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网络互助“退潮”：分摊费用大涨用户流失监管归属不明确
健康用户与患病用户之间的矛盾正在激化。健康用户因为无需救助，每年却承担日益高涨的分摊费用，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不满情绪——以为部分患病用户是“带病加入”以套取救助费用。
“这些天我们内部正在讨论是否关停业务。”一位民营网络互助机构创始人王峰（化名）向记者感慨说。
近日，行业一系列震荡，令平台多位合伙人有点心灰意冷。
1月15日，美团互助发布公告称——因业务调整，美团互助将于2021年1月31日24点正式关停。这是继去年9月百度“灯火互助”下线后，又一个决定离场的大型互联网平台。
7天后，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新闻发言人肖远企表示，美团互助偏离美团主业和逆选择风险不断增加，是其关闭的主要原因。下一步，银保监会将对网络公司做互助业务进一步的关注，了解其运行的方式和风险情况，再根据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这让我们多位合伙人均感受到，网络互助的发展征途会越走越难，不如提前主动关停业务明哲保身。”王峰告诉记者。
多年的创业历程，令他依然有些不舍——他既见证了网络互助行业的蓬勃发展，过去两年期间，阿里、京东、滴滴、360、新浪、小米等大型互联网平台先后涉足网络互助领域，驱动网络互助平台总用户数量达到约1.5亿，互助金额一度逼近百亿元关口；也亲历了分摊费用骤增、用户流失、监管趋严等一系列行业阵痛，耗费大量精力终于渡过难关。
“事实上，越来越多玩家相继离场的最大因素，是对监管不确定性的顾虑重重。”一位网络互助平台业务主管向记者指出。
记者多方了解到，为了主动拥抱监管，不少网络互助平台正与多个政府部门沟通，但他们发现，不同部门对网络互助的定位并不一致，有些部门认为网络互助属于公益类产品，应由民政部负责制定监管措施，有些则认为网络互助更像是社保基金的补充，应由人社部主导监管，有些则认为网络互助属于新型金融产品，该由银保监会监管。
“目前，我们与银保监会负责创新业务管理的部门做了沟通，发现他们现在正在研究，网络互助到底是归人身险部门管理，还是归中介部门管理。”这位网络互助平台业务主管表示。
鉴于监管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网络互助平台正考虑离场。
“根据现行的金融监管政策，我们也预感到自身业务因为合规性问题，很可能被叫停。”另一家网络互助平台运营总监向记者表示，目前他们仍采取先收费再分摊的操作模式，但此举很容易被诟病为存在资金池业务，与其被监管叫停，不如自己早早离场。
分摊费用大涨、用户流失风波“涉险过关”
王峰告诉记者，从自己发起设立网络互助平台的那一刻起，每天都在思考如何让它活下来。
在平台设立初期，他设定了10%的管理费，但随着大型互联网平台纷纷入场将管理费调低至8%，他们也只能跟随降价，但这导致平台在相当长时间“入不敷出”。
他坦言，网络互助平台之所以入不敷出，很大程度是因为调查费用居高不下。比如他所在的网络互助平台在全国各地聘请了数百位调查员，专门负责核查患病用户病情的真实性，因此每年逾1/3运营成本都花在调查方面的开销。
2020年疫情冲击，迫使他们使用大数据、远程技术等智能科技用于用户病情调查，令运营成本下降逾20%，总算令平台勉强迈过盈亏平衡点。
为了拓宽平台收入，王峰做了大量业务延伸，比如申请保险代理牌照，给用户兜售医疗健康保险产品以获取佣金收入，以及与多家医疗机构合作为他们导流。
“但是，行业的阵痛总是没完没了。”王峰感慨说。去年分摊费用大幅上涨导致越来越多用户流失，成为网络互助平台持续发展的心头大患。
整个2020年，王峰所在的网络互助平台分摊费用由2019年的20元飙涨至逾90元，一下子流失逾15%的用户。
“事实上，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因为随着用户数量激增，相关的疾病发病率在经历等待期后也会水涨船高，导致分摊费用有所攀升。但我们内部数据显示，过去半年以来平台用户的发病率已趋于稳定，因此未来分摊费用不大会出现进一步大幅上涨，反而会平稳波动。”王峰分析说。但是，不是所有用户对此表示理解，因此他们每天依然会看到不少用户在离场。
这背后，是健康用户与患病用户之间的矛盾正在激化。健康用户因为无需救助，每年却承担日益高涨的分摊费用，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不满情绪——以为部分患病用户是“带病加入”以套取救助费用。
因此，王峰所在的网络互助平台做了规则优化，一是在APP端醒目位置提示网络互助计划免赔的各项条款，尽可能杜绝“逆选择风险”发生；二是对用户进行分层，增加了针对老年人用户群体的“老年防癌互助计划”，以及针对慢病患者用户的“大病互助计划”，从而令用户感受到分摊规则更趋于公平公正。
“目前网络互助平台的用户数量已趋于稳定，会员流失速度已大幅趋缓。”他表示，这一度令平台多位合伙人倍感振奋，以为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甚至他们以极其乐观的态度看待惠民保的冲击——在他们看来，网络互助与惠民保本质上属于截然不同的两类产品。惠民保的优点在于保障额度高且收费较低，但在实际理赔环节存在某些不方便，比如多款惠民保产品设定1-2万免赔额，且只按一定比例赔偿医保范围内的医疗开支与特殊药品开销，因此很多用户要获得惠民保赔付款，实际的年度医疗支出至少超过7万元，此举导致惠民保的实际覆盖面相对有限。相比而言，网络互助的救助流程相对便捷——只要用户的确出现保障范围内的疾病症状，平台就会迅速公示并给10万-30万的救助款。
“现在，随着美团、百度的先后离场，大家心灰意冷的情绪每天都在增加。”王峰坦言。毕竟，监管的不确定性令他们对网络互助未来发展前景的看淡情绪与日俱增。
拥抱监管“道阻且长”
记者多方了解到，为了拥抱监管，不少网络互助平台对业务模式开启了合规变革。
去年9月，银保监会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局曾撰文指出，互联网化使得非法商业保险活动传播范围更广、速度更快、规制难度更大。一些网络互助平台会员数量庞大，属于非持牌经营，涉众风险不容忽视，部分前置收费模式平台形成沉淀资金，存在跑路风险，如果处理不当、管理不到位还可能引发社会风险。
因此，多家网络互助平台迅速将前端收费改成后端分摊，由此规避涉嫌资金池业务的合规风险。
“这的确加大了我们运营难度。”上述网络互助平台业务总监向记者表示。原先网络互助平台可以按时从用户已缴费用扣除相应管理费，确保平台运营资金相对宽裕，但改成后端分摊后，平台管理费收取难度明显增加，一方面部分用户“中途离场”，导致留守者不得不缴纳更高分摊费用，引发他们不满，导致平台的用户安抚解释工作量增加不少，另一方面平台管理费收取“延后”，令平台时常遭遇资金紧张状况，诸多运营开销变得能省则省，不大敢再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市场推广。
在王峰看来，当前平台面临更严峻的运营压力，主要来自监管不确定性。
“此前我们内部多次围绕未来网络互助行业监管趋势进行讨论。坦白说。多位合伙人对网络互助纳入金融监管范畴也是又爱又怕。”他告诉记者。相比将网络互助纳入公益产品或社保补充服务范畴，他们更希望网络互助能被定位成可商业化的新型保障类金融产品，纳入银保监会监管。如此网络互助平台能看到更广阔的商业化发展前景。
与此同时，平台所有合伙人又害怕若网络互助被纳入金融监管范畴同时遭遇从严监管，不但对整个网络互助操作业态带来巨大变革，甚至会令众多中小平台变得难以维系。具体而言，若相关部门将网络互助纳入保险业务监管范畴，要求网络互助平台如同保险公司般满足资本金、偿债能力等监管指标，其结果是多数中小网络互助平台因资本金薄弱而黯然离场，只剩下数家大型互联网平台背景的玩家形成“寡头垄断”。
此外，一旦网络互助被纳入保险监管范畴，其后端收费模式也与保险产品前端收费模式不符，可能需要重新调整，由此影响用户体验，稍有不慎又可能陷入“涉嫌资金池业务”的质疑。
记者多方了解到，目前部分专家则建议相关部门对网络互助平台进行牌照管理，一方面要求网络互助平台必须满足资本金、偿债能力等监管要求以确保他们拥有稳健运营能力；另一方面则要求网络互助平台将核保、救助赔付的审核工作交给专业保险公司处理，最大限度降低逆选择风险等道德风险发生几率。
“这也是我们考虑关停业务的根本原因。”王峰表示。多位平台合伙人认为凭借当前的平台资金实力，要拿到牌照的难度相当高。
他直言，如今网络互助行业正悄然进入洗牌阶段——越来越多平台正因监管不确定性与行业发展压力骤增而选择离场，留守者则为了符合监管要求与合规操作，也将付出不小的代价。
（作者：陈植编辑：曾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