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努力落实创新驱动和科技强国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正在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知识产权保护、财税等领域调动和激发新的创新力量，资本市场也作为一个重要推动力参与这一进程中，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等框架下，再次设立科创板。
在本世纪初，伴随着纳斯达克泡沫，美国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随之我国互联网经济也逐渐发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主要由VC/PE从业者推动，创业者与投资者都模仿硅谷的投资逻辑，并依靠中国巨大的市场迅速成功。互联网企业的成功成为中国创新的一个方向，吸引了大量资源，但是，硅谷逻辑并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
硅谷的逻辑是基于美国作为后工业化社会这一前提，去探寻信息化时代的种种可能，是从0到1的概念。这种探索需要大量风险投资去支持创新者“试错”。那么，我们会发现，全球其他发达经济体都没有走美国的硅谷之路。这是因为其他国家尚未达到美国的发展阶段，而中国一些创业者对硅谷模式跟随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挑战，比如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广泛缺乏核心技术。
中美两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尽管中国可以跨越式地发展信息产业，但我们需要认清自己依然处于工业化阶段，大量核心技术依赖进口。由于互联网企业的成功，出现了两个现象，一个现象是，互联网成为点石成金的魔术，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想依靠互联网思维，或“互联网+”进行创新；另一个现象是，对新概念出现了一种非理智崇拜，尤其是在资本市场，如果传统制造业企业一旦表达自己从事P2P、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业务，就可以炒高股价。
中国当前最需要源自中小企业的工业技术创新，更应该借鉴德国和日本的模式。硅谷的投资逻辑是VC/PE投资于“新经济”，并通过纳斯达克市场实现退出。所谓新经济主要是基于信息技术的服务业，需要大量的融资支持企业市场扩张，是后工业化时代的一种新经济模式。这种模式下的创新需要市场检验，从而“短、平、快”的项目更受关注，如果试错也可以迅速退出。美国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而中国在这方面仍存在很大努力空间。
德国和日本则依然是工业化时代的传统模式，即主要依赖中小企业形成的核心技术维持工业竞争力。以德国为例，全球2700多家“隐形冠军”企业，其中德国就有1307家，占总数的47%。这些企业规模相对小，鲜有人知，但却是全球同行业中的技术冠军。日本的情况与德国高度类似。这些中小企业的共同特点是几乎都不是上市公司，而是家族企业。
这是因为技术类中小企业主要生产核心零部件或机器，不是资本密集型，也无须像互联网企业市场推广，消耗大量资本。他们需要稳定的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并创新。这类企业会形成“以公司为家”的企业文化，为了企业活得更长，企业内部具有高度的凝聚力来提高自身竞争力。除了不需要太多资本投入之外，假如上市成为公众公司，一些股东可能更追求短期利润，或者其他干预公司运营的行为，舆论也会过度关注企业，从而形成干扰。因此，德国和日本的绝大多数隐形冠军并未上市，默默无闻，企业拥有稳定的利润，并且不需要扩大生产规模，因为市场规模有限，扩大规模也可能会影响品质。
可以看出，在我国，硅谷模式拥有很大“市场”，这种模式强调市场应用技术，而忽略基础研究和基础技术的投入。事实上，即使是我国互联网经济领域，也主要是依赖于庞大市场产生的规模效应，而在操作系统、中间件等基础软件上几乎完全依赖美国。德日模式则重视工业供应链上的核心技术，不注重资本运作，而主要由家族企业构成。资本运作相当程度上可能对这些家族企业形成负面影响。
中国当前处于工业化基本完成但需要转型升级的阶段，应该更多借鉴德日模式，鼓励中小企业“沉浸”于技术创新之中，在这个阶段，对中小企业最重要的是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人才的稳定性，也包括与本土下游组装企业的相互合作。在中小企业发展阶段证券化，很容易鼓励创始人投机套现，而不利于“活下去”的技术坚持。资本往往强调回报周期，而技术则是一个长期投入和积累过程。因此，我们培育中小企业“小巨人”或隐形冠军应该重视制度环境建设，应该理性看待资本市场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