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
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曹远征
划重点:
1、2035年中国GDP要翻一番,中国要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基本问题现在要开始布局安排。
2、发达国家其实也在酝酿着货币政策转向,货币政策抽紧将变成一个大概率事件,大概明年会看到这样的现象。
3、明年中国经济增长大概是前低后高,整个态势是回归潜在增长率,预计在5.3%到5.5%之间。
从青海省无线电一厂的车间,到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再到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作为中国经济学家中承前启后的一代,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曹远征在接受《大道直行》栏目专访时称自己“赶上了三个第一届”——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改革开放后第一届硕士和第一届博士。
他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也一直在关注和思考中国经济的每一次脉动。他直言,过去的经验会为未来提供更好的借鉴,但还需要有新的长征去开创。
25个“稳”字背后的意义
日前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22年经济工作明确了基调。会议提到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稳”字在会议文件中多次出现。如何理解这个“稳”背后的含义?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中,‘稳’字出现了25次”,曹远征研读非常细致,他说,“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跟过去的工作方针是一样的,在2019年以前,也都是讲稳中求进,但这次出现的频率跟过去相比是比较高的。”
他认为这恰巧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国经济正度过疫情周期,进入新的周期,这个周期是回归到常态,到2019年那样的经济增长周期。
“2019年遇到的问题还是经济下行问题,所以叫稳字当头,要稳增长,稳中求进,现在这个问题重新显现,只不过跟那个时候相比,可能问题变得更复杂一点”,他表示,所谓“复杂”,就是目前是两个周期叠加,疫情的周期和传统周期叠加,跨周期是跨这两个周期。
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全球都出现了疫情周期,受疫情冲击,经济下行,为了缓解经济下行的伤害,就需要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进行对冲。疫情减缓,经济就开始恢复,宽松政策的必要性开始降低。如果疫情进一步缓解,经济恢复程度更好,政策就必然酝酿退出。但现在疫情又没有完全过去,特别是出现了奥密克戎,未来会怎么样?
曹远征认为,随着各类政策的推出,经济开始常态化,过了疫情周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常态,这个常态就是2019年的情况。“但因为疫情周期没有完全过去,还需要逆疫情周期的调节,但还得跨一个经济周期,下一个周期是稳增长的过程,这两个周期叠加在一块儿,就出现了现在的情况。”
“经济工作是特殊的局面,需求收缩,外部冲击,预期转弱,这三个因素叠加在一块儿,稳增长的压力变大,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就自然而然变成工作的方针。”他说。
财政政策要考虑提前布局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到的,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
曹远征认为,提升财政政策效能,实际上指两个方面。“一个是逆周期,先得有稳经济增长的办法,什么办法?通常看来,比如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比较缓慢,尤其是房地产投资下滑得比较厉害,能不能提前在基础设施上做一些投资,对冲房地产下滑的压力,这是一方面,这是逆周期。”
“但更重要的是第二个方面,要从未来考虑,特别是到2035年中国GDP要翻一番,中国要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基本问题现在要开始布局安排。”
他表示,大概今年中国的人均GDP会达到1.2万美元,离高收入社会标准很近了,随着高收入社会的到来,人们的消费习惯、生活方式都在变化,特别是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养老、医疗、教育等等都变成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了,这是有民生性的基础设施,必须得政府提前考虑和提前投资。
“比如,现在大家意见比较多的幼儿园、小学,这可能都是需要提前考虑布局的,这是长远性的问题,为今后中国现代化发展奠定基础。现在正是逆周期的时候,这些能不能提前安排,做得更多一点?”
他还指出,基础设施投资还不仅仅是指硬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仅仅是指“铁公基”,“实际上跟城市、跟老百姓生活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可能更为重要、更为必要,它也是改善消费环境来提升消费。”
“最重要的是市场主体得有活力”
对于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向,曹远征认为,两点最重要。“第一就是稳健,经济下行,货币政策应该放松,但它是稳健的。”
他坦言,因为经济在下行,但物价在上涨,全世界都开始担心会不会再出现滞胀,全球的货币政策开始酝酿转向。“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7个国家加息,而且加息的不是发达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他们本来经济增长就不怎么样,现在物价涨得更快,于是对冲物价的重要任务就是加息。”
曹远征表示,发达国家其实也在酝酿着货币政策转向,货币政策抽紧将变成大概率事件,“大概明年的宏观经济会看到这样的现象。”
对于中国来说,如何理解“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一些常用调控手段在2022年会不会有更多想象空间?
他认为,中国的情况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尽管物价上涨,但并不是那么严重,最重要的是PPI在涨,涨幅很高,但零售物价指数、消费物价指数基本不动,涨得很低,所以传导传不过来,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企业的成本在增长,售价在下降,企业的盈利能力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经济增长就会变化。”
“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保市场主体变成一个问题,”他建议,货币政策应该稍微宽松一点,“但企业的盈利前景不好,为什么要借钱?所以,宽松以后企业也并不一定会借钱,经济也并不一定会增长,这时候核心问题是市场主体得有活力,有好的营商环境,它能看到前景,有一个强烈的预期,认为明年的日子比今年好,所以今天敢借钱,贷款才能下去。”
曹远征强调,最重要的是市场主体得有活力,“所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很重要地讲到了基于改革开放的政策,要激发市场活力。”
他认为第二方面需要注意的是货币政策的结构化,“特别注意到它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再贷款利率率先下降0.5个百分点,支持小微企业。”
“在疫情冲击之下,小微企业是弱势群体,变成市场主体中最脆弱的环节,特别是服务业中的小饭馆、小旅馆、小商店,疫情冲击下,能不能存活变成问题。所以去年这些企业贷款是应贷尽贷、应延尽延。今年尽管疫情冲击有所恢复,但政策转弯不要太急,还应该保留过去的那些安排,同时还给再贷款优惠,鼓励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不要过快地退出,对它的生存造成更大的压力,这叫结构化。”
他认为,稳健和结构化构成了明年货币政策的特色,“这样既能保持货币政策不至于大水漫灌、过度放水,带来物价上涨的压力,同时又能精准支持到需要的地方。”
预计明年经济增长在5.3%—5.5%之间
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重大课题。目前可能面对的风险和之前相比,有什么变化?
曹远征称,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不仅说到防范风险,而且很具体,比如“精准拆弹”。
他以房地产举例: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过去预测大概在2025年左右人口可能零增长,但这个时间可能大大提前,从全球经验来看,如果人口开始出现拐点,变成零增长或接近零增长,房地产一定是下行的。
“这跟中国过去房地产发展的历史背景完全不一样,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房地产一直在上扬,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是中国人口一直在增长。如果人口不增长会是什么样子?这变成一个问题。”曹远征谈到,2012年左右开始,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在下降,每年下降大概两三百万人,这些人将来会结婚组成家庭,而婚房是中国的刚需,有了这个刚需,房价就会上涨,“如果婚房需求量下降,情况就发生变化,这个事情就发生在2015年。”
他表示,在新增劳动力下降三四年以后,市场就变了,2015年出现了“三去一降一补”,“一去”就是去库存,就是去房地产库存。小地方房价不涨,但人口流入地区的房价是涨的,是结构性变化。“后来小地方的房子被消化掉了,其实就是政府扩大财政,跟棚改高度一致,就是货币化棚改,把房子消化掉。”
对于某些房地产企业出现的问题,曹远征表示并不意外。“这种扩张是很难维持的,棚改一旦结束,整个房地产销售量会下降的,盲目扩张一定会带来问题。而如果中国人口出现拐点,就不仅仅是过去结构性的问题,很可能在总量上都会出现一些困难。”
“尽管不排除中国城镇化过程还没结束,人口还在向城市方向迁移,大城市的房价还会坚挺,但毕竟速度在减缓,这构成一个风险。”他说,“新的风险就需要精准判断,也需要房地产政策配合。”
对于2022年的经济数据会在什么区间,曹远征表示,明年大概经济增长是前低后高的状况,整个态势是回归潜在增长率,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大概是在5.5%左右。“预计明年增长大概是在5.3%到5.5%之间的位置上出现,靠近潜在增长。”
他希望这样的回归能在2023年稳定下来,奠定“十四五”发展格局,为2035年全面建设现代化开一个好局。(刘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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