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端
编辑／朱弢
12月22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商务部，召集阿里、腾讯、京东、美团、拼多多、滴滴等6家企业召开规范社区团购秩序行政指导会，以“九不得”明晰监管底线，要求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切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主动承担更大社会责任。
此番公布的“九不得”包括：
一是不得通过低价倾销、价格串通、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方式滥用自主定价权。
二是不得违法达成、实施固定价格、限制商品生产或销售数量、分割市场等任何形式的垄断协议。
三是不得实施没有正当理由的掠夺性定价、拒绝交易、搭售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四是不得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排除、限制竞争。
五是不得实施商业混淆、虚假宣传、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危害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六是不得利用数据优势“杀熟”，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七是不得利用技术手段损害竞争秩序，妨碍其他市场主体正常经营。
八是不得非法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给消费者带来安全隐患。
九是不得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危害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强化对互联网平台型企业的监管规范并非始自今日。2019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和2020年1月起实施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都从各自角度进行了阐述；11月上旬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12月份政治局会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到近日的规范社区团购秩序行政指导会，可见监管理念层层细化落地，体现了决策机构对社会关切的快速回应，相关内容也将成为引领互联网企业规范有序进入社区下沉市场的底线标准。
以中国的国情特征，上述规定在短期内对相关企业无疑可以形成一种震慑作用，避免巨头们的降维碾压对社区末梢民生生态带来不可承受的冲击。
从长远的理性层面看，这场堪比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数字化革命浪潮是历史大势使然，其本质是依托数据智能在社会零售终端的新一轮的要素优化重组。
社区团购在挤压传统菜贩生存空间的同时，也通过后端的供应链整合、流量赋能、平台背书等手段为“宝妈”、“街坊大婶”等非传统菜贩群体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并且把大量普通居民去菜市场和商超场所买菜购物的时间精力解放出来。而这部分被解放出来的“国民总时间”对拉动其他领域的生产和消费有积极作用。
优化对平台型企业的监管治理，需要顺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发展逻辑。部分自媒体用“低价倾销挤垮对手--获得垄断地位--提价伤害消费者利益”的逻辑链条，来勾勒互联网巨头们倾注如此大成本和热情鏖战这一民生末梢市场的动机，无疑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作为一种新型经济范式，平台经济以数据支撑、网络协同、交叉补贴为基本特征，高成长、广覆盖、强渗透进社会生产生活的各种场景。
巨头们集中发力社区团购，更多是出于战略层面的布局考量：当前互联网线上流量红利已经消耗殆尽，获客成本高企，而社区团购看似亏本的菜价补贴，事实上是借力高频刚需的民生痛点需求，以此来实现在线下下沉市场上的低成本规模化获客，并与其他业务形成深度协同，基于此构建对目标人群的深度黏性，实现更长用户生命周期内的数据聚合与数据挖掘的价值深耕。
另外，互联网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从单纯的市场规模比拼逐步深入到数据竞争力、算法竞争力、生态支撑力等层面，社区团购作为高频高黏性的规模化流量入口，对相关企业构筑发展护城河，谋求新增长曲线和可持续竞争优势具有深远意义。社区团购培养出的团长/线下KOL也会成为巨头们在新业态点位上创新和扩张的地推网络支撑。
网络协同效应和生态补偿效应是支撑互联网平台型企业持续产生“涌现式”、“裂变式”创新的动力源泉，而在这种基于多方主体价值共创、多方市场交叉补偿的创新过程中，更多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岗位也有可能成长出来。
面对这场数字化转型大潮的冲击与阵痛，简单的道德批判无济于事，莫若把问题转化为，如何化解传统菜贩的失业问题和线下商超零售终端场所的可持续生存发展问题；如何引导社区民生末梢新生态的发育完善，以形成新的利益均衡，减轻转型的社会震荡。
这些问题可以从商业层面对市场垄断行为的规范入手，也可以征收数字税等政策创新角度，引导社会通过二次分配补贴在转型中受损的偏弱势群体。同时更需要强化政企协同，引导互联网龙头企业把新兴技术手段与自身的平台生态优势有机结合，驱动社会终端末梢的业态持续创新，以技术赋能来为社会资源和技能相对缺失的弱势人群提供就业岗位，让这部分人以有尊严的方式参与社会价值创造，而不是在急遽的社会变革浪潮中被甩出正常社会运行轨道，成为社会转型期群体性焦虑的源泉和不安定因素。
伴随着近来一系列反垄断的政策和监管措施出台，部分互联网企业市值随之出现波动。疫情期间，互联网龙头企业迅速响应防疫抗疫应急需求，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震器”的作用。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头部互联网企业所拥有的强大技术研发能力和生态型社会资源动员能力，依然是中国政府可以快速调用的、应对各种内外复杂不确定局面的重要支撑。
因此，稳定资本市场预期、稳定互联网企业商业创新的动力与活力，依然是后续政策制定中需要考量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强化反垄断监管，底层逻辑正是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尊重与敬畏。个人建议在商业创新层面充分尊重平台经济内在发展规律，在社会责任层面和二次分配层面强化政府作用，厘清行政手段与市场力量的边界，以确保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良性协同。
同时，稳定资本市场信心并非仅只事关某些企业沉浮，也事关未来中国科技自主创新中资本市场支撑力的信心与恒心。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融合创新发展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