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阿信举办了一场重量级的对谈：《瑞·达利欧×施一公：探索变化世界的原则》。
一位顶级投资人，一位知名科学家，两颗顶级大脑围绕“探索变化世界的原则”这一主题，开展了深入对谈，畅谈创新、探索以及如何应对这个变化的世界。
不少小伙伴在后台留言，因为工作和时间的关系，没空看现场直播，疯狂催阿信赶紧更新一个文字版，好细细品读。
不负众望，今天，它就来了！
以下是两位嘉宾的对谈精华实录，可别再错过了。
瑞·达利欧演讲
如何利用历史周期应对未来发展
我是一名全球宏观投资者，这里的“宏观”的意思是宏观经济。从我的职业发展历程来看，我从事全球宏观投资已经有50年了，从事投资的时间更长一点。
我走遍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了解这些国家的经济，然后押注于这些国家的发展方向。这是一段很有趣的经历，让我了解了政治，以及影响未来的所有相关因素，这对我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大有裨益。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有很多让我惊讶的事，是在我有生之年未曾发生，但在历史上却多次发生的。如果不了解历史上发生的事，我们就会遭遇问题。
事实上，通过研究大萧条期间发生的事情，我得以预测2008年金融危机，并在危机期间投资收获颇丰，顺利度过了危机。
回顾过去的几年，有三个大因素在我有生之年从未发生过，但如今已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并造成了重大影响。接下来我们具体观察一下这三个因素。
影响周期的三大因素：
第一大因素是，大量债务的创造，以及为应对这些债务而大量印钞。
第二大因素与第一大因素相关：巨大的贫富差距和政治鸿沟出现，特别是在欧美。
历史中的第三大重大因素，是大国崛起，挑战已有的大国和已有的世界秩序。
下面这张图显示了公元1500年以来的各个帝国的演变，这是我对历史周期研究的总结，我希望读者能从中更清晰地看到帝国兴衰的脉络。
这张图的开始年份是公元1500年。读者可以看到11个主要帝国的发展弧线。红线表示的是中国。从图中可以看到，中国是公元1500年前后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
然后中国的地位相对下降，并在1840年左右衰落，这就是所谓的“百年屈辱”。但接着，中国经历了一场极其强劲的崛起，现在已基本达到美国所在的位置，这场崛起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大致说来，我们可以认为，一个国家的兴衰分为三个阶段，从一个新秩序过渡到下一个新秩序。这三个阶段是上升阶段、顶部阶段和下跌阶段。
上升阶段是国家建设的繁荣时期，通常在一个新秩序建立之后到来，而新秩序通常出现在战争之后。
在这一阶段，国家根基强大，因为债务水平相对较低，国民的财富差距、价值观差距和政治鸿沟相对较小，人们有效地合作，创造繁荣。教育和基础设施良好。领导者强大而有能力。
世界秩序和平有序，由一个或多个主导性的世界大国引导。
这将带来顶部阶段。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放纵，表现为高负债，财富、价值观差距和政治鸿沟巨大，教育和基础设施的质量下降，国家内部不同群体的民众之间存在冲突，由于扩张过度的帝国受到新兴竞争对手的挑战，国家之间发生争斗。
于是，便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了下跌阶段。
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争斗和重组的时期。争斗和重组导致在新的内部和外部秩序建立的过程中，出现冲突和变化。这为下一个秩序、下一段新的繁荣建设时期奠定基础。
当所有这些因素——债务、内战和革命、国外战争以及人们对货币失去信心——一起发生时，世界秩序通常就即将变化。
当持有这个衰落帝国的储备货币和债券的人失去信心，出售这些货币和债券时，标志着这个大周期结束。
看清楚周期以及我们在周期中所处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在一国国内，当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和金融问题时，就会出现冲突。具体会发生什么，完全取决于个体的行为。但最重要的力量是另外两种显而易见的力量。
一种是自然现象。我发现，以流行病、干旱和洪水形式出现的自然现象，对环境、预期寿命和其他因素，会产生无比重大的影响。
例如，从左边的这幅图上，我们能看到多少债务因战争而产生；从右边的图上，我们能看到多少债务因自然现象而产生。
你可以看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存在着流行病、全球变暖、气候变化发生的风险。你可以看到，环境变化已经开始造成影响。
但所有因素加起来都不如人的创造力重要。
这张图表溯及公元1500年。左边是人均收入，右边是预期寿命。
读者可以看到，出现了很强有力的向上发展趋势，这是由于人的创造力和适应性，使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大幅上升。相比而言，我们所说的战争之类的波动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爆发冲突的风险，这一风险真实存在，但如果我们能够精诚合作，我们就有机会消弭这一风险，并为全人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施一公：破局的关键在于创新能力
生命是一个奇迹。经过5000年的创新，我们人类创造了地球上最大的奇迹——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高度文明的全球大社区。
从古代的印刷术和对安全航海技术的探索，到现代的汽车和手机的出现，我们一直在充分享受着祖先和现代技术专家的创新带来的种种好处。
两岁时，我跟随父母来到河南省中南部一个欠发达的小镇。18岁时，我很幸运地进入了中国的一所顶尖学府——清华大学。1990年，我在上海虹桥机场挥别母亲，飞往美国读博。
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五年的学习，及其后在“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SKCC）两年的博士后经历，让我掌握了科研创新的核心技能。在这两个多元文化和高度合作的地方，我看到了环境对于创新的价值和重要性。
之后，我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我和妻子，一对双胞胎儿女，在这个爱因斯坦曾经生活过22年的风景如画的大学城，享受着幸福的家庭生活。
令同事们吃惊的是，我于2008年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授职位，回到中国。从更大的视角来看，我的这段旅程在中国的400万留学生中很有代表性。
1979年，中国30年来首次对外开放。随后，数百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进入美国，开始享受宝贵的教育和研究机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更多人前往美国。
到目前为止，已有600多万中国大陆学生有机会去西方学习，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留学潮。作为这其中的沧海一粟，我与其他400多万留学生一样，选择在完成学业后回到中国。
我们正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为创新做出贡献。
最近，我有幸与一群来自不同背景但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思考者们合作，在中国创建了一所大学。这不仅是一所新的大学，还是一所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个神奇而富有创新精神的地方就是西湖大学。
创建这样一所大学的动机是，我们人类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环境恶化和医疗挑战，特别是传染病，这仅是其中几例。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创新性的战略。基于一套以创新为重心的规则和原则基础上，建立全新的研究机构，就是可能的战略之一。
在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一个困境。一方面，我们必须先学习，然后才能创新。没有一定的知识，我们就不知道在哪里创新，如何创新。另一方面，学习却又可能给我们的思想带来约束。
追求创新往往意味着成为少数派。选择创新，你们就脱离了主流，走上了一条孤独的道路。
一些科学家在数十年间孜孜不倦地从事着在别人看来也许是愚蠢的尝试，不断地走弯路，最终取得突破时，创造的奇迹往往被以为是一夕之间就发生。
我们只需看看基于mRNA的新冠疫苗就知道这一点了。但实际上，我们如何鼓励创新？创新往往产生于健康的文化，这种文化鼓励与众不同，并真诚地容忍反复的失败。
创新通常需要批判性思维。30多年前，人类基因测序项目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启动，耗资20多亿美元才完成。但该项目引发了一场延续至今的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的革命。
合作促进创新，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科研机构和国家的具有不同专长的人们可以通过倾力合作联手创造奇迹。
此外，多样性促进创新。不同背景、地区、文化和种族的人，都为促进创新带来独特的力量。
人类于2015年9月成功探测到引力波最能说明创新和多样性的价值。我们在地球上记录到了大约源自于13亿年前两个黑洞的碰撞而产生的引力波。
尽管我们在宇宙长河里不过是沧海一粟，但我们始终试图去理解周围的远近万物。怀着无尽的好奇心和进取的精神，我们一往无前地探索宇宙。
人类已经登月，宇宙飞船已经在火星上着陆，我们已经探测到了远在数十亿光年之外的黑洞和恒星。
就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而言，破局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创新能力。我们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珍惜生命，探求真理，心怀良知去义无反顾地创新。
瑞·达利欧×施一公
深度对谈
创新为何重要？
瑞·达利欧认为，创新就是把事情做成的方法，让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把不同的东西结合起来，创造有利的环境和共同的利益。创新是人类的改善，是宇宙的震颤。
达利欧提到自己来中国的经历：1984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的工作环境和现在大不一样——工作是分配的，生活范围不大。而如今，大家的视野和经历都丰富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思想也进一步活跃了。
当人们处在有一定生活水平的环境中，这种思想上的活跃就出现了。创新不仅能提高生活水平，而且能激发人们思想，使生活更丰富。
关于创新，施一公则认为，创新是一个社会前进的基本要素。人们今天享受的一切都来自创新，这项创新可能来自千百年前，可能就发生在当下。创新令社会发展得更快、更和谐，使我们的日常生活更美好。
那么，如何才能培养出高素质人才呢？
瑞·达利欧认为，教育是一切的起点，它包含对科学和艺术的理解，还能帮助人们彼此相处，相互培养文明行为。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一种是获取知识的教育，即技能教育。另一种是培养原创思维的教育。
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或许拥有丰富的知识和技能，但另一种类型的优质教育，则是教人进行创新性思考，二者的区别对创新非常重要。因为学习已经学到的东西，对未来的创新并无帮助，尽管这是未来创新的基础。
达利欧提出，从大历史观看教育，还能看到这样一种模式：我们可以从唐、宋等王朝的经历中学习到，要利用庞大的人口基础，要让社会向最多的人开放，创造任人唯贤的制度，以便识别和提拔创新者，使之发挥支持作用。
你不知道人才将来自哪里，因此，这是一种包括培养创新精神和好奇心的教育，而不仅是获取知识。这需要人们与众不同，需要创新，需要冒险精神。它需要从最大比例的人口中抽取人才，看看创新人才来自哪里。
施一公认为，教育对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必需的。我们应该因材施教，为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教育模式。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来说，教育改革尤为重要，这是唯一的出路。试想：在一个有14亿人口的国家，如果只有一套僵化的教育形式，一两种或几种僵化的考试形式，那将严重限制能培养、教育和提供机会的学生的类型。
这也是施一公联合社会各界人士组建全新的西湖大学的原因之一。为了实现多样性，应该给教育机构更大的自由，让教育机构尝试不同的东西。这对年轻一代的学生非常有利。
此外，施一公还强调了通过教育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当我们走出校门，为自己的幸福而奋斗，为自己的前程而奋斗时，我们自己的目标应该与社会的整体进步是一致的，我们在社会上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应违背社会的根本利益。
这也很自然地引出了下面一个问题，即，个人应如何更好地实现自身以及社会价值？
瑞·达利欧将人生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学习，这个阶段我们依靠别人；第二阶段是聚焦于工作，我们成为身边人的依靠，试图获得成功；然后就是他目前所处的人生最后一个阶段，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传递给下一代，超越自我。
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觉得自身与社会是相连的，那么他会很自然地用自己的资源来帮助处在其他阶段的人，提高他们的能力。
达利欧的儿子麦修11岁时，来到北京史家胡同小学学习，他发现有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孤儿没有做手术的机会，于是他参与了对孤儿的救助。而达利欧也受到麦修的影响，开始投身于慈善事业。
达利欧认为，只为自己积累财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腐败。
当然，这存在一个自然进化过程，你要先照顾好自己，然后当你不再需要为自己积累更多、有帮助他人的能力时，再去行动。行动有多种方式，可以是用慈善方式进行捐赠帮助，也可以是通过传递自身学到的知识和拥有的原则。
施一公通过分享自身经历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合作能够帮助人们实现价值，西湖大学正是企业家和科学家合作的结晶。从一开始，科学家们就想要建立一所全新的大学，但他们如果想单独做这件事，压根没有成功的机会。
因此，科学家便寻求帮助，与一群充满激情和动力的企业家合作。他们中有投资者，有企业家。大家一起创造奇迹，就是精诚合作的很好的例子。
结合达利欧新书的书名，本场对谈的最后一个压轴问题，达利欧与施一公探讨了：个人如何应对变化中的世界。
达利欧认为，这完全是一个态度问题。如果你把生活看成一场冒险，你就会接受人生会有起起落落的事实，而所有这些起起落落都只是现实的反映。
保持对现实的好奇心，思考如何与现实互动，尽可能追求更好的生活，生活本身就是一场冒险。保持好奇心和冒险精神，才能应对变化的世界。你会发现，与没有这种态度的人相比，你的生活会更有价值。
施一公认为，保持冷静，做好自己正在做的事，便足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
我们的世界持续变化，发展速度一年年增快，知识在以非常快的速度积累。科学家每天翻阅期刊，都会发现海量的知识，他是无暇阅读这么多论文的，因为还要做自己的科研。
这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焦虑。但事实上，我们用不着焦虑，要保持冷静，做好正在做的事就好。
施一公始终相信，只要在自己的专业上，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足够努力，花时间阅读直接相关的材料，而不是对快速变化的环境、快速积累的知识感到恐慌。保持对身边的事物变化的敏锐度，把你正在做的事情真正做好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