是“学区”了。
其中最著名的学校莫过于培正。廖德山等人曾建议学校兼教自然科学，但遭到拒绝。1889年，廖德山等人筹资67元，创办了“培正书塾”。最初校址在秉政街一间民房处，后来迁进珠光里。1907年，培正收到来自西印度、美国等国华侨捐款四千元，便到东山购买了烟墩岗以南的一块二十余亩的荒地作为新校址。
那时除培正外，还有培道女子学校、神道学校等机构，因此成为华侨眼中的“学区”。在快速发展阶段，培正校舍因为学生人数激增不敷使用。1919年，校长黄启明赴海外募捐，历经三年，募得华侨捐款30万元。可以说，是华侨的捐款让培正进入鼎盛期。
1936年，培正中、小学有学生3800多人，教职员工230人，以其良好的师资、严格的管理、良好的教学质量而蜚声海内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流传着“北有南开，南有培正”的佳话，吸引了很多华侨把远在国外或侨乡的子弟送进该校就读。
子女既然在培正读书，学生家长也自然想把家安置在培正附近，照顾儿女读书。所以越来越多归侨、侨眷从国外回来或从侨乡迁出，搬到东山安居。
发展历程
近百年前房地产商建下公寓屹立至今
投资机构大规模介入东山发展始于嘉南堂和南华公司。1921年，嘉南堂投资30多万元，使用了从城墙拆下来的红砖，在今天东山庙前直街53-55号、庙前西街1-15号（单号）、龟岗五马路2-20号（双号）修建了两组背靠背建筑，临街作商铺，楼上作住宅或办公室，1922年刚刚落成，就被出租一空。
现在从东山百货大楼往南行，看到的临街这排洋楼，就是嘉南堂所建的。一楼是连锁寿司店，远远就能看见红底白字的招牌，楼上是一家儿童托管和辅导机构。一条冷巷之隔，就是庙前西街1-15号，巷内有楼梯通往二楼。临街商铺主要是服装店，如果抬头细看，会发现这条街建筑外立面依次为奶黄色、灰绿色、灰粉色、米白色，雅致素淡。简约的罗马柱、西式山花和灰塑，都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历史痕迹。
民间文保团体研究发现，从建成年代来说，大业堂建在龟岗一马路至四马路所建的集合式公寓更早，但公寓只追求容积率，忽视了通风采光。东山嘉南堂汲取了大业堂的教训，在楼与楼间留出冷巷，方便房间开窗。
在1918年到1927年十年间，恤孤院路、烟墩路、庙前直街一带从一块块菜地禾田，变为欧美建筑风格楼宇伫立的新式住宅区。当时，东山有经济实力和威望的归侨组织了不少小地产公司，在东山买地、修整，修筑道路和下水道后就地卖出。那时东山地价上涨很快，现在东山少年宫的所在地，1920年一井（约合9.29平方米）约合70元，不到10年就上升到120元，上涨了71%。
“花园城市”蓝图成真规定3/5须为花园
“1927年到1937年，广东经济突飞猛进，一系列鼓励和保障华侨的投资政策与法令出台，华侨纷纷回国投资。”杨华辉介绍，1927年到1937年间，华侨在东山投资置业进入高潮期。现在的合群路、美华路、达道路、梅花村、农林上路，是他们兴建别墅公馆的主要地点。
1921年，第一任广州市市长孙科在父亲孙中山“花园都市”理念的影响下，提出了拓展广州东郊为新式住宅区的设想。这一设想被具体规划为“模范住宅区”，选址在马棚岗、竹丝岗及其毗连东沙马路、百子路一带。1928年，模范住宅区的章程公布实施，规定“住宅地段须以该地五分之二为建筑物，五分之三为花园”，还规划了礼堂、图书馆、儿童游戏场、小学、市场、消防分所、警察分所等公共配套设施。
1929年，在模范住宅区的基础上，松岗住宅区开始建设，同时规划了花园绿地、学校、警署等公共设施。与竹丝岗模范住宅区及龟岗、新河浦一带的华侨住宅不同，松岗住宅区主要为官僚居住。1932年5月9日，松岗住宅区更名为梅花村。这段红红火火的城市发展史，到1937年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戛然而止。
专家建议
保持居住功能活化而不失历史风貌
现在东山洋楼群已从商贾官宦之家，变为备受年轻人喜爱的历史文化街区。咖啡厅、私房菜、民宿等商业形态的进驻，使得东山洋房成为广州老建筑活化率最高的地区。据“古粤秀色”去年研究，东山片区约有六成侨房的原居民搬走，变为商用或办公用房。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汤国华担忧，商业化的发展趋势会让这里失去原来的风貌。
“在城市空间的构建中，体量能产生非常重要的效应。马路太宽、楼宇太高，会产生畏感效应。体量太小，又会像‘小人国’。跟人的尺度差不多，才会产生实感效应。比如，在马路这边，能看到马路对面的人的表情，听到对面说话的声音，楼房不高于3层，在这种环境下，人是舒适的。”汤国华表示，东山洋楼一带恰恰符合了人的尺度，因此漫步其中，有闲庭信步之感。
从历史意义上说，这个区域反映了民国期间广州走向现代化的起点。“东山洋房不是完全西化，而是既向西方学习建筑技巧，又保留中国传统的琉璃瓦、凉亭等。可以说是建筑发展的‘活历史’。”
汤国华表示，如果政府没有出台具体修缮指引，每个人都按自己的理解活化东山洋楼，如扩大窗户、打造玻璃幕墙等，可能会让这个街区失去历史风貌。
他希望，东山洋房能尽量保持居住的功能。虽然东山洋房不是广州最早出现的具有西式风格的建筑群，但它的特点是专为居住而设计。如果大量商业进驻，就失去了东山洋房作为民居的市井生气。
街坊记忆
六十载慎园岁月
见证东山洋房变迁
现在伫立在培正中学正门对面的“慎园”建于1933年。慎园是我国著名企业家曹冠英所建的公馆，建筑和围墙的外立面皆是奶黄色的水泥粗砂批荡。曹冠英的儿子曹国裕从3岁起在此居住，除了战争逃难、在外求学工作的17年，慎园始终是他的家。近日，85岁的曹国裕向记者讲述了他与慎园的故事。
曹国裕出生于1933年，当时慎园刚动工，三年后，房子才建好。“当时父亲特意邀请了曾留学美国的建筑师雷佑康设计这座房子，建房材料都是从中国香港买的。如玻璃是进口的‘波浪片’，又叫‘菠萝片’，上面有不规则的波纹，既保护隐私又有装饰作用；大门用的是从东南亚进口的柚木；地上铺的阶砖不是25厘米长宽的大阶砖，而是用6~7厘米长宽的小阶砖一块一块细心铺设而成，花了三倍工钱。”
曹冠英是宁波人，世代经商，家境宽裕。他中学毕业后到上海做学徒，不久就与有钱人家的同学合做香烟生意，曹冠英来广州负责华南地区的香烟销售。慎园落成后，曹国裕在这里度过了两年愉快的童年时光。“父亲保留了部分果树，有苹果、龙眼、黄皮、沙榄、杨桃等。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个女工负责照顾孩子生活起居，还有一个男工是花农。到了果树结果的季节，他会用竹竿把杨桃、沙榄打下来给我吃。”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曹冠英把家人安顿在广西梧州，自己则取道中国香港到越南河内等地继续经营香烟生意。抗日战争结束后，广州满目疮痍，慎园也不例外，经过两年的修葺，1947年，曹冠英一家才重新搬回慎园。
现在，曹国裕一家仍生活在慎园里。果园里种了超过14种果树，基本都由曹国裕打理。杨桃树上结了满满的果子，他细心地用胶袋一个个装好，以免被虫叮咬。
院墙之外，物换星移几度春秋；院墙之内，仿佛定格在大半世纪前的旧时光。
参考文献：《广州东山洋楼考》彭长歆著；《广州文史资料》；《东山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