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鸿钧
久未引发关注的联想，又一次因为创新能力、公司治理等问题重回媒体视野。舆论对联想一直都有非常多的讨论，无论有理无理，也无论此前联想已经有多次澄清和官方结论，仍然引来诸多议论甚至挖苦。在追求共同富裕和坚定不移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今天，联想作为中国科技企业的先行者和公司治理的先驱，必然都是我们不能回避，屡次会研究讨论的主角，继续研究社会舆论对联想提出也长期混淆的一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看清联想的问题，更有助于树立企业家信心，从而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线和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
一般来说，自1990年代后期联想股改以来，一直到今天，从学界到一般舆论，对联想都有如下几个焦点问题：1）是否存在国资流失的嫌疑；2）高管工资过高；3）差别对待国内外消费者；4）聘用太多外籍高管；5）一些关键决策存在战略性错误，如5G标准投票的问题等。这些质疑，有已经盖棺定论的，也有误导读者的，有必要分开讨论。
在所有这些问题里面，最值得讨论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联想当年的混改，到底有没有国资流失的嫌疑？我们必须要回溯历史，首先要认可联想的先驱和开创性，就目前的所有的商业案例看，联想集团的改制是中国混改最早的样板；中科院在联想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决策，亦成为政府决策权衡的范例。在1994年联想爆发的柳倪之争（所谓贸工技还是技工贸的路线之争，后来发展到权力之争），中科院调查组的官方结论是，“公司怎样进行研究开发和研究开发怎样立项方面，不能由科技人员最后说了算，要由企业的总负责人根据市场和公司的情况做决策，柳传志应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当时中科院的领导说：“中国的科学家人数远远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我们必须二选一，因此只能选择柳传志这样有潜力向前发展的企业家。”
这清楚地表明，当时中科院领导非常清楚当时最稀缺的，是企业家人才而不是技术专家。因此，决策权必须从技术专家向企业家手中转移，才能真正把企业做大。中科院领导的战略决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今天的联想不仅成为全球PC的龙头，中科院也仍然是联想集团最大的股东（根据公司官网的信息，截止2021年3月31日，中科院为最大股东的联想控股持有联想集团37%的股份）。
想当然把联想混改视为国资流失的看法，最大的错误在于把混改视为零和游戏。诚然，混改过程中，国资的股份比例下降了。但是不要忘了，通过给企业家提供激励，企业的蛋糕做大了。中央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强调要正确地以发展观来看问题，充分认识到企业家的重要性，通过改进激励和人才机制来更好地发展国有企业。如果企业做不大，企业资产不断缩水，那么国有资产的流失就会更为严重，带来的损失更是全民性的损失。
企业和人一样都是一种历史存在的过程，所以在讨论企业时，我们不能忽略其所处的行业和时代背景。联想集团在2004年大胆以小吃大，收购IBM的PC业务，并成功通过了整合的挑战，成为全球PC产业的龙头。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并购和品牌升级的大胆尝试，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整合提供了宝贵经验。中国加入WTO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并购，进行品牌升级和参与全球竞争，包括后来标杆性的吉利收购沃尔沃和美的收购库卡。
联想是中国企业改革的先驱，其中也包括薪酬改革走在前面，联想高管工资定标，一直也是比较惹人注目的地方。尤其是这个薪酬定标是固定工资而非和业绩挂钩的股权激励。从过去多年的业绩和资本市场的表现来看，高管团队的表现并不能算优异。但是，我们还是要客观看待市场竞争。联想集团的主要业务之一，智能设备业务集团，所在的PC市场，是一个被wintel联盟所主宰的市场，主要的利润都被英特尔和微软拿走了。在这个背景下，联想集团基于“赋能客户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的战略还是有其可取之处。在今年11月4日公布的财报中，联想集团就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增长业绩。
一个比我们关注联想高管薪酬标准更为重要，且又经常被忽视的事实，联想集团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公司，在海外的业务占比非常高，而且由于其并购国外品牌的原因，公司的管理层有相当大比例的外籍人士。为了吸引外籍人士就必须提供有同等竞争力的薪酬。这也是为什么管理层总体薪酬偏高的原因之一。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而言，联想管理层的薪酬问题，核心还是公司治理和激励机制的问题。全球的趋势看，管理层应该拿更少的固定薪酬，而大幅提高基于企业业绩的股权激励比例。适当调整薪酬和激励机制，不仅更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也能更恰当地回应社会关注的问题，成为共同富裕的标杆。
社会舆论中经常诟病联想的定价差异，差别对待国内外消费者，和企业决策过程中的失误，但是定价从来都不是企业自己能简单根据自家生产成本确定，产品定价包括税制，物流仓储，渠道营造，当然也必然包括企业差别定价策略的考虑。企业的定价决策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因素的复杂问题，尤其在涉及不同市场的定价时，不可简单归咎到企业策略。其实不仅是PC产品市场，我们在很多其它产品如汽车等，都有中国市场价格高于海外的例子。因此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更全面的分析，这里更重要的是营商环境如何优化，如何解决企业定价过程中交易成本消纳等问题。
总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中国的企业需要新一代的领导者，我们需要更懂技术、更擅长在不确定性增加背景下能够快速适应动态竞争的新一代管理者。联想的问题，不在于其历史和过往，而在于其未来和战略，以及影响未来走向的公司治理机制。
（作者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战略与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