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吉正 李媛 北京报道
以往企业年会的相关新闻，大都是老板们之间“一掷千金”的比拼，而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东方”，EDU.N）的董事长俞敏洪近日却被几个员工在年会上的吐槽送上微博热搜。
“领导随口一说，立刻讨好跟着，项目马上启动不计后果”；“重复的都抢着做，创新的没有几个”。在新东方年会上，员工对新东方部分中高层的讽刺获得俞敏洪的拍手叫好，俞敏洪第二天随即在微博上表示要“奖励12万元”。
剖析事件本身，在网友为6个表演者的仕途担忧之前，是俞敏洪在2018年发布了5封内部公开信，其中第2到5封信中，直指新东方高层存在“怠政、懒政、乱政”的问题。俞敏洪已明确在中层干部以上将实现末尾淘汰，以寻求新东方自上而下的改革。
俞敏洪用麻袋装钱发工资的事迹一直成为其思想保守的象征。作为新东方帝国的塔尖人物，俞敏洪在为新东方注入了“人文情怀”的企业文化后，新东方更具有包容性，但同时，这也使得新东方的内部人员普遍认为新东方比国企更有“国企病”。
“老好人”俞敏洪
一曲改编歌曲《释放自我》，赢得了俞敏洪的拍手叫好及12万元的奖励，在外人为俞敏洪的豁达点赞之时，内部人员认为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太大的新闻。
谈及员工对俞敏洪的评价，完全可以用“爱之深，责之切”形容。
“骂老俞和领导企业文化。”新东方原讲师张超告诉记者，“‘在新东方累，女人当男人，男人当畜生，畜生当领导’，这种话都是张口就来的，但在时下，很多中层架子比老俞还大。在新东方管理层来看，随着体量的扩大，新东方也越来越像旧时的国企。”在新东方骂领导骂老俞就是企业文化和政治正确，包括在新东方教课的时候也是如此，历年来吐槽领导的节目比比皆是，而这下年会上的吐槽居然成新闻了。“看来部分中层人员的做法，已经引起了职工的不满。”
另一名新东方负责考核类工作的前员工王芳（化名）也给出了类似的看法，新东方确实有吐槽领导的文化，且每年年会都会有类似的项目。“但在吐槽高手中，吐槽最终成了拍马屁，其实这次年会的吐槽，这些员工并不是有多大胆子。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响应老俞的口号。”
在公众眼中，俞敏洪是一个感性且带有文人气息的企业家，而在新东方内部，俞敏洪亦是如此。接受采访的新东方员工对于俞敏洪的评价都集中在感性二字。“俞敏洪的性格，决定了新东方是一个人文情怀比较重的企业。”新东方管理层人士李立（化名）告诉记者。
在新东方创立之初，俞敏洪的性格成为了新东方能够团结住一拨核心人员的关键，但在新东方已成为巨头之时，俞敏洪宽容的性格却成为了新东方的“软肋”。
在此次新东方年会前夕，俞敏洪对于管理层的不满已经跃然纸上。
根据目前新东方公布的最新的2019财年二季度财报显示，新东方实现营收5.97亿美元，同比增长27.8%(其中“优能中学”收入同比增长39%，“泡泡少儿英语”同比增长35%)。尽管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模式，但此次Q2季度的营收增速却创下5个季度来增速最低的纪录。
在净利润方面，新东方出现了7年来首次季报净亏损，其本财年第二季度亏损达2580万美元，而上年同期盈利430万美元。这也创下新东方上市以来最大季度的亏损额。
对于业绩下滑，2018年俞敏洪连发5封内部公开信，痛斥了新东方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在5封信中，对于新东方内部问题，俞敏洪用越来越强硬的措辞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在第五封公开信中如是写道：“现在公司许多管理者不愿承担责任，整日协调推诿，又或是不思业务精进，只是机械性执行上级指示。怠政、懒政、乱政，导致管理者战斗力的整体下降，管理者战斗力的下降又限制了员工战斗力的发展。这个观点我想不少人都会同意，所以我们首先要整顿的是管理者，凡是6级及以上的管理者都要整顿一遍，让平庸的、捣乱的、只会奉承拍马、不会干活的人先离开一批。”
根据新东方内部人员的表述，新东方内部等级共分为13至14级。最高级别仅有俞敏洪一人，10级以上为高层管理人员，9至6级为中层管理人员，6级以下为基层人员。
此后俞敏洪公开表示，在2019年新东方将实行末位淘汰5%～10%；强推新东方“三化”（标准化、系统化、信息化），并亲自担任“三化”工作组组长。
王芳告诉记者，新东方本身并未有严格的考核奖惩机制。“其实新东方内部是有KPI考核机制的，每年我们都会对中高层管理人员进行全国调研。问题在于调研完了也就完了，即使某个总监考核连年倒数，但也没看到有什么奖惩措施。”
“中层上不去，高管下不来，无过便是功，这是新东方的写照。”王芳说，“某种程度上看，国企存在的通病，新东方照样存在。”
在2018年，俞敏洪因“女性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堕落”不当言论引来了公众和媒体的口诛笔伐，自己百口莫辩，最终落得亲自到妇联道歉。“人设的低谷，或许是让俞敏洪下定决心整改新东方的原因之一。”王芳说，“谁都知道俞敏洪是一个老好人，改革意味着需要牺牲部分利益，俞敏洪能不能做下去还很难说。”
“企业文化固然重要，创始者为企业注入灵魂也无可厚非，但在缺乏严谨的管理制度、奖惩措施下，单凭人文情怀，很难掌舵住新东方这艘上万人的‘大船’。”据一位接近俞敏洪的管理咨询公司合伙人说。
总部与分校
“找个学校试点，旅游城市优先”；“细数这么多年，从不来总部这边，难道是嫌北京学校太远”……歌词中如是唱道，而现实也是如此。
“如果把新东方看成是一个帝国，那么全国各地的分校不过是分封到各地的‘诸侯’，集团总部将校长分派到各地，校长只要向上汇报业绩，而具体的分校发展方向主要由校长定夺。”七天网络课程负责人朱培元告诉记者。
朱培元的说法同样得到了来自新东方内部人员的肯定。根据各地分校的营业体量，一般会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但对于新东方的学校试点屡屡放在“旅游城市”的说法，李立向记者表示，其实这种情况也可以解释得通。“例如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新东方的体量扩张已经接近饱和，继续大幅度扩张的可能性较小，反而放在业绩体量略小的分校、各类试点学校来刺激增长。”
各个分校是以城市为一个主体，校长是所在城市分校的最高权力者，管理该城市包括泡泡英语、优能教育在内的所有新东方业务。按照营业额体量的不同，可分为A、B、C、D、E等。
张超却告诉记者，作为分校的最高管理者，所有试点的政策往往是分校校长拍板决定的，然后向集团总部汇报。每个分校侧重点都不同，因而各个业务板块优劣势也有所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论上无论体量大小，所有分校的级别包括北京在内都是相同的。
“这也就造成了新东方总部的管理层在与外地分校的人员沟通工作时较为不便，而与北京分校人员沟通时，部分时候只需要换个楼层而已。但大部分试点业务又集中在外地，且在沟通中，分校校长具备话语权的，往往是要求总部配合地方。同样，总部有新开发的项目，有时需要外地的分校配合实验，然而必须得到分校校长的同意。往往结果就是分校认为新项目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予以拒绝，这就加大了内部沟通的烦琐，因而有矛盾也是情理之中。”李立说。
虽然俞敏洪作为新东方最高级别的存在，相比刘强东不在场京东董事会不得开会的硬性要求，俞敏洪在新东方董事会的存在感就显得非常之弱。“从我个人接触来讲，俞敏洪是一个非常开明随和的人，不强势是所有人对俞敏洪的第一印象，甚至在新东方上市之前，董事会或高层会经常在俞敏洪不在场的情况下就作出决议。”上述接近俞敏洪的管理咨询公司合伙人说道。
“大船”新东方
相比较好未来专注于学龄儿童，新东方的培训业务已经做到了全年龄段的覆盖。在新东方出现上市以来最大亏损的时候，好未来2019财年第三季度财报实现了净利润1.238亿美元。
按照多方说法，新东方对基层教师的培养和福利确实非常好。仅在2017年，新东方就将超过800名教师送往国外培训，与同行相比，新东方在此方面的投入无疑是巨大的。“从俞敏洪个人来看，他本身非常希望保有一批优秀的讲师。”李立告诉记者。
但对于新东方的师资问题，业内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在2003年，新东方的老师不过百人，但在2013年，新东方仅北京地区的老师就超过了7000人，而如今新东方授课人员动辄上万人，仅凭老俞的个人情怀和理想是难以支撑的。”张超说。
在2017年，新东方旗下的泡泡英语被曝伪造教师资历，暴露出了新东方在师资方面存在的问题。据张超回忆，在排课紧张的时候，甚至会让实习生代课。“我身边的老师在进入新东方后，培训的时间大概就是3个月，基本内容就是听老师讲课，而后就可以授课。”
对于新东方的考核机制，多方说法较为一致。“在新东方，学生的打分和奖金挂钩。不影响课程，讲点笑话让学生高兴是非常有必要的，但这个制度让不少老师以讨学生喜欢为第一目标。讲笑话，编造经历，完全跑偏教学本质了。”张超同时告诉记者，很多讲师获得了与其资历并不匹配的薪水。新东方对老师的考核主要由讲几段课给各级部门负责人评判，且“讲段子”几乎成了新东方的传统，包括张超本人都受到过这个传统的影响。
再将时间退回到2006年，以讲段子闻名的罗永浩，彼时已离开新东方创立了牛博网。他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就曾直指新东方的教育培训是“制造了理想主义者创业的假象”，诸如为了让学生打高分而采取各类手段的老师是客观存在的。
“后来，新东方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考核标准从打分制变为续班，但本质上还是商业推销行为。”朱培元说。
“2018年，新东方实质上调整了一次组织框架，寻求整个组织架构尽可能扁平化，最后效果非常有效。”朱培元说，“这可能也是俞敏洪发公开信下决定的原因之一。”
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角色“成东青”（俞敏洪原型）没有勇气开除评分最低的讲师。在未来，俞敏洪是否真的有勇气完成电影中“成东青”的未尽事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