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我们将对网络公司做互助业务进一步关注，了解其运行方式和风险情况，再根据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肖远企1月22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事实上，时至今日，网络互助行业已经走过十年，覆盖上亿人次。网络互助的低门槛、高性价比，让中低收入人群在医保外增加了一层保障。蚂蚁集团研究院2020年发布的《网络互助行业白皮书》调研显示，79.5%的参与者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68%的受访者没有商业保险，72%的参与者分布在三线及以下城市。
但这些数据的背后，网络互助平台已经多年游离于监管之外。近一年来，各地涌现的惠民保也以低门槛、低保费挤压网络互助的生存空间，夹缝之中，何去何从？
网络互助遭遇“成长的烦恼”分摊金额提高还能否留住人？
因母亲癌症去世、父亲大病残疾，康爱公社（最初名称为互保公社、抗癌公社）创始人张马丁于2011年上线了这一网站，这也是业内公认的国内首家网络互助平台。
此后的三四年间，国内网络互助平台最高时达到100余家，但都采用预付费形式，容易形成资金池，2016年，监管对网络互助资金池进行整顿，大量互助平台倒闭。
直到2018年年底，蚂蚁集团将“相互保”升级为“相互宝”，正式进军网络互助，一时间，互联网巨头闻风而动，滴滴金融、苏宁金融、360、美团、新浪、小米等纷纷入场。
几经沉浮，如今的网络互助平台由相互宝、水滴互助领头，光大证券研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7月，这两个平台已加入会员数均突破1亿人，比较大的平台还有轻松互助，有6000多万会员，众托帮则有1000多万会员，其余平台会员数量多为几百万。
随着行业发展，网络互助的种类也在细化，比如相互宝，除了有大病互助计划外，还有老年防癌互助计划以及公共交通意外互助计划。
首家网络互助平台康爱公社，截至今年1月28日，现存会员273.8万人。旗下有40余个互助社，涵盖癌症、大病、中度疾病、意外、身故、住院医疗、罕见病等面向健康人组的互助社，还有如高血压、糖尿病、先心病、甲状腺（结节）癌等面向病友人群的互助社。
不过，互助案例仍主要发生于其中的抗癌互助社、康爱大病互助社、爸妈（老人）互助社、综合意外互助社和百万医保补充互助社中。
作为最老牌的网络互助平台，康爱公社相关负责人对记者坦言，发展至今，出现了一些早期未曾预料的情况。包括互助案件审核和防投机、防欺诈面临挑战；对受众对互助的认知和分摊的承受能力估计不足，本想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保障问题，但是该群体对互助普遍缺乏认知，随着分摊的上升，平台承受了越来越多的压力。此外，外界对于互助合法性的质疑增加也给平台运营带来压力。
康爱公社遭遇的这些“成长的烦恼”可以说具有普遍性。一方面，网络互助经历一段时间的高速发展后，会出现会员数量增速放缓甚至下滑的情况。
另一方面，由于网络互助大多采取事后分摊，因此，分摊频率和金额的呈现是有所延迟的，且疾病发生率会随着会员年龄的增长而提高，这样一来，有些会员会认为分摊的费用超过预期，因此选择退出。健康的会员显然更容易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他们还能选择通过购买保险或者参加费用更低的网络互助等方式获得保障，这就进一步提高了网络互助平台的逆选择风险以及疾病发生率，形成恶性循环。
以相互宝为例，2021年1月第1期，相互宝参与分摊人数为1.01亿人，较前一期减少118.89万人。
分摊金额上涨或许是会员退出的原因之一，2020年相互宝的大病互助计划的全年分摊金额总计为91元，而2019年，相互宝全年分摊则为29元。
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成员经历了90天的等待期，因此全年分摊金远低于正常水平，2020年，绝大多数成员度过了等待期，根据大数法则，疾病发生率会开始走高并慢慢趋于平稳。这样一来，分摊金也就随着救助人数的增多而变多，最终达到正常水平。
水滴互助也有类似情况，光大证券研报显示，2017年、2018年、2019年以及2020年截至8月份，该平台的人均年度分摊金额分别为 11.6元、9.3元、43.9元以及30.2元，总体呈上升趋势。
贝壳财经记者注意到，目前网络互助平台中的大病互助、抗癌互助每年分摊金额大多在几十元，最高保障额度一般为几十万元，也有少数超百万元。
也有一些平台的年分摊金额在百元以上，比如e互助官方公众号提供的数据显示，中青年计划每月均摊已连续12个月稳定在13元左右，老年人互助计划每月均摊稳定在18元左右。也就是说，前者全年分摊金额约为156元，后者则约为216元。
惠民保是否会挤压网络互助生存空间？
那么，一年接近百元或者超百元的分摊金额对普通人而言，是否仍有较大的吸引力？
事实上，网络互助最初的优势比较明显，比如加入门槛低，不需要提前付费；及时公示理赔信息，公开透明；平台管理费用较低，一般为8%的管理费，用于覆盖案件调查、产品运营、技术等成本，低于传统保险公司的运营成本，因此，网络互助产品也更具有价格优势。
但近期有观点认为，惠民保有望逐步取代网络互助。比如,蜗牛保险发布的《百城惠民保深度分析报告》就提出，因为惠民保和网络互助都有着价格便宜、门槛低等产品特性,都容易受到欠缺保险知识、拥有保障刚需的市民青睐,但因合规性存疑、宽进严赔、分摊费用激增等原因,网络互助已开始退潮,而有政府指导的城市惠民保,有望在未来逐步取代网络互助。
惠民保一年保费仅几十元，投保门槛较低，甚至无投保门槛，具有较强的普惠性质，看起来与网络互助似乎形成了一种竞争关系。
一位资深网络互助高管对记者表示，目前来看，网络互助平台年均分摊金额超过惠民保保费的仅是少数，大多数平台仍具有成本低、价格低的优势，不过，若后续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惠民保，且网络互助年均分摊费用持续提高的话，很有可能会承压。
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系教师杨泽云表示，2020年，惠民保确实发展迅速，可以说是继百万医疗保险后最火的健康险产品。与传统的重疾险相比，惠民保最大的优势是价格低廉、保障额度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不足之处。比如，一般只能按比例赔偿医保范围内的医疗支出和一些特殊药品的费用，且通常都有1万甚至2万的免赔额。但实际生活中，病人看病有很多医保外用药和支出，因此，要想真正获得惠民保的赔付，医疗支出至少在5万甚至10万以上，另外，大多数惠民保都是事后报销，即需要被保险人在发生医疗支付后拿单据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而不像社保一样能实时结算支付。
“因此，惠民保可以视为是医疗费用保险，而网络互助一般是确诊后达到一定条件即可获得赔偿，两者的赔付条件有较大不同。”杨泽云表示。
杨泽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惠民保与网络互助会形成竞争，但网络互助还不至于因为惠民保的竞争而难以维持，网络互助更大的生存压力来源于自身的经营模式以及监管压力。“个人认为，惠民保与网络互助可以相互补充，网络互助应补充惠民保没有覆盖的医保外支出以及免赔额的部分。网络互助应该由那些真正想做公益的组织或者提升自身美誉度、社会责任的机构来运营，而惠民保则应该由商业保险公司来经营。”
10年仍未纳入监管难在哪？
艾媒咨询发布的《2020上半年中国网络互助发展专题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网络互助行业救助总金额超50亿元，覆盖人数达1.5亿人。
1月15日，美团互助发布公告称，因业务调整，将于2021年1月31日24点正式关停。2020年9月份，百度“灯火互助”也发布公告称，由于计划的参与成员人数少于50万，为保障用户权益，将根据法律条款终止互助计划。
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肖远企1月22日表示，下一步，我们将对网络公司做互助业务进一步关注，了解其运行方式和风险情况，再根据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尽管网络互助已经存在十年，且覆盖上亿人次，但依然游离于监管之外。其实，近年来，一些大型网络互助平台也一直在呼吁监管关注，对于这些平台而言，纳入监管意味着“名正言顺”。比如，相互宝方面此前就表示，期待监管更多的指导，相信这将是行业健康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水滴互助也称，公司一直在呼吁相关部门尽快落实互助监管，提升行业准入门槛，规范市场，为下一步行业的发展和广大用户的保障提供更清晰的指导。
但为何十年过去，网络互助的规模已经越来越大，仍没有被纳入监管？这其中的阻碍到底在哪？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研究中心研究员朱俊生对记者表示，由蚂蚁集团事件可以看出，整个金融科技的监管导向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网络互助行业也有较大不确定性。首先，我们要承认网络互助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一个前提；其次，由于网络互助涉及一些金融风险，需要被纳入监管，并且，如果监管不明确的话，对平台而言也不是好事，容易被监管的态度左右。
“但是目前监管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简单套用现有的对保险行业的监管去监管网络互助，如果这样的话，网络互助自身的很多特点就没有了，所以，必须建立适应网络互助特点的监管，这是特别大的挑战，需要突破很多监管框架，背后的观点也需要深度讨论。”朱俊生表示。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潘亦纯编辑李薇佳校对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