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玄宁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像微信这样，在人际交往与信息传播上如此有影响力，但同时却充满自我矛盾的互联网平台。
2021年1月21日，微信迎来上线十周年。在此前两天举行的微信公开课活动上，微信公布了最新数据：
微信的日活跃用户达到10.9亿；有7.8亿人每天翻看着朋友圈，其中的1.2亿人还会在朋友圈里发点什么；3.6亿人每天浏览公众号来获取对外界的认知。与此同时，诸多互联网数据统计机构的榜单上，微信已经连续多年霸占着用户使用时长第一的位置。
从2011年第一版上线时单纯的即时通讯软件，到朋友圈的发明、公众号平台的推出、红包的流行以及小程序和视频号的陆续上线，微信已经成为像水和空气一样的存在，以至于大部分人忘了，它其实是一款无处不体现着创始人强烈个人价值取向和美学意志的互联网产品。
而且，这些取向和意志本身充满了自我冲突。以至于一提到一种微信，另一种微信就会跳出来反对它。
如果有人说，微信是一个“克制”的产品，它对于商业化保持谨慎，不过分地侵犯用户的空间，那马上就有人会提起它隐藏在N层入口背后的朋友圈广告关闭按钮；如果有人说微信让交流真的不再受时空限制，那么就会有人给你描述一个被不停的消息切的稀碎的全天候在线的惨象；如果有人说微信是个独立的有原则的平台，可能扭头就会看到微信又屏蔽抖音、淘宝链接的新闻；如果有人说微信带来了新的互联网内容的繁荣，低头可能就读到家长群里十万加的伪科学文章，刷到视频号里博眼球的擦边球视频。
几乎在所有被夸耀的地方，微信都同时存在被诟病的缺陷。正是这些冲突，某种程度塑造了现在的微信，而拥有中文互联网最全社交关系的微信，又塑造着我们在这个时代的行为习惯。这就意味着，微信身上这些产品设计和自我认知上的冲突，不再只是微信自己的事情，而是过去10年时间里，改变人与人之间关系和我们处理信息方式的一个决定性力量。
平台的微信 v.s.工具的微信
1月19日晚上，在2021年的微信公开课上，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微信创始人张小龙花了2个多小时做了关于微信十年的分享。但其中大量篇幅，聚焦在视频号上。
与外界将视频号视为与抖音快手等竞争的短视频产品不同，张小龙认为，视频号对于微信来说，最重要的是“号”，不是视频。
“长期以来，微信的最大价值是每个人的微信ID。”他说。“这个ID是通讯和社交领域的，因此是私密的…这对于社交领域当然没有问题。但对于公开领域，需要新的身份。”
“这个ID的意义又特别大，一旦走出这一步，意味着微信不再局限于社交领域，而是进入到公开信息领域。因此视频号的意义，与其说是视频，不如说是“号”。因为有了一个公开的号，意味着每个人都有了一个公开发声的身份。”
从熟人社交的即时通讯到视频号，微信向着新的账号体系迈出重要一步，也开始从一个追求提供效率的工具，变成一个希望直接发生价值交换的平台；从一个希望安静地等待被调用的工具，变成主动做事情的平台。
这是微信至今最大的自我“反对”。
逃脱了真实身份所对应的ID体系，显然意味着平台化的模式可以在商业化上进一步放开束缚。但问题是，这两个体系将长久同时存在于微信这同一个产品里，并彼此关联，最终会因此而产生矛盾。
“浏览者应该是微信身份，而不应该强迫每个人开一个新的身份才能看和评论。”张小龙说。“最终证明产品能立住还是靠微信的社交关系。”这意味着，新的体系依然会映射回用户的真实身份关系中，它的繁荣是基于对过去未被过分开垦的社交关系资源的挖掘。
过去的熟人体系里，微信需要小心翼翼去碰触，在这些被认为是私人的地盘，平台的意志不能太明显，否则会造成入侵的感觉。这一度让微信的“克制”形象深入人心。但这也被证明是外界的一厢情愿，微信反复否认自己是“克制”的，但它的确很乐于被贴上“与众不同”的标签。但这些考量都是从产品体验和工具主义出发的，最著名的论断是微信要做“用完即走”的工具，一切讲究系统优化和效率第一，外界想象出来的“人味”的元素并不在其中。
所以，当一个新的账号体系可以规避掉对私人的侵犯感时，视频号就以一种非常“不克制”的形象出现了。张小龙甚至称“视频号会成为新的基础设施”——在最富有的真实社交关系上搭建基础设施，是一个把人与人的社交关系利用到极致的过程，这看起来正是那个要做工具的微信所“反对”的，但事实上这种平台的微信的思路早就出现。
看看微信这几年做过的几个灰度测试的尝试——在朋友圈里像广告一样给你推荐新的公众号；在文章末尾推荐给你“应该看”的其他文章；在“看一看”功能里，冒出来一篇并没有好友点过“在看”的文章，只因为它发现你的很多朋友打开过它。这些推荐的本质都是在尝试挖掘你的社交关系，但效果往往和视频号里经常出现的博眼球视频一样，让人尴尬。比如，这些按照我的兴趣推给我的公众号，是不是都是我看过但故意不去关注的作者？比如看一看里朋友都在看的文章，为何他们都没有点击“在看”让它自动出现在“看一看”列表里？是不是因为这些文章很糟糕？这些都让用户感到自己的社交关系被滥用和误用。
微信这样的社交网络，是互联网过去20年给人类带来最大改变的一个“发明”，它是典型的因人类的某种真实存在的需求而诞生，然后反过来却又最终定义了人类这种需求的互联网产品。目前来看，这些主流社交平台的演变都指向一个趋势——极尽挖掘用户的社交关系资源，把关系模式变成一种“关注——粉丝”模式，在满足了人们本来的社交需求后，开始利用人们已经转移至此、甚至是完全生长于此的社交关系网，来大规模制造新的欲望。微信不停地对人们在平台上的社交关系进行挖掘，以及向视频号的迈进，也是在让微信上的社交方式走向这种关系模式。
这种关系模式打破了人们原本进退有据的关系，每个人既做着他人的粉丝，又要自己也扮演着被关注者：一方面被裹挟着陷入一种“全天候在线”的焦虑，生怕错过朋友圈里人们热议的事情；另一方面，原本更私密的社交状态变成了一种公开的需要维护的资本，“社交”渐渐变成了一门“选择给别人看什么”的学问。
微信不再只是用来联络的沟通工具，也从未是用完即走的社交产品。人们需要控制信息来塑造虚拟的形象，而且这种虚拟的形象逐渐代替了现实的形象，成为人们自我实现的一部分，成为人们彼此交流时的真正“主体”。人们开始用对待社交平台的思维来处理真实世界的社交关系，微信里的世界变成一种从真实世界身上拔下来的光鲜的壳，每个人的社交都围绕着如何美化这个虚假的壳来展开。
这种存在于同一产品里的自我矛盾，让人们处理彼此关系时变得更焦虑又更虚无。当未来十年微信向着视频号所代表的双重账号体系迈进，作为熟人体系即时通讯工具的那个微信会不停反对新的虚拟账号内容平台的微信。
张小龙的微信 v.s.大众的微信
除了人际关系，微信还改变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
张小龙喜欢说自己是站在上帝身边的人，或者上帝选中的人。
对于微信这款产品来说，他的确就是上帝，他决定着微信的每一行代码。虽然作为一款已经是全民日用品的产品，究竟是否需要一个上帝般的人物，可能并不好说。但作为一个对信息传播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产品，了解它的设计者究竟怎么看待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就变得格外重要。
张小龙在公开课的演讲，很少讨论人们与信息的关系。不过在2020年的视频里，他提到了对信息获取的看法：“互联网时代，很多人更倾向于被动获取（信息）”。
当人类最大信息平台的主理人相信技术时代的获取信息主流方式就是这样的，意味着微信要来扮演这个对信息进行筛选的角色。如何筛选？微信开始转向算法。
起初，算法在微信里的存在感并不强。但公众号的屡次改版，“看一看”的上线，以及2019年以来针对图文内容推荐方式的许多灰度测试，都开始出现算法的影子，最终到了视频号，直接引入算法作为一个核心的推荐机制。事实上，曾经外界充满正面地评价微信“克制”时，很大原因正是他曾保留着真实世界里获取信息的随意性，而没有让步于算法。但显然，微信并没有注意到里面所蕴含的人们激烈而明显的期待。
事实上，微信里的信息推荐机制是注定要引向算法的，因为在当今的互联网从业者眼里，算法才是最接近“上帝视角”的东西，张小龙更不例外。他对于技术发展有一种宿命论的倾向，这从他几乎每次公开课都要描述一个智能眼镜替代手机的未来中就能有所感知。“未来可能每个人的眼球里都有一个摄像头，看到的信息都实时传到云端去了，到了这一步挺可怕的，但未来迟早会到这一步。”他在今年的公开课上又说到。
而且，算法最爱的数据，微信里也最不缺乏。它早已经是拥有最完整数据类型的互联网平台。
但问题是，数据喂养出的算法并不能判断精神范畴的议题，人们通过微信处理信息后最终带来的精神空虚，自我束缚和因此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都不是数据直接可以体现出来的。这就使得张小龙用微信后台越来越好看的数据描绘出的那个微信，与大众真正深陷其中的微信成了两个不同的东西。
张小龙的微信，正在让优质的内容被大众看见，它的证据是那些不断提高的“命中率”——背后是引以为傲的对社交数据的挖掘以及算法的提升。
而大众的微信，正在不断容纳和推荐着越来越多的垃圾内容——微信作为中文互联网社交关系最全面的系统，它与算法的相遇会带来新的叠加效应：
张小龙把社交定义为“找到同类”，这天然就在产生一个回音室般的自适应系统，同样的人看同样的内容，同类聚集，彼此验证，反复循环，快速短路。而算法又会放大这种倾向，越激烈的表述越能吸引眼球，越极端的内容越能贡献点击。人们越来越多地被算法喂养这样的信息，丢失了对复杂现实更细致地体认能力。在一次次道德审判和情绪狂欢里，逻辑线条变得极短，只剩下黑与白两个极端，而没有彼此妥协和寻求共识的意愿，最终丧失了对他人的同理心。
张小龙的微信，正在鼓励更多人进行表达——证据是那些飞速增长的视频号数据，以及人们对朋友圈的留恋。
而大众的微信，信息正变得异常的碎片化，每个人是接受人同时也是发送人，这种极致的去中心化让信息的制造和传播越来越多地被主观的利益和需求驱动，原本沟通、传递知识和产生社会共同认知的作用被大大冲淡。信息正变成一种满足欲望的工具，毫不意外地，算法也同样在放大这种倾向。
张小龙的微信一露头，大众的微信就会反对它，但前者似乎并没有意愿去从后者面对的真实的、情感的和更长久的改变去理解后者——比如在今年的公开课中，张小龙曾说，从微信后台的表情包使用数据发现，人们的表达越来越激烈，于是微信决定推出炸屏幕的新功能。但他可能从没思考过，这种越来越激烈的沟通方式，与过去十年作为中国人最主要获取和交换信息的场所的微信自己，有什么样的关系。
微信身上的这些矛盾还带来更深层的问题，比如一个社交属性极强的工具，是否适合承担信息筛选平台的任务？一个公共属性极强的产品，是否应该继续保持上帝视角，还是应该多些彼此坦白和交流？
这些问题很难有标准答案，但如果无法在两种微信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如果从理想上设计微信的人看不到被大众塑造的真实微信，进而无法开启两种微信之间的和解与讨论的话，下一个十年，现实的微信还会继续反对那个假想中的微信，每个人都会继续在这些矛盾里被动地改变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