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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回咱们说了，两百年前，不远万里到广州“寻宝”的英国植物学家，将辛苦寻到的岭南奇花托付商船远航伦敦时，总是风险重重，绝大多数花卉都会在海上香消玉殒。要想让海外诸君见识广州花卉的娇俏美丽，还是得多想点办法。在此背景下，十三行画师登场了，他们的妙手丹青使当年的广州花卉多了许许多多的海外粉丝。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月华图/fotoe
花卉远航易玉殒科学家求助画师
上一回说了，不远万里到广州“寻宝”的英国植物学家，将辛苦寻到的岭南奇花托付商船远航伦敦时，总是风险重重，能熬过四个多月航程的活株植物千里挑一，绝大多数花卉都会在海上香消玉殒，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才能抵达伦敦。这对“寻宝者”来说，实在是件不幸的事。毕竟，他们看重的不是这些花卉的“现金价值”，而是其科学价值。如果皇家学会的同行连许多奇花异草的面都见不着，又何谈引种与进一步研究呢？
聪明如你，一定会说，科学家可以制作标本带回去呀。你想到的，“寻宝者”也一定想到了。不过，一来，标本肯定不能种到皇家植物园里，二来，干燥的标本“色香味”尽失，在园艺学上的价值并不大。再说，“寻宝”是一代代科学家传递接力棒一样的努力，对后来者来说，与其拿着标本，不如拿着栩栩如生的绘画图鉴，更有“按图索骥”的导航作用。
创作花卉图鉴的主意固然好，但得有合适的人来画呀。来自英国的“寻宝者”固然有丰富的植物学知识，但绘画未必是他们的特长。
办法总比困难多，据美国科学史学者范发迪的著作所述，1812年，英国植物学家约翰·里夫斯来到广州，开始“寻宝”之旅。不过，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英国洋行的茶叶督察员，待遇丰厚。对他而言，植物学更像是一个体面的绅士活动，而不是真正的职业。不过，恰恰是商人的身份为他结交十三行的“三教九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受时任英国皇家植物园园长班克斯所托，一定要多多寻找奇花异草，为伦敦同行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广阔空间。经过一番探寻，他盯上了十三行一个特别的群体——专画外销画的画师。
外销画，顾名思义，就是卖给外国人的画。其实，外销画是现在的称呼，当时叫洋画。广州“一口通商”鼎盛时期，摄影术还没有问世，但万里迢迢远航而来的各国商贾，谁不想让家乡人见识一下广州的风土人情？有需求就有市场，十三行的洋画业就此崛起，鳞次栉比的画室占了半条街，生意好的画师一年能收入两千银圆，可以生活得相当体面，由此也吸引了一大批画匠入行掘金。艺术绝非十三行画师的第一追求，他们其实是生意人，客人需要什么，就画什么，毕竟客人多是商贾，只要“画得像”，他们就有白花花的银圆进账。当然，为了画得像，他们多少得学点透视法和写实的技巧。
里夫斯之所以盯上十三行的画师，恰恰是因为他们“画得像”。如果他在当时的主流艺术圈里找个大师，来描摹一种他新发现的花卉，人家没准寥寥几笔就给他画完了。要知道，在清代文人眼里，“写意”才是更高的境界，十三行画师的技艺多少有些不入流。但是，只有擅长“画得像”的画师，才能把花卉的一叶一茎细细描摹下来，才有科学研究的价值。
里夫斯与十三行画师苦心合作多年，创作了许许多多广州花卉图鉴，他成了增进英国人对中国博物学了解的最重要的人物，并成功入选英国皇家学会和林奈学会。如今，许多花卉图鉴被珍藏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无声诉说着十三行画师对中外科学交流作出的巨大贡献。用范发迪的话来说，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广州小人物，真正使这一科学交流成为可能，也使一株株岭南花卉多了无数海外粉丝。
画师绘花果追求“科学式精确”
在十三行画师的眼里，里夫斯虽然出手大方，但绝对是个怪人。不管是画哪一种花，他都要求“科学式的精确”，不是画上一朵完整美丽的花就了事，而是雌蕊、雄蕊、根、茎、果实都要画得一笔不差，甚至还要在旁边附加不同时期的花朵与果实的细节；此外，里夫斯不允许画中出现任何不必要的背景，这一点也让十三行的画师很难接受，画苹婆、槟榔或者月季、杜鹃的时候，在花上画几只蝴蝶或小鸟，不是很好看嘛，这个怪人偏偏不许。不过，看在他出手大方、又很和善待人的份上，就按他的要求做吧，暂时做不到的，就一点点学呗。
与十三行的画师合作，里夫斯还有一个特挠头的烦恼。要知道，当时十三行画室里除了老板是主画师外，其他受聘而来的画工都是流水线作业的。一个画坊总要雇佣二三十个画工，有的专门画树，有的专门画脸，还有专门画手和脚，一张画总会由多个画工合作完成，这样才能尽快“交货”，把银子赚到手。不过，这样的“流水线作业”断然不能运用到花卉图鉴的创作上，里夫斯只好“明察暗访”，寻找两三个合适的画师，把他们请到家里好吃好喝好招待，手把手一点点教，等他们掌握了必要的技巧，再放回画室去。这种关系一旦形成，就会长期固定下去，这样才能达到“科学式精确”的要求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