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群
近期，蚂蚁集团被暂缓上市，引发了针对金融科技监管前所未有的大讨论。
11月11日上午，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在21世纪亚洲金融峰会上再次对外表态，金融科技并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因此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视同仁，只要从事同类金融业务，都应在现行法律法规框架下，接受一致的市场准入和持续监管，遵循同等的业务规则和风险管理要求。
同时，梁涛认为，必须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关系，要高度关注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新型风险，特别是网络安全、数据保护、市场垄断等风险挑战，建立健全覆盖业务、网络、技术、数据等各领域，更加适应数字化时代要求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任何时代，金融创新都要有风险意识，不论是金融机构还是科技企业，只要参与创新，企业就要有风险意识。”北京金融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范文仲在峰会上指出，很多人认为金融创新消除了风险，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次金融创新都未减少风险，且需要更强大的制度、机制去约束，金融机构在任何时代都需要尊重基本规则。
纵观最近金融官员等的表态，监管对于金融科技的态度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从过去鼓励金融创新进入到防范金融风险为主。
金融数字化转型是一场持久战
一直以来，经济数字化转型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金融数字化转型。
经过这么多年发展，金融行业从金融电子化、金融移动化，进入到金融数字化转型。在这一转型时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给金融行业带来科技优势，同时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清醒地认识到，金融数字化转型必然充满艰辛与挑战，是一场“持久战”。
针对金融数字化转型，梁涛表示，银保监会始终坚持审慎包容的监管导向，引导银行保险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稳妥开展金融科技应用和模式探索。疫情爆发后，鼓励银行保险机构运用好科技手段，提高线上金融服务效率，优化丰富“非接触式服务”渠道。
总体来看，梁涛认为，中国金融数字化转型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部分机构顶层战略和落地执行有待加强，数据治理能力有待提升，客户体验有待改善。金融科技与金融机构自身系统的兼容程度、产品业务的融合程度还有待挖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风险也需引起高度关注。
对于下一步如何走？梁涛表示，既要坚定不移地支持金融科技发展，加快金融数字化进程，优化客户体验，提升服务效率。同时，也要密切关注金融科技带来的影响，做好前瞻性部署安排，确保市场公平和金融稳定。
所以，金融企业在积极拥抱金融科技、加强数字化应用同时，也要坚守金融发展基本规律和金融监管原则。
对此，梁涛提出两条重要原则：
一是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原则；
二是坚守风险底线原则。
然而，科技大公司对金融的不断渗透，使得金融行业对于金融数字化转型十分迫切，但转型不仅仅是技术转型，更是金融业务及商业模型的转型。
对此，梁涛认为：
首先要认识用户，更好地服务金融消费者；
其次是认知自身，走符合自身特点的数字化转型道路；
第三是要认知合作伙伴，加强与第三方合作的风险管控。
对当前金融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遇到的问题，梁涛的认识十分清晰。特别是谈到认知合作伙伴，加强与第三方合作的风险管控时，他直接指向的正是蚂蚁集团等金融科技公司与银行推出的联合贷款模式。
梁涛认为，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合作的过程中，要做好对合作方的尽职调查、风险评估、名单管理和持续监测，切实做好风险管控。
一方面要落实好主体责任，金融机构是自身风险管理的第一责任人，不得将信息科技管理责任外包，不得将涉及战略管理、风险管理、内部审计及其他有关信息科技核心竞争力的职能外包；
另一方面要坚持风险判断的独立性，严格落实自主风控原则，自主开展客户准入、风险评估、贷款审批、贷后管理等工作。
上述梁涛所提及的两点，其实都是当前联合贷款所存的风险隐患。所以在蚂蚁集团上市前夕，银保监会联合央行共同推出网贷新规，对网贷公司的注册资金、业务范围、联合贷款等方面都做出了新的规定，逼得蚂蚁集团不得不暂缓上市。
巴塞尔协议永远不会过时
除了梁涛的发言值得关注，范文仲的讲话也同样具有代表性。
北京金融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范文仲
范文仲原先是中国银监会国际司主任，后来出任北京金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在此次央行推出的金控集团监管办法中，首批试点企业就包含北京金控，代表地方金控集团。他对于金融科技的一些观点，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国有金控集团对此的表态。
范文仲认为，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金融发展正经历剧烈变迁的历史时刻，中国在这轮的金融创新中有望走在世界前列。
在很多重要的经济金融领域，中国已经跻身金融和经济大国。例如，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一大工业产品制造国、第一大货币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银行市场，全球前十大银行中中国就有四家。
所以，范文仲表示，中国金融创新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金融基础。尤其是，当前以大数据、支付、征信、数字资产交易为代表的金融基础设施，将是未来一个国家和地区金融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对此，范文仲表示，中国具有体制、机制优势。“如果我们把这个科技基础设施比作金融领域的“能源”和“电力”、金融城市的“高速公路”和“地铁”，中国则在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具有非常强大的后发优势。”
他提出，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应该由政府统一规划，由社会机构、市场机构共同建设，由具有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机构来运营，最后由社会大众和所有的企业及机构共享使用。这些金融科技基础设施是未来金融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因此中国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将引领金融创新。
关于巴塞尔协议，范文仲认为，目前专家和机构对它有一些误解，大家认为它过时了，但它恰恰是在总结历次金融危机的教训基础上，不断发展起来的。
他强调，巴塞尔协议最根本的解释就是“有多大本钱，做多大买卖”。这个要求不论在任何一个时代，对任何的金融机构都是必需的，这个道理永远不会过时。
“如果一个机构或资产的估值脱离了现实的基础，用各种金融的创新语言，导致了过高的杠杆率，这都会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泡沫化，会导致系统性风险。”范文仲指出，中国金融体系的规模还在不断上升，业务的复杂度也不断上升，这就需要更加完善的制度和监管规则来约束风险。
此外，他还指出，金融不仅要降低交易成本，也要降低金融体系的“雾霾度”。很多金融创新表面上降低了交易成本，实际上拉长了交易链条。
范文仲以全球金融危机为例子，强调不能忘记这个深刻的教训。在危机之前，西方金融机构对一个信贷资产进行多重资产证券化，打包卖给不同的投资者，表面上看来发行机构不再承担风险了，但这个风险依然留在金融体系内。
而且，随着交易链条的不断加长，最终的投资者离最初的底层资产越来越远，增加了整个交易的不透明度，同时发行者认为新增的贷款可以打包转卖，对信贷资产质量的审核也大大放松，增加了道德风险。
很多人将美国次贷危机中的这套玩法，联系到蚂蚁集团之前的放贷模式。
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2019年8月10日，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伊春会议上，一语道破蚂蚁集团此前的放贷秘密——如何用30多亿资产放贷3600多亿？
其实就是用30多亿元先跟银行贷款，形成90多亿资金规模，然后去资本市场利用ABS（资产证券化）循环融资40多次，形成3600多亿放贷规模。最后蚂蚁集团被监管强行限制循环次数，被迫改为联合贷款模式。
最后谈及金融监管，范文仲提出三个建议：
一是要以金融功能和风险实质监管取代机构名称监管；
二是要按照系统重要性的维度来监管，把握好鼓励金融创新和促进风险防范的平衡；
三是要防止核心社会资源的垄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