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润在“拥抱变化”的互联网文化中的他们，如今格外地渴求稳定
文|叶徐彤王莘莘编辑|余乐
26岁的白小荷正在向面试官陈述这一天重复了四遍的自我介绍。3月底被某互联网大厂裁员后，她把找工作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凑，一个月内就面试了八家公司，每家都历经一面到三面，“相同的问题至少回答了30遍以上。”
尽管只待业了不到两个月，但职场人的惯性焦虑，让她担忧超过三个月的断档期会让简历“不好看”。她希望尽快找到下一份工作。
在面试互联网以外的行业时，她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她最害怕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在一年之内换两次工作？”
作为大厂裁员案例中较为不幸的一员，一年之内，白小荷连续被两家公司裁员。她所从事的社区团购业务曾是2020年最火热的风口之一，被互联网巨头争相竞逐。短短一年之后，势头急转直下，多家公司相继退场，裁撤业务，同时被裁的还有许多像白小荷这样的一线运营岗员工。
“在前司，我一季度的绩效在部门里是最高的，还拿到过一个很少人能拿的公司奖项。但是这都没有用。用人单位在打开你简历的那一瞬间，看到那段工作履历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就会首先认定你这个人不稳定。”
这是白小荷再求职过程中遇到的一道难题。在此前两段大厂工作中，她自认足够努力，工作强度很大，每天12点下班是常态，也取得了优异的业绩。但是，招聘方对于“行业原因导致从业时间短”的答复不太满意，他们往往默认“被裁是你个人能力有问题，你这是在找托辞。”
2022年，阿里、腾讯、京东、百度......“光环中心”的互联网大厂陆续开启规模化裁员。曾经被艳羡拥有高薪资的大厂员工，成了“被毕业”话题的主角。有大厂履历背书的他们，遭遇裁员后再找工作还顺利吗？他们会选择转去什么更有前景的行业吗？
我们和几位经历了这波裁员潮的大厂年轻人聊了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再就业”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已经很难找到过去那样令人艳羡的高薪大厂职位，只能降低期望值，接受大幅降薪，或是“屈就”于之前根本看不上的小公司。不少人被裁后一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长期待业在家。
无论是想进入更核心的部门，还是尝试跳槽进国企、体制内，抑或寻找值得深耕的领域，这些前大厂人现在的选择显现出一个共同点，曾浸润在“拥抱变化”的互联网文化中的他们，如今格外地渴求稳定。
求职难度剧增
虽然裁员猝不及防地来了，但起初，被裁的大厂人并不太慌乱，有的人甚至早已想离开。
如果不是因为绩效好、升职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白小荷早就想逃离这份最忙时要加班到凌晨2点的工作。“我每天早上敲键盘的时候，都在想我要提离职，但另一个声音告诉我，扛一扛再扛一扛，扛到下季度就能升职了。”
5月份被裁员的贝壳员工小五说，贝壳从2021年起就启动裁员，业务压力都分担到了留下的人身上，她感觉每天都在精神内耗和做无用功，每天往返2小时的通勤时间也令人精疲力尽。她下定决心干满三年就离职。没想到还没来得及提离职，就喜提了“N+1大礼包”。
“被裁这个事我也不是第一次经历，我当时想，那就再找工作呗。”王檐2021年8月离开字节跳动时心态也挺好，“因为毕竟从大厂出来，做的业绩也是比较好的，就没想过有压力”。
在大厂磨练出的抗压能力，让大厂人有足够强的心理素质来应对新的竞争。但是，求职市场行情的严峻，仍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一击。屡屡碰壁的王檐心凉了半截，“没想到工作这么难找。”
白小荷同一批在3月被裁的不少前同事还处于待业状态，“基本上没有一个能再进大厂”，其中不乏履历丰富、集齐多家头部大厂经历的人。
6月收到裁员通知的阿里员工李卿同样表示，身边被裁的同事里找到新工作的人极少，找到满意工作的更是凤毛麟角。
白小荷想转回刚毕业时所在的房地产生活服务业，投了不少房地产名企，却感觉“大公司基本呈现出一种不急着招人的状况”，面试结束后基本不再有下文。她也投了腾讯等其他互联网大厂，可由于“赛道不垂直”，简历通过率很低。
“开始找工作的第一周没有面试，还觉得正常，第二周就坐不住了，到了第三周还没收到offer，整个人就慌了，甚至迷上了玄学。”
明明顶着大厂光环，为什么再就业如此困难？
来自不同大厂的受访者和行业猎头告诉我们，在这波大厂裁员潮中，应届生、在公司工作年限较短的人以及公司扩张业务线时期新招进来的员工最容易被裁。与资历更丰富的老员工相比，这些员工的在职经历较短，积累不够深，再就业时的竞争力也相对薄弱。
王檐在2021年上半年字节跳动教育业务线扩招时加入了字节，这也是她工作多年后首次进入大厂。2021下半年，受“双减”政策影响，字节的教育业务线开启多轮大裁撤。王檐的大厂生涯短短五个月便划下句点。
王檐在字节旗下的瓜瓜龙教育担任辅导老师，具体工作是答疑和销售课程。她曾两次拿下北京地区的最优绩效，为此投入全部的拼劲，“前三个月我一天都没有休息过，连轴转，周末也捧着手机回家长消息。”但是，在字节取得的高绩效在重新求职时作用不大，“我发现他们也不怎么认可。”
被裁至今，王檐持续在往教育行业的相关公司投简历，结果不如人意。“得到的反馈很差，很多小公司的要求还比以前高了很多。”
白小荷表示，公司里首先被裁的是跟一线接触比较多的基层员工，她所在的运营岗就是重灾区。架构层级较高的员工有内部转岗的机会，至于在公司待了七、八年的领导则没有一个被裁的。
据她观察，她做社区团购的同事在求职时面临“两极分化”：一些职场经验超过五年、能力也比较强的人，有机会去到生鲜行业里的“明星”公司，比如钱大妈。最难找工作的是那些“选错路”的应届生，他们一毕业就一头扎进了社区团购赛道，缺乏其他行业的工作经验。她自己则介于两者之间，虽然有三年的工作经验，但先后换过三家公司，频繁更换工作的经历在求职时是个“硬伤”。
李卿加入了一个阿里的“毕业群”，发现群内成员基本都是“在阿里工作一年或不到一年的人”。2021届毕业生陈斯就是其中一员。陈斯在阿里淘宝做前端开发，本以为自己所在的是核心业务部门，不会受到影响，但没料到，从五一起部门就开始裁员，她也被排在了名单上。
“裁应届毕业生的性价比最高”，在陈斯看来，自己的产出和薪资相比可能对公司来说“不太划算”。她是尝到“薪资倒挂”甜头的新员工，刚毕业入职就得到阿里P5的职级，而且薪资高过其他组P6的员工。她了解到阿里这波裁员裁了不少2021届的应届生。
5月被裁员的小米管培生尧尧也是2021届应届生。今年找工作的过程中，她最大的焦虑来源于工作经验太短，还不到10个月，重新找工作的时候不占优势，“现在社招大多数都要三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尧尧去年校招时从简历到面试一路通关，很顺利地拿下了小米的offer。今年去应聘字节跳动的岗位，却连简历都没通过。
大厂人求职难度攀升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环境因素：许多大公司都在缩招和优化员工，市场上开放的岗位数量减少了，而流出到市场上的求职者数量大大增加，竞争十分激烈。
“如果在杭州，那基本上你的竞争者都是阿里出来的，都是曾经的同事。”陈斯说。
众多求职者抢夺有限的机会时，筛选标准就更为严苛。程序员小楼评价，去应聘大厂时面试难度就像“造火箭”，但入职后做的却是”拧螺丝”的活，“你看各大厂面算法面得那么厉害，谁进去会专门写算法？”
李卿明显感觉当下的求职市场成了卖方市场。“面试官可挑的人太多、太优秀了，我也没什么特别明显的优势，就容易被刷下来。”李卿在近一个月里共面试了十来次，投递的都是字节、小米、快手、滴滴等互联网公司，但在前半个月里颗粒无收。
这给李卿带来强烈的落差感。她工作多年一路顺坦，有过多份头部大厂的经历，在阿里拥有P7的职级。“以前跳槽是很顺利的，试个几次就有offer可以选。现在经常连一面、二面都通不过，前期特别受挫。”
不得不降低预期
大厂镀的金似乎没那么值钱了。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被裁的大厂人只能降低预期，要么放弃对大公司的执念，进中小厂，要么接受降薪或平薪。
王檐目前入职了一家线下教培机构当英语老师，作为过渡期的暂时性工作。同一批去年8月被裁的同事中，有好几个人还在待业。找到工作的人薪资也大幅缩水。他们在字节的月薪最多能拿2.3万元，“出来后能找到月薪8000元的就很不错了，很少有超过1万元的。”
陈斯主动咨询起去年校招时“看都不看”的公司。相较于薪资，她更看重新公司是否能帮助她提升技术。“如果帮助很大的话，从小厂过渡两年再回来也不是不行”。在阿里做开发的起薪已经是国内较高的水平，所以陈斯不敢奢求下一份工作能有大幅度的涨薪。
“大家的预期普遍是，有工作的人，‘苟’着也要稳住工作，如果不小心被裁了，降薪也要先找到一份工作。因为很多人连工作都找不到。”李卿这样描述周围同事的心理。
在李卿眼里，阿里P7的职级，是她再找工作时谈钱的筹码，这意味着年包收入可以要在70万到150万之间。但猎头告诉她，新工作不可能接得住这样的薪资，大概率是降薪。
前几年行业光景好的时候，李卿听闻过许多前辈跳槽后薪资翻倍的“套路”：“在阿里工作几年，比如从P7干到P8后，年收入100万就已经触顶了，再往上这辈子也没什么希望了。这个时候其实特别适合跳到一个小公司去当管理层，能拿到更高的薪资。”
然而，近两年她没再听到这样的故事，她自身也几乎不可能复制这样的经历，“现在小厂能活下来就不容易了，不可能给到翻倍薪水。”
尧尧摇摆于留在北京还是回到老家广州。她向许多在广州的公司投递了简历，但当地公司给运营岗开出的薪资普遍低于她在小米的薪资，有的还“腰斩”了一半。
她降低了求职标准，把一些中小规模的公司也纳入考虑范围。最近尧尧拿到一家北京“中厂”的offer，薪资上涨10%，她已经非常满意。
多数人依然选互联网
一些受访大厂人的“再就业”包含了几个相同的选项。一是继续投互联网大厂；二是降低预期投中小厂；三是投递国企、央企一些体制内的工作。
其中，体制内的“铁饭碗”确实被不少大厂人向往，但是，受访者普遍认为，进体制内也是个“求而不得”的选项，竞争难度并不亚于在互联网领域，同样需要“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考公这条路，尧尧在大四时就已经尝试过了，当时她考了家乡的省考和选调生，但并没有考上。
有些人面临的难题主要是岗位需求不匹配。被贝壳裁员的房明，也考虑过投递中移动、中联通、国家电网几家公司，但发现这些公司很少招运营岗，招的多为技术岗位，而她只有运营方面的经验。
同时，国企、央企在学历背景方面的高门槛挡住了许多没达到要求的人。尧尧考察后发现，广东的国企基本都要求研究生和党员身份，而“双非”本科生出身的她不具备这些资格。
李卿投递了一些银行和央企的产品经理岗位，但目前均无进展，还停在简历环节。她表示，这些岗位要求有相关金融经验，985学历、党员身份都是加分项，而自己非211大学毕业、也非党员，入选的机会可能比较渺茫。
此外，和体制内的安稳工作相比，一些人内心的天平还是倾向于互联网。陈斯认为，如果进国企，不利于迅速提升自己的开发技能，成长空间有限。而考公“一眼望到头的生活”她也并不期待。薪资也是她考虑的重要因素，相较而言国企、公务员薪资会更低一些。
出于转行难度较大、对互联网行业适应性更强、想延续自己在互联网的优势等种种原因，从互联网大厂主动或被动离开的人，再次面临职业选择时，依然首先回到互联网行业。
前程无忧发布的《2022年一季度互联网人流动与留存调查报告》显示，84.1%的互联网人表示下一份工作仍会选择互联网行业。
对白小荷来说，转行的难点在于缺乏相关经验，而且面试其他行业时总要面临“为什么频繁跳槽”的诘问。“行业和行业之间难以相互理解，其实我在前两家大厂都有学习和成长，但破碎的履历摆在那里，没人觉得你是在成长，别人觉得你是个loser。”
“让大家走出自己熟悉的圈子，还是挺有挑战的，从零开始比较难。”房明说。仍在求职过程中的房明，优先考虑投递互联网房产相关的岗位。“这样我在贝壳的经验也能用上，相对来说更有优势。”
李卿决定跟随前司的领导去创业。“之前在大厂都是干螺丝钉的事情，我想换一个身份去锻炼一下，这样产品经历的生涯才是完整的。”
谈到碳中和、新能源、芯片等时下的新兴领域，几位受访者都觉得，这些行业的壁垒太高，而自己缺乏相关的工作经验和学科背景，连入场券都很难拿到。
至于互联网大厂，曾经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还是职场人前仆后继的“围城”。
“对大厂已经失去了当初的好感度，这是我排名最后的选项”。李卿的投递方向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一些央企、银行的产品经理岗位，二是希望能去小厂做中高层，最后一类才是一些常规的互联网大厂岗位。
李卿说，她在阿里的那位直属领导习惯对员工采取打压式的管理方式，工作氛围非常压抑。
此外，她也十分抗拒回到大厂“当螺丝钉”。李卿说，作为阿里P7产品经理，“听上去好像还挺牛的样子”，但实际上也是干活的一线执行者，需要忍受高强度的加班。在李卿看来，大厂产品经理岗的工作价值和成就感也乏善可陈，“这个岗位很奇特，它好像也没什么特殊技能，门槛较低。”因此，她甚至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特殊技能，如果要换方向，除了多年的工作经验外其实并没有突出的优势。”
但是，对于刚毕业就经历了裁员的2021届应届生而言，互联网大厂的吸引力丝毫不减。尧尧和陈斯的求职规划里，依然保留了“挑战大公司”选项，他们认为去大厂能开阔眼界和提升工作技能。
和他们有相似求职心理的人不在少数。猎聘发布《2022金三银四互联网大厂吸引力洞察》显示，今年3月-4月，互联网大厂开放的招聘职位相比去年同期有所降低，但想进大厂的年轻人却更多了，投递大厂的应届毕业生同比增长19.67%。
在所有投递大厂的求职者中，20-25岁年龄段的中高端人才占比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7个百分点，占比增幅最大。相比之下， 30-35岁中高端人才投递占比相比去年同期降低1.6个百分点，成为所有年龄中投递占比负增长最大的人群。
对互联网大厂“祛魅”的老职场人想离开，而只被伤过一次的年轻人却还想拼命挤进去。
从拥抱变化到渴求稳定
“毕业时看不上的那些稳定工作，现在已经开始‘真香’了。”白小荷自嘲。
几位经历过裁员的大厂人，在和我们谈起再就业最看重的因素时，无一例外地都提到“稳定性”。
陈斯在寻找学长学姐内推时，开始更注重对于部门的选择，判断部门在公司内的核心程度，以及业务是否有被砍掉的风险。尧尧甚至会直接问面试官公司有没有裁员计划。
“现在我宁愿降薪，但是你一定要给我个稳定一点的工作。”白小荷在投递时优先考量公司的规模，投的都是头部大公司，她希望“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在稳定性的基础上，业务最好还处于上升期。”
一位猎头表示，被裁员的大厂人来向他咨询时，普遍会挑业务相对稳健、更成熟的公司。
“拥抱变化”是互联网文化的金科玉律，加入大厂的互联网人也必须学会快速适应，比如不断调整的组织架构、随时修改的战略方向、频繁更新的同事......但白小荷对此感到厌倦，心生退意，“在一个赛道里被裁来裁去，心态会变得很坏，好比你在感情生活里被人渣接二连三地伤害过好几次以后，你就不会再有那么强烈的热情。”
被裁两个月后，白小荷还是进入了另一家互联网大厂做社区团购运营岗。只因为这是最快给offer的一家公司，也只有这家公司的招聘者理解这个赛道为什么频繁裁员。“在垂直赛道面试时，面试官会更理解我，很多话我也不用多说。”
虽然还是一名大厂人，而且薪资涨幅15%，但白小荷并不开心，她的不安全感依然强烈。“我还停在一个明知道是剧烈变动、已经萎靡了的赛道，但我想跑路却很难。”
即使入职了，她还在给其他公司投简历。“目前来看，至少我三个月內是稳定的，但谁也不知道我明天会不会被裁。”
95后的白小荷其实处于一个本该有无限可能的黄金年龄。一直以来，社会传递给年轻人的一种格言是，趁年轻可以多尝试不同的领域，别给自己设限。
可经历了两次被裁后，她却认为“职场上的容错率太低。”她笃定地说，“如果你的行业选错了，要换是很难的，年龄越大越难。尤其像很多应届毕业生，他们真的很努力，可第一份工作选错了以后，后面的路太难走了。”
白小荷刚毕业时，适逢共享单车热潮褪去，有许多ofo员工流落到市场上。现在白小荷觉得自己成了新闻里的人。“因为不小心选错了一次，因为没有提前跑，会被评价为对市场和环境缺乏基本的敏锐度。”
“选择真的比努力更重要。”如果重头再来，白小荷希望一开始就选对一条稳扎稳打、可以持续积累经验的路径，不愿花费成本不断试错。
除了渴求稳定，“卷”累了的大厂人还想和高强度的工作告别，他们的职场态度转变为更注重生活和工作的平衡。
被百度裁员的小楼，打算离开漂了四年的北京，回到山东老家，在那投递的岗位都有回音，竞争相对没那么激烈。
随着身份转变为母亲，又目睹了各种加班猝死案例，加之疫情因素，房明对职场的想法也在改变，开始认同没必要找一个过度消耗自己身体的工作。
刚毕业时的白小荷活脱脱是个工作狂，“如果让我升职加薪，你让我怎么卷都行，不要周末都可以。”如今，她更愿意把精力放在生活上，比如和对象好好地谈谈恋爱、多跟家人打电话。“我从部门卷王变成一个更愿意去关心柴米油盐的普通人。”
到罗马的路从来不止一条，戛然而止的大厂经历也不过只是人生一课。
注：文中受访对象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