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假”变成“假打”的那刻起，就只剩下赤裸裸的钱财交易了，又何谈正义和道德呢？
作者：朱末
来源：快刀财经
假货，人人避之不及；打假，人人拍手称快。
黑与白的界限，原本泾渭分明。但当“打假”上升为以牟利为主的“职业”后，一切开始变味、异化、失控。
去年6月，杭州警方通报了一起借由职业打假实施敲诈勒索的恶性犯罪案件。23名团伙成员频繁活动于多家知名商超，以放置异物、抽走合格证、破坏生产日期等手段，进行密集索赔。
无独有偶。今年3月，山东省单县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人韩某的“过期食品”维权电话，通过调取监控发现，韩某蓄意对商品进行了调换，更匪夷所思的是，在信息联网中，韩某被发现参与多起相关案件，已是惯犯。
利益驱动下，职业打假者的手段越来越偏激，通过虚假投诉、故意栽赃、恶意差评，来敲诈合法商家的做法屡见不鲜。
潜移默化中，用来填补行政监管真空的民间打假，在某种程度上已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很多人甚至靠此过上了年入千万住别墅的致富生活。
曾经的替天行道，沦为非法敛财的遮羞布，为民请愿的“屠龙英雄”，最终也变成了下一条恶龙。
01
招徒授课搅浑市场
暴利程度超乎想象
所谓的职业打假人，特指以打假为工作赚钱的人。事实上，这一职业已经在中国发展了20余年，根基深厚。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及这个行业的开山鼻祖——王海。1994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施行，明确了“退一赔一”的原则，次年，22岁的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买了两副山寨索尼耳机，以身试法将商家告到了法庭，引发社会广泛讨论。
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王海，不仅成了首位中国保护消费基金会设立的“消费者打假奖”获得者，还被媒体评为中国新闻人物。
光环和掌声接踵而来。1998年，王海在上海与克林顿夫妇对话，克林顿称王海为“中国消费者的保护者”；1999年，万海受邀担任央视经济频道“一周风云”栏目的嘉宾主持。
深谙借势之道的王海很快开起了4家职业打假公司，业务包括“帮消费者维权、知假买假、替企业打假”三部分。
市场流行的说法是，王海接一个“案子”的起步价是30万，到2013年，王海本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资产已过千万，间接证实了传言。
眼见王海发财，越来越多的职业打假人相继涌现，职业打假开始和网络灰产搅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利益群体。
讽刺的是，职业打假人也分三六九等。一类是以王海为首的正规军，这类人通常会组成专业打假团队或公司，主要盯着大企业或大V的动作，因为可捞的油水更足。
第二类是人数占比更多的散兵游勇，潜伏在各大社交平台里，专靠碰瓷电商卖家来营生，在QQ群搜索“打假”，能出来上千个群，成员少则几百人，多则2000人。
既然做起生意，必然也要形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师徒制是这个行业里心照不宣的“规矩”，还衍生出了一套“课程体系”。
课件里详细整理了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等条款的一切“漏洞”，且不定期更新。
▲打假群资料
这类培训的收费并不低，价格从488~1888元不等，如果不接受培训，就没法玩得开。比如，在职业打假人圈子里，有一套固定的黑话：“上车”的意思是别人带着你一起打假；“车票”是跟着别人上车，要给别人钱作为好处；“先车后票”则是得了赔偿再给好处；“翻车”是指索赔失败。
拜师的另一个好处是能够得到信息源，师傅会将有问题的商品链接与之共享。打假群内，师傅每天都会发布类似这样的消息：
“来两个赔偿，可下车600/800，车费50，自备本金9.5，小成本，高回报，百分百下车，不下车退车费和本金，最后下车分我两百。”
群成员纷纷响应，如秃鹫分食般共同参与这场打假。在付诸行动前，师傅还会叮嘱打假流程：一定先跟卖家聊天套话，等到卖家踩坑之后，再将法律知识告诉商家，以及商家所要承担的严重后果，气氛剑拨弩张之时，直截了当地提出赔偿要求。
当群成员有了“成功案例”之后，就可以自立门户吸引下一茬新人。为了彰显经验，招新的师傅会在群里发送徒弟们的收入截图，多数人的月收入都在万元以上。
▲打假群里，成功索赔者会分享截图
既吸血商家，又收课程费和分成费，“空手套白狼”的暴利程度可想而知。况且，以前上门打假还有人身风险，而现在，只要坐在电脑前，到各大电商平台尽情索赔就行了，简直是一本万利，财源滚滚。
说到底，打假不是目的，赚钱才是真理。
02
流氓手段环环相扣
无辜商家关店倒闭
利益驱动下，职业打假者聚焦的问题，早已和公众的诉求南辕北辙，逐渐演化为毒化营商环境的污染源。
据公开报道，有媒体从裁判文书网14338篇涉及“职业打假人”的文书中，根据裁判日起选取了2019年至2021年间100份裁判文书，梳理了各地法院针对“职业打假人”的判决结果。
其中66份驳回了“职业打假人”的诉讼请求，还有2份裁判文书中，涉案“职业打假人”因敲诈勒索被判刑。
很多商家眼里，所谓的“职业打假人”，就是场噩梦。在一些论坛和网站上，能看到不少“血泪事例”。
深圳的姚先生经营一家网店，主营家具销售。其中销量最高的一款橡木桌子，由于在产品描述中，称其为“选用20年橡木精心打造”，被善于钻营的职业打假人找到了下手之机。
职业打假人要求姚先生证明这棵橡树如何拥有20年历史，猝不及防的姚先生傻了眼，拿不出证据的情况下，职业打假人要挟将通过工商投诉其涉嫌虚假宣传，除非出3万元私了。
不堪重负下，姚先生选择赔钱了事，没想到后面等来的，却是更大的厄运。姚先生上了打假人的内部名单，每天都有各色各样的打假人前来索赔，姚先生最终只得忍痛关店止损。
比起姚先生的经历，云南的张小姐也是有苦难言。去年4月，张小姐被职业打假人告知，自己的店铺名称已被别人注册商标，要求停止使用并赔偿相关费用。
但张小姐的店铺已经开设多年，每年成交额达千万流水，如果现在改名，原先的品牌积累将付之一炬。
走投无路的张小姐只得答应赔钱，但经过这次风波，张小姐的网店人气流量一落千丈，再难回到巅峰状态。
然而，张小姐的经历还不是最惨的。两年前，山西的戴先生和老乡一起，在网上卖起了农副产品。
为经营好这家店，戴先生还背了银行贷款，谁料到店铺刚有起色，就被职业打假人盯上了。早有预谋的打假人先是将戴先生店铺的产品全部买了一遍，随后以“三无产品”为由要求十倍赔偿，总计10万元。
彼时戴先生的店铺月收入才2000元出头，无论戴先生如何哀求，对方坚决不愿让步，戴先生不得不四处借钱消灾，身心俱疲。
▲狮子大张口的“职业打假人”
还有商家形容职业打假人们如“蝗虫过境”，底层的职业打假人因为购买金额小，赔偿金额上不去，转而要求“退款不退货”，至于吞下的这些货，既可自用，也可挂到闲鱼转手，将白嫖进行到底。
即使初期与商家协商不顺，职业打假人的后招有的是。毕竟，相较于商家，职业打假人的维权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打假人只需用订单号联系平台客服，就能拿到卖家的实名个人信息，即便告到工商部门、法院后，大多数县、镇法院的受理费也仅需10元~50元不等，如果胜诉，这些费用最后都由商家来承担。
如果遇上不愿妥协应诉的商家，职业打假人就会耍起“无赖”嘴脸。商家来了法院，打假人就撤诉，过两天又起诉，反复磋磨下，折腾不起的商家只能息事宁人。
更无下限的是，不少职业打假人，除了自己撸钱撸货，还会找商家进行“深度沟通”。只要商家愿意每年上缴“保护费”，就指导他们如何防御打假，免去后顾之忧。
表面上打的是假，实则玩的是诈骗套路，这种赚钱思维，称得上是“一箭三雕”。
以上种种，已不足以用“道德沦丧”来形容，而是纯粹的恶。
03
国家重拳出击严打
职业打假穷途末路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消亡。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2016年，北京的上百名商户围堵职业打假人，群情激奋下，职业打假人的车辆被砸。
此外，商家们还组织成立了“反恶联盟”网站，包括各类打假师、差评师、敲诈师等，目前共收录有166万“恶人”。
同年，国家工商总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将职业打假人排除在“消费者”之外。
有了政策支持，各大电商平台也开始积极行动。一经发现恶意敲诈勒索的职业打假人账号，便会对其做出限制登陆、封禁异常账号等处罚措施。
到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首次表态：考虑在除购买食品、药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如果打假者利用经营者不懂法律条款、规章制度去“打假”，是明确的犯罪。
最高院认为，知假买假已经形成了商业化趋势，出现越来越多的职业打假人、打假公司（集团），利用惩罚性赔偿满足自身贪欲，最高院对这种行为不再支持。
曾引发广泛关注的“职业打假人买海参后索赔百万案”就是典型案例。6年前，某职业打假人花10万余元购买了86盒人参，以未标生产日期等理由发起索赔100余万元。
本以为稳操胜券，但因无法证明产品有质量问题，2020年10月，法院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驳回赔偿诉求。
畸形的“价值观”下，职业打假人产生的负面影响早已超过正面作用，且严重占用司法、执法资源。
在近年来地方法院受理的消费维权案例中，由职业打假人提起的诉讼超过50%。随之而来的还有一连串漫长的行政复议申请，打假人稍不满意，还会到纪检部门投诉办案人员，使得真正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力量不足。
严打政策下，热闹的打假群里渐渐冷寂下来，每天都有人宣布金盆洗手，也有不甘退出者，研究起了新对策。
微妙的是，“职业打假第一人”王海对此的回应，却颇为不忿：“打假人知假买假来获利，我觉得是正当的，因为这些获利合理合法，对于经营者制假、售假也有震慑作用。如果打假群传授打假方法，我觉得这种群应该鼓励。”
这个话里话外，难道不是“强盗逻辑”：虽然我得到了你的钱，又要了你的货，还带别人抢了你的钱，但你还得感激我。
也是，从把“打假”变成“假打”的那刻起，就只剩下赤裸裸的钱财交易了，又何谈正义和道德呢？
不过拉大旗作虎皮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