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杨晓磊
编辑／林桔
鼠标滑动一次，相框就翻转一次，一颗地球仪在童士豪手里握着，闪着金光。GGV的官网照片里，精心挑选的地球仪象征着他不可忽视的标签：国际化——这是风险投资业内最常见诸报端的词汇之一，但放在童士豪身上来讲，更理直气壮一些。
这位华裔投资人在中国呆了8年，先后投出小米、凡客、一嗨租车、游戏谷和马蜂窝。2013年，他回到了求学、工作过的硅谷。
今年5月，童士豪入选2021TheMidas List榜单——噱头十足的名字是“全球创投奥斯卡”——位列第三，排在前头的，是红杉美国的林君睿Alfred Lin和红杉中国的沈南鹏。同事跟他讲笑话，“Hans可以说一般一般，世界第三了”。
自2013年入选该榜单以来，童士豪连续9年上榜，他的秘诀是什么？
2013年中国人还在谈论Copy to China，他却在硅谷输出“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什么？最简洁的解释是雷军的“七字诀”：专注、极致、口碑、快；另一方面是“996”的互联网公司，和“打群架”的风险投资。
这里“996”不是指代那个被污名化的职业单词，而是勤奋、快速迭代的互联网模式简写。“不用太多想做怎么样的产品，做了再说——用户骂，没有关系。赶快改，改的速度越快，用户就越能够接受犯的错误。”
硅谷则不然，本质上它是其他国家产品国际化的重要一站，这里的创业公司原本可以慢一点，细心一点、想得远一点。“但遇到中国的团队，甚至印度的团队，速度比它快了很多，就倒逼着美国人不断去调整。”
在这个逻辑下，再来看看他的成绩单：小米、大众点评、Wish、小红书、musical.ly、Poshmark、Slack、Coinbase、Peloton、Lime、ibotta、Affirm、StockX。非要打标签的话，这里有“美版的拼多多、闲鱼、花呗、Keep……”，并且上线时间都早于其在国内对标的产品。
项目就是成绩，这位从中国来的华裔VC也改变了GGV美国投资团队。不同于其他美国VC“各做各的狭义的合伙人制”，他们受彼此的影响——就像中国的VC那样开始“打群架”。“这促进了我们在美国的成绩，开始接近中国的表现；也让大家合作得更愉快、更平等，这个很重要。”
主持人：杨晓磊，投中信息CEO，学习积极份子，投资圈隐形KOL
嘉宾：童士豪，GGV纪源资本管理合伙人，去哪里都是外地人的国际化投资人
投小米后，看到“大航海时代”来临
杨晓磊：你在福布斯全球投资人的排名新高，跟你道贺的人多吗？有哪些意外的人道贺吗？
童士豪：还不少。挺让我意外是Benchmark的Bill Gurley，以及同样是Uber早期投资人First Round的Rob Hayes，还有红杉美国的华裔投资人林君睿Alfred Lin（2021年排名第一），我们俩也互相道贺了。
杨晓磊：你有扬眉吐气的感觉吗？在风险投资大本营硅谷，还用你的游戏规则战胜了你。
童士豪：不能说完全没有，这是一种有意思的挑战。2013年我从国内搬回去硅谷，是觉得未来十年是大航海的时代，能做的事情会更多——不管是中国公司出海，还是美国公司变得更全球化。
美国原本不是一个特别全球化的国家，它希望很多人来美国，但本身不那么全球化。但2013年我在硅谷看到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地方、背景的团队，而发展中国家用户规模的增速做产品，明显比发达国家更快。这倒逼美国也开始变得更加全球化。
杨晓磊：听说你当初选择硅谷也有家庭因素，所以只是想试试，还是观察到了明确的机会？
童士豪：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当时一方面是家庭考量，另一方面是觉得中国互联网的打法、经验是有普适价值的。2011年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印度、东南亚团队到中国取经。那个时候感觉“中国经验”相对全世界开始产生影响，毕竟中美两边都懂的人不多。
2013年决定搬回美国。当时好几个国内的VC投资人劝我，说美国市场竞争那么激烈，大牌VC把格局都定下来了，而你在中国已经做出了不少好成绩，何必轻易放弃呢？
杨晓磊：所以2013年人们还在聊copy to china，你已经在考虑输出中国的商业模式了。
童士豪：我在2005年投资小米的第一轮之后，就发现小米不断有很大的创新举动出来，迭代的速度也很快。2010年到2013年，我注意到，当时微信的产品迭代的效果、效率也是极高的。阿里提供的电商服务的品质也越来越五花八门。中国公司打磨产品的速度其实已经超过了硅谷，这些是硅谷没有注意到的。
杨晓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童士豪：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城市化速度在提升，中产阶级崛起，而这些大城市的问题，美国的解决方案不见得是唯一可行的，所以中国模式越来越受到全球关注。
中国城市化速度比美国快。中国超过100万居民的城市有近200个，但美国只有10几个，中国遇到问题的机会和挑战会比别人多，对应下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会更多。
杨晓磊：哪些具体的案例可以解释这一点？
童士豪：比如新加坡的Sea用中国模式在东南亚做起来了，又用中国模式，把东南亚的经验、资源和人才输送到拉丁美洲，在纳斯达克上市，市值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金。
早期Sea拿了腾讯的钱，参考腾讯游戏做出了Garena，然后用阿里的模式做出Shopee，把中国模式带到了东南亚，它还能在2018年用游戏进入拉丁美洲市场，再在2021年用电商进入拉丁美洲。
东南亚的Grab和印尼的Go-jek、印度的Ola，Swiggy、Zomato，拉丁美洲的iFood、哥伦比亚的Rappi全部都在跟中国学：滴滴在中国是怎么打败Uber的？
我呢，是斯坦福毕业，毕业后跟硅谷一直没有断联系。在国内的时候，每一两年也找机会回加州参加YC的活动。所以知道，美国团队因为竞争不是太多，可以慢一点，想得远一点，把一两件事情做好。但遇到中国甚至印度的团队，速度比他们快多了，就倒逼美国团队需要不断去做调整。
杨晓磊：所以你的优势也在这里吗？相对于美国本土的投资人，你用“中国互联网行业”的方式更有效率、更快准狠？
童士豪：我这样华裔投资者，最大的价值就是“战略方向”——凭借过去的经验，去预测在什么样的战场上需要all in。当年阿里、京东已经很大，外国人只看到2013年阿里在中国电商市场的占有率超过了80%，但现在只有大概55%——这十年是有变化的。
很多美国投资人当时没有看到“电商市场即将多元化”的趋势，他们认为谷歌做得很好，在亚马逊上买东西也够了，甚至沃尔玛、eBay想要变得更像亚马逊，所以也不需要其他购物平台。同时小公司——像Etsy——上市后的成长表现并不好，他们认为电商不需要再投资了。
但我回硅谷时，把电商多元化、全球化当做巨大的投资机会，所以投了一批：国内的有小红书；美国有Wish、Poshmark、OfferUp、ibotta、StockX。
另外，在国内微信做得很好，但在美国已经有Facebook、WhatsApp，再搞一个美国版的微信吸引力不大，但企业版微信可能有机会。所以我在美国改变战法，投了Slack。
其实我觉得很多美国投资人都比我聪明，但我更多以社会学、心理学来研究社会的变化，而不只是经济学。我不见得要成为第一个找到未来方向的人，不需要看那么前瞻，像马斯克那样。但从A到B，还是会有一些变数，这方面我的敏锐度比一般的美国VC要强一些。
杨晓磊：但有优势不代表能赢，首先得获得发挥的空间。我好奇的是，你一个华裔投资人来到硅谷，当初的“入场券”是什么？
童士豪：我很大的感受是，无论在哪里都要找对时机，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我在台湾、香港、新加坡都生活过，也经常去韩国和日本出差，很了解亚洲模式。
2005年中国的发展落后于亚洲其他国家，我在亚洲其他国家的经验在美国没太大用处，但是在中国做投资是有用的。
2013年回硅谷，我43岁，当时美国消费类互联网如果想多元化，中国经验是不可缺少的，我的经验反而让我有优势，这是别人没想到、没注意到的。有的时候，真的要看准时机。
杨晓磊：你的意思是选择中国的时间点选对了，回硅谷的时间点也选对了。
童士豪：现在来看，是的。今天硅谷华人要想回中国做VC不是没有机会，但是会很难。这个市场非常稳定，打法也复杂了。目前美国的企业服务行业正发展得如火如荼，如果再想从中国搬到美国硅谷、又不懂美国企业服务的话，要想闯出名堂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我会鼓励在美国做企业服务的华裔VC或者创业者回中国，如果今天在美国有很好的企业服务的经验，绝对能帮中国企业成长。如果在美国做消费品牌投资，回来国内也有很好的机会，中国品牌正希望能做到和日本、韩国的一样的全球化。这两种机会是存在的。
你要懂两边的机会在哪里，也要懂哪个市场适合自己。每个将军都会学习孙子兵法，但记得兵法不是重点，怎么用才是重点。
杨晓磊：谈到打法，上次和你的同事聊天，听说你现在上美国电视节目很频繁。
童士豪：因为在硅谷同时懂中国、美国移动互联网的人不多。所以CNBC、Bloomberg几个大的主持人对我的印象都比较深，也对我在美国这八年的成绩非常认可。在美国和在中国是一样的，靠成绩说话。而且去年年底、今年初两个月期间我投资的公司有4家上了IPO，今年Coinbase也上市了，所以对于电商、社交，对于投资独角兽公司的经验，别人还是很愿意来找我上电视去聊的。
杨晓磊：你的态度很有趣，有些华裔VC说要低调，你则强调被看到。
童士豪：每个人的风格不同。但2013年后，我到GGV，那个时候管理规模10亿美元多一点，现在已经超过90亿美元，打法、眼界、融资的规模都变了很多。我自己经历了跟公司结构的调整和成长，变得更国际化。
身处在美国，我很希望华裔日常的声音被听到。因为在美国华人及亚裔在美国的人口的比例就只有不到6%，我们看到最近在美国不断有亚裔里年纪大的老者和女性被攻击。这种时候其实必须要站出来，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存在，这很重要。
3月底，我跟Jeff Richards、Glenn Solomon（两位GGV纪源资本管理合伙人）一起在Twitter和LinkedIn上面发起了捐赠竞赛活动，承诺捐赠十万美金来帮助改善美国亚裔族群的社交环境。
我们和Zoom的袁征合作，硅谷的很多VC都参与了，包括红杉美国、NEA、光速资本、Bessemer、Google Ventures，还有DCM、软银愿景、硅谷银行等等。最后募集到了超过500万美金。
杨晓磊：说起来“少数族群”，你很爱说自己去哪里都是外地人，也从来没办法跟哪位企业家是老乡。其实再看GGV整个团队，你们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直给的“单纯”，放在中国的VC环境里反而不容易看懂。
童士豪：可能跟符绩勋、Jenny我们几个人的价值观有关。我刚开始在中国做VC时，别人也觉得Hans跟别人不一样。我们的价值观是说，多分享、多帮忙会交到更多的朋友。
关于人际关系处理呢，举个例子，雷军认同我们，合作得很愉快，这也会让刘芹这样厉害的VC认同我们。我们的关系，不是靠同学、老乡，也不是靠人情，而是凭借经验、兴趣。没有实力，别人不一定会跟你做朋友。大家想法一致，经验互补，才有基础去交朋友。
杨晓磊：按说认识时间早不等于交情深。你和雷军认识很早，又是通过哪些事情建立起这么好的关系？
童士豪：我跟雷军第一次见面，是（YY创始人）李学凌介绍。2005年李学凌从网易出来做了一家游戏资讯公司，2007年我因为看好游戏行业而飞到广州跟他聊，聊得很嗨，李学凌蛮认同我的，就推荐我见他的天使投资者，雷军。跟雷军一聊，他也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又发现我们很多兴趣是类似的：他喜欢三个方向——移动互联网、电商和社交——刚好是我在看的三个方向，于是又介绍了20个公司给我，其中UCweb、多玩（YY前身）、凡客这三家我是最有兴趣的。
和雷军建立互信，也是在那个时候。我还记得，2008年的时候，雷军给我打了个电话，说现在在朋友家，邀请你们看凡客的第三轮融资。
我礼拜二晚上接到电话，花了两天时间做DD，在公司内部做了一个报告。礼拜四晚上，我跟雷军讲，我决定了要投，再给我一点时间做更详细的投入，我明天早上给你TS。我其实不知道，当时他跟陈年说，你看着好了，Hans明天凌晨5点会发邮件给你。结果凌晨5点20分，我还真的发了TS给了陈年和雷军。周六和其他合伙人沟通，周日就和陈年、雷军签了TS。
那可是2007年啊，内部只用了四五天就沟通好，也不拖泥带水，投资速度其实很快了。
所以雷军做小米，只打了两个电话，第一给了刘芹，铁兄弟，没话讲；第二个就是给来自台湾和美国的Hans，一个谁都没有听过的人。
而且我必须提到，在中国做了那么久的VC，我真的很感谢当初Gary Rieschel，邝子平和JP（甘剑平）愿意给我机会尝试。因为在2007年底，中国的VC圈子已经很成规模，总得来说，台湾和美国来的一位华裔在中国能做好VC不是一件很容易让人相信的事情。
杨晓磊：你觉得“达成互相认可”是你的竞争力。
童士豪：是的，打交道的创业者都知道Hans做事的风格，就快、准、狠，行动热情，帮忙不添乱。但这样在美国行不行？还是说更认定名校毕业，从Facebook、谷歌等大公司干过，是不是技术派……我其实很多方面不符合美国对VC的要求。但从斯坦福毕业，有了中美八年的经验以后，再去做其他市场就容易很多。
回到美国，在硅谷“996”
杨晓磊：硅谷VC的打法也各不相同，比如Founders Fund投资策也是全周期的，跟他们比的话，GGV美国的打法有差异吗？
童士豪：我们两家关系很好。他们那边最活跃的两个人，Brian Singerman和Keith Rabois跟我们合作很多，风格算是比较类似。但我们中台这边跟Andreessen Horowitz有点类似，有很大的投后服务团队在帮助Portfolio。
杨晓磊：选择更重投后的打法，是基于哪些和其他人不同的洞察？
童士豪：我当时的判断是，硅谷大部分人都不会996，如果你愿意比他们更拼，就是有机会的。我以前在中国看到，IDG那些老大们当时五十多岁，礼拜六晚上还跟创业者出来开会，而且是四个人一起出来。我对他们非常佩服。你很难想象在硅谷，周六晚上一个大基金会有四位老大同时出来谈判。所以我当时想，如果我年轻时在硅谷这么干“体力活”，说不定等我55岁时可以偷一点懒，哈哈哈哈。
杨晓磊：你的意义是，体力活也是竞争力。那么你用996的方式在硅谷投资，是一种降维打击吗？
童士豪：至少你比人家更辛苦一点，就更知道对方需求在哪里。在那个时间点，美国VC还是更习惯各自作战。当时好像也只有红杉美国，能做到三四个合伙人一起出去抢一个项目。投资人之间的关系也未必那么融洽，投消费的跟投企业服务的可能互相看不上眼，或者觉得你没有想象空间，你不够creative。但你再看中国的基金，你会发现他们喜欢一起上，“打群架”。
杨晓磊：对，中国VC爱讲这个。
童士豪：这是IDG几位老大们创建的打法，我对他们很佩服。我当时认为美国VC有优势，也有弱点。但中国的VC去美国往往会羡慕人家，看不到他们的弱点。我是在美国长大的，在斯坦福读书，和他们读一样的大学，做一样的事情，所以我知道该怎么合作，该怎么竞争。
杨晓磊：如果把“打群架、996”视为一种中国互联网文化、中国VC文化的话，能认为你的竞争力等同于中国VC的竞争力吗？
童士豪：怎么说呢，我在很多地方生活过，所以我的灵感、想法并不只是从单一的某个地方获取的。你可以看到从IDG出来，（高榕的）张震带着兄弟们打群架，很棒。我在中国看到IDG、高榕是这样的，但我也知道，红杉美国也是这样做的，在中美两地都得到了正确的数据验证，就自然知道这种打法是全世界都可以用的。反过来说，中国也不是每一家都能做到IDG、高榕那样的团结合作。
我当然承认在中国的八年，真的让我练就了一身功夫。即使我是外来人，但中国互联网是一个非常公平的平台，在那个时间点，你有本事，能够融入，就有机会做好。
同一时间，我个人并不觉得在美国会有同样的机会。在美国的华人要突破真的不容易。你看这次榜单上的亚裔，Alfred Lin（林君睿）进入红杉之前，已经是Zappos的合伙人了。而第二名沈南鹏在国内，第四名刘芹也是国内。
所以榜单上你很难再找到其他华裔，甚至包括东亚裔、东南亚裔。早年我在美国一家风投做中国代表，问题不在于能否投进去，而是是否能说服老板给机会让我投。
杨晓磊：抱团可行吗？华人之间在硅谷的合作常见吗？杨致远也投资了Wish，这个案子跟他有合作吗？
童士豪：他是比我们早一轮进的，我们领投那轮时，他给我打电话想多投一点，然后开始有比较深的合作。华人VC之间，比如Zoom，有清华背景的几家VC都投资了Zoom，美国华人VC也都很愿意支持。
我在GGV最自豪的事情之一，是把投资项目做起来后，间接帮助了Glenn Solomon和Jeff Richards（两位美国GGV管理合伙人），让他们的打法更多元化了。他们现在也都投早期，这促进了我们在美国的成绩，开始接近GGV在中国的表现；也让大家的合作更愉快、更平等，这个很重要。
杨晓磊：你对他们影响，表现在哪些具体的案例上？
童士豪：Glenn之前做了20年VC从来没有投过A轮。我代表GGV投资了Wish的B轮之后，成长速度很快。一年半后，Glenn从A轮开始投一家叫HashiCorp的公司，这是他人生第一个A轮公司。公司表现非常好，花旗银行、大摩小摩都用他们的产品。因为我积极往前走、敢投，让Glenn他们也逐渐走向早期。所以我们在硅谷投早期越来越强。
Jeff之前投消费，也投企业服务。我就劝他专注一点。怎么样让企业服务变得更容易使用、更消费类化。我觉得他们两个投资更聚焦、更早期、更有进步，是我来GGV最大的贡献之一。
杨晓磊：你是怎么说服Glenn去投A轮的？
童士豪：有沟通，但不需要说服，只需要做出好成绩，大家都很聪明，自然知道如何调整。
杨晓磊：所以你投Wish的B轮，对GGV影响很大？
童士豪：我投完以后Founders Fund进来了。Jeff跟我说，这是第一次我们在美国投了项目之后，马上就有这么巨大且有名的基金愿意跟进来，还说因为Hans投了，所以Wish中国业务的风险降低，Founders Fund就愿意跟一轮。
杨晓磊：下定义的话，可以说Wish在公司内外对你都是个证明，算是非常涨士气的案例。
童士豪：是，是一个分水岭。很多人不看好，很多基金疑惑我们怎么会投它，因为他们看好的是另外那家，结果后来那家公司死掉了，这给了其他人很大的影响。
杨晓磊：现在GGV美国团队是怎么分工的？
童士豪：Glenn Solomon和Jeff Richards，还有我都是50岁上下，虽然来自不同种族，但我们的成长阶段很多经验是类似的。
比如在企业服务，Glenn很懂底层技术，他看技术开发与功能服务。Jeff之前是看很多个行业，如今花很多时间聚焦在中小型公司企业服务，因为这类服务更像是大一点的消费品，他更有感觉。我自己专注消费多年，在企业服务领域更多是看消费类行业有关、在背后支持消费行业发展的企业服务，比如说电商、金融，消费和企业服务重叠的部分我有一些感觉，这类公司我都敢于冒险。
杨晓磊：目前你在硅谷，符绩勋和李宏玮在中国，你们之间的角色怎么分配？
童士豪：我们是铁三角的关系，大家彼此都很信对方。比如当初哈啰单车的团队要转型做哈啰出行，符绩勋邀请Jenny（李宏玮）和我一起听。听完后，我们三个判断是一样的。在同样的信息下，我们三个人的判断差别不会太大。
第二是分工，绩勋负责基金的整体管理，也包括人事、财务等等，在我们人事架构、绩效分配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战略方向也是他拍板。Jenny负责募资：包括融资规模，让哪一个LP进来，她的话语权最大；至于哪些新的领域应该进入，不同的部门合作，我花的时间会多一点。
先回到早期，再做阶段扩张
杨晓磊：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市场上红杉和高瓴的规模化打法引起很多争论，你怎么看这种高举高打的策略？
童士豪：我对高瓴红杉的打法是认同的。加入GGV的时候，我们每期基金五亿美金左右的规模，后来超过十亿美元、二十亿美元。我认为规模会越来越重要，要投得准，规模也要够大，才能够让创业者不忽视你，需要你。这样的话，品牌的效应也会越来越强，二级市场也会越来越认同你。2015年GGV推出第一支Discovery启航基金，之后规模越做越大，IPO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杨晓磊：红杉中国的阶段扩张令我惊讶，最近甚至还做了ami、开元酒店等控股型投资，GGV的投资阶段也在扩张，你们变化、扩张的逻辑是什么？
童士豪：我们先做早期、再做后期是有原因的，趁年纪够轻的时候拼一拼，把基础打好。早期做好了，后面才有机会跟人家打交道。
我在加入GGV之前就一直在和绩勋聊，我们一定要从中期往前走，未来的十年，一定要先把早期做好了，再看看有没有往后扩张的可能性，最好不要卡在当中。
我自己喜欢读历史，德国就很值得思考，一战时他们在西边和英法对战，又在东边帮助奥匈帝国去和沙俄对抗，二战德国从东边占领波兰之后攻打苏联，西边仍然面临由英国领头、美国支持的压力，两次都是卡在当中两线作战，最后的局势都很被动。
2012年上半年，我跟雷军提过，如果小米每个手机都卖1999的话，可能要同时和低端、高端手机竞争，但如果只选择一个“战场”，用联发科的芯片，就可以做更便宜的手机。当时华强北的“山寨手机”可能会从下往上崛起——虽然很辛苦，但一定要先赢得战场。红米的诞生，是小米产品全球化很重要的一步棋。
一年之后，2013年的7月，红米上市了。
杨晓磊：这个建议是你给雷军的？
童士豪：是，可能是我在小米的案子上，给雷军的唯一一个有价值的建议，因为他自己太厉害了。
杨晓磊：GGV也会跟红杉高瓴越来越像吗？
童士豪：我不确定。但是他们和老虎基金、Coatue、DST都做得很好，我很佩服。
杨晓磊：就是说你的投资策略也有可能做阶段扩张？
童士豪：我们现在的首要目标是先把早中期的投资做好，不排除往更后端走的可能，但现在没有计划。
杨晓磊：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市场突然变得非常非常火，大部分人行为高度一致了。但同时也有人突然慢下来，比如你的好朋友林欣禾、张震。DCM一直不快，高榕去年募资很多，但投得也不是很激进。
童士豪：我可以理解他们。中国经济在转型，消费类能投的领域越来越品牌化，品牌项目变成平台型的机会小很多，不是没有，但能出手的案子没那么多。企业服务的项目可以投，但实际上项目是否够多，未来是否足够大，可能需要时间去了解。
杨晓磊：之前你们反思过，为什么没有在早期的时候投资某家巨头公司。一支基金做到什么程度，需要拿“不错过”来要求自己?
童士豪：反思是一定要的。我们讨论过美团，认为不断融钱，不断烧钱，但不能确定最后回报能不能很好。
GGV确实要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事情可能很烧钱，短期内经济效益不太明显，但如果对社会影响的方向是对的，我们是否还是得去重视？我们可以躲掉很多不好的项目，但一个巨头公司可能还是会冒出来。
拿拼多多当案例，一方面是因为微信流量入口可以说是有风险的，但如果腾讯想去追上阿里在电商方面的布局，他必须要多支持下一批在微信平台上诞生出来的电商公司。另一方面因为我们投了小红书，被“贴了标签”，争取的态度也不够积极，没有通过各种人脉的关系想办法投进去。这都是值得我们自己反思的。
杨晓磊：如果强调“全球化”，拼多多是最不该错过的。你认为拼多多和Wish有根本性的不同吗？
童士豪：有类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类似的地方是都聚焦于消费降级、下沉市场。2013年回美国时，我注意到了下沉市场的发展机会。不止只对下沉市场，这对于一家公司往全球化方向去发展，其实是有帮助的。
全世界可能都在面临下沉市场的发展机会，这些事情都是有关联的。所以Jeff和我开玩笑，说他对我最佩服的事情之一，就是我在2015年预测特朗普可能会从2016年的美国大选脱颖而出。VC不只是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也是很重要的投资参考因素。
拼多多在微信平台上面崛起，是否可以投？我们内部有很多不同意见。Wish不用担心这个风险，因为APP是它自己的。不过，拼多多上市，我们也拿到了它的股票，我个人保持到现在，还是获得了6倍以上的账面收益。
杨晓磊：投资人持有股票，对他所在的机构持仓退出有帮助吗？之前有VC说需要波段退出。
童士豪：这样讲是对的，一二级市场两种投资是不一样的。早期项目何必去涨到最高点再卖呢？我们的LP跟我们那么久的时间，需要给他一个交代，每一个季度卖一点，还是可以的。
杨晓磊：你会和LP谈长期主义吗？
童士豪：我们其实心里很清楚，不可能每个项目都争取最高的回报。何况GGV在争取规模的扩张，每次募资都能比前一次多，你要把钱回报给人家，LP才能继续投钱。
杨晓磊：我观察过你的投资方法，你不讲究特定的阶段，全周期都可以投，这个能力是怎么打通的？为什么投资小米没有令你形成路径依赖——觉得早期投资才是王道？
童士豪：我跟老虎基金经常打交道。我们能看到，规模其实蛮重要的。小米这样好的项目，好的团队，好的方向，你要不断地去找，获得第一时间投资的机会。但你不可能每个项目都第一时间找到它。所以你想做一个更大影响力的基金，规模必须要提升，就算miss第一轮，不要紧，还有第二轮、第三轮还可以追。
杨晓磊：你对投资占比有偏执吗？
童士豪：我不会去追究，宁可让给创业者，让他开心一点，努力一点。
杨晓磊：你会有年龄焦虑吗？随着年龄增大，怕跟不上、看不懂吗？
童士豪：不见得说看不懂。但时间真的是越来越不够用，要管的事情越来越多，忙不过来就得去分工，鼓励年轻一代的VC独当一面。
杨晓磊：现在投的单笔最大的案例是哪个？
童士豪：前几年是Wish，近年来是StockX、Affirm，Airbnb也绝对是排在前面。
杨晓磊：Airbnb的回报怎么样？
童士豪：Airbnb是我投资过的最晚期的项目，我们投的时候估值大概是200亿美元，现在1000亿美元左右，五倍，还行。要十倍以上，才会让我觉得我们是真的找对了时机和项目，但我们必须一定要有耐心。
杨晓磊：投中了这么多企业，你被打在身上的标签是什么？
童士豪：很多人看我，第一句话是独角兽——投出的独角兽公司还蛮多，这是一般美国人对我的印象；第二可能就是福布斯投资人排名，看到Hans的名次一直往上升，他们也很惊讶；第三个，是他在中国和亚洲也做得很好，很懂中国和亚洲的互联网行业，也有中国和亚洲的人脉，他看事情的判断和触觉和一般美国VC不一样。美国人其实很在乎你和别人有哪里不一样。一些朋友从评估硅谷VC和创业者的应用上看到我，会说这个人很intense，他讲的很多事情之后证明都是对的。
杨晓磊：你是怎么做到让他们有这样的看法？
童士豪：我们俩在不同的地方，你在中国，我在美国，我没法跟你喝酒、博感情，但我和你聊了两次，聊的都是干货，又有效率。这是我一贯的方式，所以人们逐渐觉得Hans这个人比较靠谱，讲话很有说服力。再加上这些投资过的好公司跑出来，大家能看到。
杨晓磊：你有没有非常在意的东西，通过它能够长期持续培养自己核心竞争力？
童士豪：你以前也见过Jenny，她对“改变世界”很有兴趣，希望投资伟大的企业。她真心希望把世界变得更好。这一点上我跟她非常像，我也会选择喜欢的创业者，希望被投公司对这个世界有影响。我喜欢历史，这点又和符绩勋很像，对不同的国家、地区、行业的兴起和起起伏伏的趋势很感兴趣。
我们的背景都不一样，如果我和你彼此合作很愉快，一定是我们都认同一些普世价值。我们希望世界更多元化、更包容。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小时候在不同国家、地区长大，我希望未来人们不需要像我当初要那么辛苦才能得到不同地方的人的认同。知识能改变大家生活的品质、发展空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