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名67岁双胞胎孕妇的生育困境
张茹终生所想的，莫过于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此时，她正第二次怀着孕，双胞胎。但她今年已经67岁，生下这两个孩子可能会要了她的命。
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几岁，卷曲的头发是黑色的，仔细看，发根处的白发开始冒出来，一些皱纹穿插在她沧桑的脸上，额头，眼角，嘴角。
无论如何，能看出来她是一个老人，怀孕的老人，年轻人的某些优越感消失殆尽。
进入花甲之年后，张茹经历了失去独子，领养孩子，做试管婴儿，再度怀孕……漫长的痛苦和闪现的希望，她把生孩子视为个体选择，未料随之而来的种种令她身处困境。
对一些人来说，她执着的生育意愿有些自私和不计后果；而对张茹来说，这象征着“重生”。这是一个道德上的无人之地。
高龄产妇
9月16日，上午十点，咖啡厅。张茹轻轻啜饮着一杯菊花茶水。黑底碎花长裙盖过她的膝盖，怀孕的肚子微微凸起。
她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堆产检报告，好像带有墨迹的一副纸牌。最近一次检查，B超检查单上显示，一个胎心率144次每分，另一个150次每分，医生说120到160是正常值。另一张是无创检查的报告，排除胎儿患染色体疾病的可能。这让她长舒一口气。
因为孕前吃过激素，她的血压有时升高。 时间往前走，一些负面影响在她身上显露出来。在激素作用下，她的手臂和腿上冒出一块块豌豆大小的老年斑。“但其他指标都正常”，她加重语气，补充了一句。
十点半，张茹从购物袋里取出药，几粒白色盐酸拉贝洛尔，送至口中，就着一杯白水咽了下去。间隔四五个小时再服用一次。怀孕以来，她每天服用的药片数量从六片涨到八片，再涨到十片。
几杯茶下肚后，张茹起身去卫生间，她从商场走廊的一头穿到另一头。从卫生间出来，她感觉有点累了，靠在一扇玻璃窗口旁边透气。
回去的路上，她额头不断渗出汗珠，“低血糖，茶水的缘故”，她警觉道。在一家饮品店门口，张茹顺着椅子坐下去。
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十六周，随着肚子逐渐变大，负荷变重，她偶尔会感到吃力和疲惫，也总有路过行人的目光瞟向她的肚子，接着是她的脸。
张茹不在意投射来的目光，她也不躲避。“我不是怪物。”有时，她看起来像一个精力充沛的中年人，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她产检的经历。
“极高危”
今年6月，怀孕后，张茹在北京宝岛妇产医院进行了首次产检，当时被医生诊断出患有妊娠高血压。随即被列为高危产妇，后由北京宝岛妇产医院转诊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治疗。
北京宝岛妇产医院主任医师谢峰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回忆，他们发现张茹当时的血压比较高，在妊娠期间，她出现一系列问题的风险非常高，比如说随时会出现脑血管意外，以及急性肝肾功能衰竭。按照北京市卫计委的要求，这样的孕产妇在二级医院继续接诊、产检并不合适，所以当天就将她转诊到三级综合医院。
张茹转去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第一次各方面检查还行，第二次去是7月23日，医生就跟我说必须拿掉一个孩子，不然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不收。”
丈夫李威回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医生告诉他，“必须要做掉一个，只要一针下去，孩子就可以流掉。”他模仿医生的语气重复那句话。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公众权益保障处处长姚铁男告诉澎湃新闻，之前，他们掌握了张茹前期的情况，“67岁，对我们来说到超高龄产妇，并且怀的是双胎，妊娠的合并高血压到了170多。”之后，卫计委在8月8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市的专家会议。“专家说她是极高危，极严重的高危孕产妇，在目前医疗条件下，不能保证其母婴一定安全。医生建议她减胎。”
北医三院接诊张茹的李诗兰医生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科室主任找到张茹谈及终止妊娠，但张茹表示不同意进行引产。
张茹担心的情况是，如果引去一个孩子，另一个孩子可能也保不住。她又去了北京市妇产医院做产检，医生也提出了终止妊娠的建议。
姚铁男说，第二次专家会诊是在8月13号，“临床和服务管理专家最后认为张某是极严重高危孕产妇，属不宜妊娠，严重威胁到母婴安全，但应尊重其妊娠的意愿，适时科学引导。”
几次之后，张茹不愿再去这几所医院，不安的情绪像气球越胀越大。9月初，张茹和丈夫去了五洲医院，“开药时被拒绝”。9月13号，张茹到北京宝岛医院进行怀孕以来第四次产检。医院通知她下午四点半之前过去，那天到了以后，张茹和丈夫在三楼等着，四点四十五，有人通知他们到地下一楼。
姚铁男说，北京市有高危孕产妇的转诊网络，怀孕后建档时会评估孕妇的身体状况，分成绿色、黄色、橙色、红色和紫色，根据不同级别建议孕妇去相应的医疗机构就诊，比如橙色要求在区级危重症孕产妇抢救指定医院就诊，红色要在市级的危重孕产妇抢救指定医院就诊；紫色是合并传染病，需要在专科医院接诊。
9月13号是第三次专家会诊，张茹最想去的那家医院不是她的对口医院，“她坚持要去一个特别大的医院，我们现在不好披露这家医院的名字，但不是我们指定的整个网络中那两家。我们给她指定了两家特别好的三级医院，包括北医三院，但是她说不去。”
张茹回忆，那天，围着自己的有二十个人，绕着桌子一圈坐着，有人拿着摄像机拍摄。“说是专家会诊，但还是建议我停止妊娠。”
“由于来多次就诊，结果显示孕妇的血压很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专家会诊的意见是患者目前状态不易妊娠。”姚铁男说。
“我的血压已经降下去了。”张茹感觉自己好像站在审判席上。她始终认为，被剥夺的是她做母亲的自由。“他们封杀我，你知道吗？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谋杀我和孩子。”
一位知名产科专家告诉澎湃新闻，67岁的妇女，不管是生育机能还是其他器官都在退行性改变，流产、早产、胎儿功能发育迟缓、胎死宫内等情况较普通孕妇更易发生，能理解失独家庭的愿望，只是以普遍认知来说，得到一个好结果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此他不赞成，也不提倡这样高龄生育。
这位产科专家也曾接到过张茹的求助，在他看来，尽管有前述问题，但张茹“有这么强的决心，也已经（怀孕）这么多周”，应该尽量给她提供帮助，她当下需要一个医疗团队，给她提供生理和心理的支持和抚慰。
姚铁男也表示，在张茹的生育愿望前，“应该尽可能帮助产妇达成她的愿望，但前提是不危及生命”。他称，特别希望孕妇尽快回到宝岛医院，或者回到他们指定的三级医院。
但眼下，张茹对指定的医院失去了信任。
失独
张茹曾经有过一个孩子。
她和李威1978年结婚，1980年生下一个儿子。儿子一岁半时，夫妻俩又有过一个孩子，彼时赶上计划生育政策，他们打掉了肚子里的孩子。李威“最爱孩子”，姐姐和同事家的孩子他都帮忙照看过。
李威是上世纪60年代机械专业的中专生，后来参加了北京市的统考，考上了职工大学。数学是他的强项，辅导儿子功课的任务落在他身上，“我教他数学，错的题只要讲一次，第二遍他就会了。”
儿子喜欢游泳，李威每天骑着老式自行车，后面驮着背数学乘法表的儿子，早上五点多，送他去游泳馆，从一年级持续到六年级。一家三口经常骑车去亚运村的游泳馆，张茹一次能游五百米，李威游三百米。
四年前，一切戛然而止。儿子34岁时，死于一场车祸。
那时，儿子在首都机场上班。2016年六月的一天，他跟朋友出去玩，午夜十二点还没回家。夫妻俩习惯等到儿子回家才睡觉。十二点多，李威等来派出所的电话，说孩子出了车祸，送去了医院。
夫妻俩立马赶往医院，“那时他（儿子）意识还很清醒，告诉警察我们的联系方式，跟我们说他被车撞了。”接着，儿子被送进了急救室，他的肋骨被压碎插入肺部，腹腔出血，外表却看不出任何征兆。
凌晨四点，医生通知夫妻俩，孩子抢救无效。张茹瘫坐在医院的地板上，哭晕过去。李威记得，儿子最后说的一句话是，“看到我爸来了我就安心了。”
两个月前，他刚见过亲家，在回龙观给孩子买了套120平方米的婚房。年底，他将看着儿子娶一个姑娘回家，应该很快就会有孙子或孙女。
夫妻二人从警察那里得知，儿子在路边拦出租车被撞，遭到二次碾压，司机肇事逃逸。出事地点正在施工，四周漆黑，附近没有摄像头。
儿子骤然离世，没有给张茹和李威留下任何喘息的空隙。凶手至今没抓到，张茹连怨怼的对象都没有，生活是无尽的无望，无尽的空虚。
时间越久，记忆似乎越清晰。“一切好像没有发生过”，有时候李威梦到孩子，不知从哪里突然出现在面前。只要一睁眼，都是他的影像。
小时候，儿子是朝阳区游泳队的队员，每天有一块钱的工钱，发下来他都会交给李威。有段时间李威经常出差，去外地学习，儿子总跑去车站送他，哭得稀里哗啦。这个父亲每次出差回来也总给儿子买小坦克，小礼物。“他跟我的感情很深…很深…”
李威停顿下来，陷入遥远的追忆，声音又开始哽咽。他在努力抑制眼泪。
“他两岁多的时候，我们住在筒子楼，一层楼很多房间，多户人家，有个同事给了他一块糖吃，回来后他还记得是谁给他的，哪个房子他记得，那时候他还不会说话，但会用手指着那个方向……三岁的时候，他爸骑自行车带他出去买菜，买了一大捆菠菜，车筐子放不下，他都知道把菜往下压……真的太聪明了……”
当张茹说起她的儿子时，她的面部抽搐，声音哽咽，眼睛变得湿润，说话的音调更高了，突然间失控，啜泣起来。丈夫提醒她控制住情绪，不要影响到肚子里的孩子。
儿子的户口一直没销，在这个城市，“哪里都有儿子的影子，他上学的地方，玩耍的地方”，他们试过旅行，去桂林，南海，云南，韩国，但每次回来，心里依旧“空落落的”。
任何一次长途旅行，都会有一种风景和时间的扭曲。每次出行，张茹都会背着儿子的书包，带着儿子的三张照片，一张2014年，两张中学时期的。照片中的男孩儿，寸头，微胖，笑容憨厚。仿佛这样，时间形同停滞，她似乎回到过去，和儿子相处的那些日子。
李威不敢看儿子的照片，他的房间也不敢踏进去，人在门外，腿就像被钉住似的迈不开，“失去孩子意味着什么，你永远不知道。”
出路
儿子去世半年后，张茹和丈夫商量，要么领养一个孩子，要么一起死。他们选择了前者。
2014年，张茹距离六十四岁只有三个月，儿子的后事还没处理完，她和丈夫就去了民政局。对方告知，办理收养原则上年龄限制到六十五岁，领养孩子需要登记排队等待。
一年后，她再次去民政局，对方告诉她仍需排队。根据《领养法》，收养人需具备抚养被收养人的能力，以及年满三十周岁。
张茹提议把儿子的女友认作女儿，但丈夫担心认的女儿将来要赡养四个老人，压力太大，便放弃了这一想法。
2016年4月，张茹夫妇去了云南，到当地福利院领养孩子，答复是“本省需要孩子都特别多”。5月，夫妻俩去了河北承德一家孤儿院，但孤儿院大门紧闭不让进入，他们把买的水果衣物等搁下后离开了。7月，二人又去了北京的太阳村，那里住着不少无人抚养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但不让领养，最后两人失望而归。
有次在一家私人医院，李威听说可以找人代孕，五十万元一个孩子。但权衡下来，觉得代孕是非法的，不能做。
漫长的跋涉后，试管婴儿成了夫妻俩的最后选择。
早在2015年底，张茹就考虑过做试管，她联系上安徽合肥人盛海琳，后者在60岁时通过试管受孕生下一对双胞胎。张茹想从她那里打听做试管婴儿的途径，但被对方拒绝了，只告诉张茹做一个五万块钱左右。后来，张茹没再联系她。
如今，盛海琳已经不记得张茹曾找过她，前几日她从新闻里得知张茹怀孕的消息，并说自己给不了任何建议。
2016年10月，在北京的国际医疗展上，张茹认识了一个台湾医生，并恳求医生为自己做试管婴儿。医生说，以她的年纪做试管婴儿有风险。张茹说自己接受任何风险。“当你生不如死时，所有看似危险的事情你都愿意尝试。”
2017年2月，张茹开始吃激素，直到月经回来。吃药的同时，配合着身体上的锻炼，打球，游泳。但吃激素的第五个月，她的血压开始升高，久坐后站立格外吃力。
7月，她去了北京妇产医院看中医，说自己想做试管婴儿，医生给她开了三十五天的药调理身体，月经和身体恢复正常。
张茹曾在网上遍寻高龄产妇的案例。“东北64岁有个产妇，2016年12月28号生的； 2016年的9月份，杭州那人从美国回来生的；还有2017年有个52岁生孩子的。”她能清楚记得每一个高龄产妇的年龄，以及她们生下孩子的日期。
去台湾之前，张茹咨询过北京的几家大医院，但回复都是她年龄太大，不能做试管婴儿。张茹想不明白，“谁要失独，谁还选择年龄啊？”
今年6月，李威和妻子去了台湾。中介全程带着他们，物色好卵子，找了律师事务所，办理好手续，再去医院交钱，身体做了全面检查。一趟下来，夫妻俩花费二十多万元。
那天是6月8日，医生筛选出二十多个卵子，用精子配成八个胚胎，再从中筛选出四个，两男两女。张茹担心成功率低，想放入三个胚胎，医生告诉她不行，万一三个都成活，要引产的话另外两个也会受到影响。最后决定放入两个胚胎。
张茹躺在床上，心里想的全是去世的儿子。一直默念，让儿子原谅她，保佑她成功生下孩子。三天后，夫妻俩返回北京，带着仅剩的一千元钱。
从台湾回来后，6月19号，有了好消息。张茹到北京宝岛妇产医院验血，检查了三次，确定怀上了双胞胎，两个胚胎全部成活。她成了国内目前已知的年纪最大的孕妇。
张茹没有想到两个胚胎同时成活，“早知道这样，我移植一个多好。”那天晚上，她第一次梦到了去世的儿子，丈夫也做了同样的梦。
张茹83岁的姐姐一直站在她那边，姐姐是退休的军医，她曾告诉过张茹妊娠的风险，但无论结果如何，“最后做选择的都是张茹自己。”
未来
回到咖啡厅，隔壁桌的四个年轻人已经离开，音乐声越来越大。张茹坐在一张高脚椅上，确保她的腿能伸展开来。
张茹有微信，会上网，但这些新鲜事物不是她擅长的。网上的声音通过亲人的嘴巴断断续续传到她耳边，她自认有义无反顾的生育理由，方式更是“合理合法”，“我失去孩子时没人管我，如今我想生孩子却百般责难我？”这是她挂在嘴边最多的话。
她在手机上翻看着盛海琳的新闻。“她当初也植入了三个，后来流产一个，还有两个。”张茹嘴里念叨着，目光转向丈夫说，“你看盛海琳说不能让孩子产生自卑的情绪，你以后跟教育儿子还不一样，得用好多的办法，不仅仅是鼓励，该严的时候还是要严。”这些话快速而激烈地滚出，像一篇祈祷文。
李威身体前倾，仔细听着妻子的话，“现在的生活真的枯燥无味。盛海琳说现在痛并快乐着，她有孩子所以还能有一些快乐。”他戴着印有五角星的鸭舌帽，肩膀显得臃肿，站起来给妻子倒水时，弯腰屈背，步履缓慢，皱纹像兵团一样，将它的领地征服。
关于以后孩子的教育问题，张茹想过。儿子生前，从重点中学读到重点大学，这让她坚信自己能复制儿子“成功的教育模式”。她也担心，和孩子年龄上的差距总会引来一些非议。“或许会遭到歧视，我要想法不让他们留下阴影。”
张茹喜欢音乐，跳舞，会手风琴，电子琴，“教育孩子，我们是合格的。”她说自己曾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对将来如何抚养好这两个孩子信心十足。“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不一样，有的想法比较超前。”爱人守旧，她认为社会不断发展变化，教育孩子的方式也要伺机而变。夫妻俩有积蓄，退休工资一万多元，经济上算富足，他对养育两个孩子充满信心。
怀孕后，张茹摆脱了长久的失眠。她依旧用着儿子的微信号，有时看看他大学同学群里的信息，“看他们年轻人说话聊天，我感觉我儿子还活着。”
张茹在北京有三套房，其中一套是儿子生前住的。出事后，她把屋子里的东西都搬走后出租，没再去过。为了避开闲言碎语，夫妻俩搬离了原来的住所，另外租了一间房，相依为命，“我就是她的拐棍。”李威说。
张茹的目标是至少坚持到明年一月，胎儿满七个月，医生告诉她，孩子在她肚子里多养一天，生下来的成功率越高。李威开玩笑说，不行买个轮椅。
“我们也知道有风险，实在不行还是保住大人。但现在情况还不错，可以继续往下走。” 李威每天给妻子量三次血压，然后记录在表里。
从年轻时起，张茹就有锻炼的习惯，每天游泳，跑步，直到孕前。为了防止血稠，她每天按时吃几粒阿司匹林，再喝杯温水。
中午，张茹点了一份凉皮，有时候心里感到燥热，总想吃些凉凉的东西。“我没那么娇弱，真的。”她会在身边的人想照顾她时强调这句话。
在顾客进进出出的咖啡厅中，张茹和丈夫无疑是年纪最大的人。他们不喝咖啡，点了一壶菊花茶。说话的声音偶尔盖过了咖啡厅里的音乐声。
午饭后，李威倚靠在皮质沙发上睡着了，伴随着轻微的呼噜声。这几年，照顾妻子的责任落在他身上。他今年70岁，每天早上吃一粒维生素E和降血糖的药。
妻子怀孕以后，他唯一的任务是让日渐衰老的身体重新焕发活力，对抗这个年龄可能拥有的疾病。他甚至有种意念，自己绝不能早早死去。他必须活得更长久。
他和妻子的设想是，孩子顺利生下来，请个保姆，等他/她大点，找人模拟一张全家福，把儿子也刻上去。
他们想，奔着活到八十多岁的目标，把孩子抚养到成年，一场告别后，再把他们托付给信任的亲人。
如果没要上孩子，他和妻子就去养老院，“孤独终老”。
责任编辑：闫宏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