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美国《纽约客》杂志近日专访Facebook CEO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梳理了扎克伯格的成长经历、创业史和他目前面临的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说，Facebook目前才刚刚步入正轨。现在的问题不是扎克伯格是否有能力改善Facebook存在的问题，而是他是否愿意这么做。多年以前，他让Facebook家喻户晓。如今摆在他面前的挑战是：如何让Facebook变好。
以下为文章全文：
8月的一个工作日，时钟指到上午10点，Facebook董事长兼CEO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打开了他在加州帕罗奥尔托的家门，脸上挂着勉强的笑容。他不喜欢接受采访，特别是在经历了长达两年无休止的争论之后。他是个喜欢熬夜的程序员，不喜欢早起。他走进厨房，里面有一张农舍风格的长桌和涂成丛林绿的橱柜。他说，“我还没吃早餐。你呢？”
2011年以来，扎克伯格一直住在新月公园附近的这栋百年老宅里。那是一片种满橡树、历史悠久的住宅区，距离斯坦福大学不远。这座花费700万美元买下的房子给了他一种庇护感。它远离道路，被篱笆、墙面和高大的树木遮挡。客人可以通过拱形木门进入，沿着长长的砾石小径来到前院的草坪，中间有一个海水泳池。扎克伯格买下这里的第二年，就和跟他一起经历爱情长跑的女友普丽西拉·陈（Priscilla Chan）在环绕着花园、池塘、凉亭的后院里举行了婚礼。那以后，他们有了两个孩子，还在夏威夷购置了一个700英亩的庄园，在蒙大拿州买了一套滑雪公寓，在旧金山的自由山上买了一套四层的小洋房。
有时候，扎克伯格会在后院或餐桌上录制一段Facebook视频，对于这样一个通过劝诫员工不断“推动世界进一步，使之更加开放和透明”的人来说，这似乎都在意料之中。但他个人的开放意愿却很有限。虽然扎克伯格是他这一代人中最著名的企业家，但除了家人和朋友这个小圈子外，外界似乎仍然对其知之甚少。而他保护自己隐私的做法也难免引起人们的关注。当地媒体记录了他与一位开发商的不和，那家开发商计划建造一座可以直接看到扎克伯格家主卧室的豪宅。经过一场官司之后，开发商放弃了，扎克伯格花了4400万美元买下了他家周围的房子。这些年来，他开始相信自己会永远成为批评的对象。“我们不是卖狗粮的，尽管我觉得卖狗粮的人可能也会认为他们的业务存在争议，但这是根深蒂固的文化问题。”他说起自己的企业时如此描述道，“它处在技术与心理学的交汇点上，而且非常个人化。”
他拿着一盘香蕉面包和一瓶水走进客厅，然后坐到海蓝色的天鹅绒沙发上。自从2004年创办Facebook以来，他的“制服”已经从连帽衫和人字拖发展到现在的灰色运动衫、蓝色牛仔裤和黑色耐克鞋。34岁的扎克伯格皮肤白皙，高额头，大眼睛，比十多年前刚刚成为公众人物时更干练。在前门旁边的门廊上有一辆Peloton健身自行车，这是科技界最喜欢的配置，可以通过流媒体视频把私人教练带到你的家中。扎克伯格虽然也会使用这台机器，但他并不喜欢骑自行车。几年前，当他第一次尝试使用带有赛车踏板的公路自行车时，忘了解开固定带，结果翻倒在路边，还摔断了胳膊。他说，他现在除了在门廊上骑自行车外，“再也没有使用过固定带。”
他和妻子更喜欢桌面游戏和电视游戏，我在沙发旁边看到一款名为《Ricochet Robots》的游戏。“它很有竞争性，”扎克伯格说，“我们跟朋友一起玩，其中一个人在这方面是天才。跟他玩真是气人。“Facebook前员工戴夫·莫林（Dave Morin）创办了是一家名叫Sunrise Bio的创业公司，希望能找到治疗抑郁症的方法，他曾经在办公室跟扎克伯格一起玩《Risk》。“他不是在《Risk》游戏里跟你玩，而是在游戏的游戏里跟你玩。“莫林告诉我，“第一个游戏中，他可能会把他所有的军队聚集在一个地方，而下一个游戏中，他可能会把他们分散到所有地方。他试图找出在所有游戏中击败你的心理方式。“
在整个科技行业中，扎克伯格的求胜欲经常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Twitter前CEO迪克·科斯特洛（Dick Costolo）对我说：“他是一台无情的执行机器，如果他决定对付你，你就跑不掉。”LinkedIn的创始人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说：“硅谷有很多人认为马克很有攻击性和竞争性。我认为有些人正是因为这种想法而对他敬而远之。“霍夫曼曾是Facebook的早期投资者，但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感觉到扎克伯格跟他保持着距离，因为他们都在打造社交网络。“很多年来，他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说：‘你的LinkedIn会被干掉，所以尽管我们交情不错，但我不想跟你走得太近，因为我要干掉你。 ’ 当然，现在这已经过去了，我们是好朋友。”
当我向扎克伯格问起他的这个名声时，他却给出了不同的说法。任何社交媒体公司的生存都依赖于“网络效应”，而网络的价值只有通过寻找新用户才能增长。因此，他说，“这就自然形成了零和状态。如果我们要实现我们想要的目标，那不仅仅是开发最好的功能，还要建设最好的社区。“他补充道，”我在乎成功。没错，有时候你必须打败某人才能继续发展。但这并不是我的主要发展模式。“
多年来，扎克伯格在Facebook的会议结束后都会半开玩笑地劝告员工：“唯我独尊（domination）！”虽然他后来已经不再这样了（在欧洲法律体系中，“domination”指的是公司垄断），但他对失败的不安仍然显而易见。几年前，他跟朋友的女儿在一架公务机上一起玩拼字游戏，那个女孩当时正在读高中。女孩赢了。在他们玩第二局之前，他写了一个简单的计算机程序，可以在词典中查找他的字母，好让他从所有可能的单词中进行选择。当飞机降落时，扎克伯格的程序以微弱优势领先。那个女孩告诉我，“在我跟电脑程序对抗的那局游戏里，我们身边的所有人都在选边站队：人类队和机器队。”
力量强大 但丑闻和批评不断
如果Facebook是一个国家，它将凭借22亿的月活跃用户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约占人类的三分之一。如此庞大的用户群在美国企业的历史上没有先例。现在距离扎克伯格当年在宿舍里创办Facebook已经过去14年后，该公司的追随者已经可以与基督教的信徒数量比肩。
几年前，Facebook还很迷恋于它的强大的力量。通过收集有关其用户的大量信息，它可以帮助广告主精确定位用户——正是凭借这种商业模式，Facebook在一年内获得的广告收入超过所有美国报纸的总和。扎克伯格花了大部分时间与许多国家的元首展开沟通，还公布了许多雄心勃勃的计划，例如通过巨型无人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免费的上网服务（其中包含Facebook的服务）。他非常喜欢控制自己的公司：除了担任董事长兼CEO之外，他还控制了大约60%的股东投票权，这要归功于一种投票权10倍于普通股的特殊股票。他的个人财富增长到600多亿美元。Facebook是美国互联网行业的四大主导公司之一（另外三家是谷歌、亚马逊和苹果），其公司市值甚至超过法国的GDP。
多年来，关于Facebook使用隐私数据并塑造人们行为的担忧不绝于耳。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该公司又陷入麻烦，当时有宣传人员利用该网站散布虚假信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误导社会公众。其中一些不法之徒只是为了牟取暴利，他们通过标题党的方式利用“假新闻”欺骗Facebook的自动化系统。在一个典型案例中，至少有一百个网站被追溯到马其顿韦莱斯，在那座小城里面，一些创业者（有的还在读高中）发现，向支持唐纳德·特朗普的 Facebook小组发布虚假新闻会带来很大的流量。假新闻消息来源还会向Facebook购买“微定向”广告，专门瞄准那些以往就容易受到影响的用户。
美国情报部门表示，其他不法分子则是俄罗斯特工，他们想要制造政治混乱，帮助特朗普获胜。今年2月，负责调查俄罗斯如何影响美国大选的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指控13名俄罗斯人使用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采取“干涉行动”。为克林姆林宫效力的圣彼得堡公司Internet Research Agency（IRA）吸引了数十万用户加入专门为了激发愤怒而成立的Facebook小组，包括Secured Borders、Blacktivist和Defend the 2nd。他们利用Facebook组织线下集会，并购买Facebook广告来破坏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民主党选民中的地位。（例如一篇题为《希拉里不值得黑人投票》。）虽然只有不到100名特工，但IRA却对选情施加了惊人的影响：Facebook估计，他们发布的内容接触的用户多达1.5亿。
与此同时，一些Facebook前高管也纷纷发声，认为该公司对孤立、愤怒和成瘾等行为推波助澜，这也跟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的观点相符。去年在《美国流行病学》期刊上发表的最重要的研究之一，就在3年时间内跟踪了5000多名Facebook用户。结果发现，这项服务的使用量与受访者自我报告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下降呈现相关性。在2017年11月的一次活动中，Facebook的第一任总裁肖恩·帕克（Sean Park）称自己是社交媒体“尽责的反对者”。他说，“只有上帝才知道它对我们孩子的大脑产生了什么影响。”几天后，Facebook前用户增长副总裁查马斯·帕里哈皮蒂瓦（Chamath Palihapitiya）在斯坦福大学对观众说：“我们创造的由多巴胺驱动的短期反馈回路正在摧毁社会的运作方式——没有民间话语，没有合作，但却有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真相。”帕里哈皮蒂瓦是硅谷名人，他从2007年到2011年任职于Facebook。他说：“我感到极度内疚。我想我们都知道自己内心的想法。”提到他自己的孩子们，他补充道，“我不允许他们使用这坨屎。”（Facebook在一份声明中回复了这一言论，指出帕里哈皮蒂瓦已经离开6年了，该公司还并补充道：“Facebook已经与当时大不相同。“）
今年3月，Facebook遭遇更大的丑闻：《纽约时报》和英国《观察家报》报道称，一名研究人员获取了Facebook用户的个人信息，并将其出售给了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雇用的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咨询公司。这家公司在广告中宣称可以使用“心理”技术来宣传操纵选民的行为。此事总共涉及8700万人的个人数据。此外，Facebook早在2015年12月就已经获悉此事，但却并未向用户或监管机构披露任何信息。直到被新闻媒体曝光后，该公司才承认此事。
“剑桥分析丑闻”引发了Facebook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并由此引发了公众对科技巨头强大势力的担忧。Facebook目前正在接受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以及伦敦、布鲁塞尔、悉尼等地的海外机构的调查。Facebook的同行和竞争对手并没有对其表达同情。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删除了他的Facebook个人主页以及他旗下的特斯拉和SpaceX两家公司的Facebook主页。苹果CEO蒂姆·库克（Tim Cook）则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把用户变现，我们可以赚很多钱，”但“我们不会这样做。”在5月的Facebook年度股东大会上，高管们面临巨大压力。一名投资者打断了大会进程，反对提名扎克伯格为董事长，但却遭到否决。在外面，一架飞机上挂着一个横幅飞过，上面写着“你破坏了民主”。这场活动是由Freedom from Facebook支持的，这个激进团体曾经要求美国FTC将Facebook分拆为一些较小的部门。
7月25日，Facebook的股价下跌了19%，市值缩水119亿美元，创华尔街历史上最大单日市值缩水记录。《名利场》的科技主笔尼克·比尔顿（Nick Bilton）在推文中称，扎克伯格每秒损失270万美元，“这是普通美国人一辈子收入的两倍。”Facebook在美国和加拿大都不再增长，在欧洲略有下降。该公司的高管警告称，其营收增长将进一步下滑，部分原因是丑闻导致用户选择禁止Facebook收集数据。Facebook的发展依赖于用户的信任，过去两年的事件让人们担心这家公司是否值得他们信任。
扎克伯格的朋友们认为，他所经历的这些艰辛都是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的副产品。人们经常拿他跟另一位哈佛大学辍学生比尔·盖茨（Bill Gates）相比，后者曾是扎克伯格在商业和慈善事业上的导师。盖茨告诉我：“如果一个人很聪明，很富有，但他承认问题的速度不够快，那就会被人批评为傲慢。这很正常。“他补充道，”我不会说马克是一个傲慢的人。“但是，在批评者看来，Facebook的确因为贪婪、天真和蔑视监督而对错误视而不见。
在今年夏天的一系列对话中，我与扎克伯格谈论了Facebook的问题，以及他对科技和社会的基本看法。我们在他的家里、办公室和电话里进行了很多沟通。我还采访了公司内外的40多个人，了解Facebook的文化，以及扎克伯格的表现和决策。我发现，扎克伯格会努力应对那些令他措手不及的问题，尽管并不总是那么条理清楚。这并不是需要熬夜破解的技术难题，而是关于人类社会的一些微妙问题，包括真理的含义、言论自由的局限以及暴力的起源。
人们目前正在就硅谷的道德品质及其领导者的良知展开辩论，而扎克伯格则成为了这场辩论的核心。斯坦福大学的科技历史学家莱斯利·柏林（Leslie Berlin）告诉我：“长期以来，硅谷在美国都享有无拘无束的待遇。现在每个人都说，这是耍花招吗？马克·扎克伯格所面临的问题是：我的公司应该充当20亿人真理和公道的仲裁者吗？科技史上没有人处理过这个问题。”
扎克伯格是Facebook的“国王”
Facebook的总部位于门洛帕克黑客路1号，俯瞰旧金山南部的盐沼。这里给人感觉像是一个繁荣的专制小国，就像科威特或文莱一样。公司园区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提供全面而免费的硅谷特权：干洗、理发、音乐课程和许多自种作物，还有烧烤、印度香饭和沙拉餐吧。除了股票期权和慷慨的福利外，这些额外的待遇最早始于1970年代，莱斯利·柏林表示，当时企业创始人希望创造令人愉快的工作场所，以避免工会的崛起。这个园区是在迪士尼顾问的帮助下设计的，就像一个环绕在中央广场周围的人造小镇，主干道两侧有各种各样的商店、餐馆和办公室。从空中可以看到广场路面上写着巨大的“hack”。
在这个园区里，扎克伯格就是国王。高管们对他不吝溢美之辞。负责Facebook区块链项目的大卫·马库斯（David Marcus）最近告诉我，“当我看到某些人对他的评价时，我个人真的感觉很受伤，因为他不是那样的人。”即使是在开诚布公地沟通时，同事们整体仍然很喜欢他。“他不是混蛋，”一位前高管告诉我，“所以人们才在那里工作这么久。”
在我六月第一次拜访扎克伯格之前，他手下的员工给我提供了一些建议：小心翼翼地前行、建立联系、避免意外发生。这通常是你在接近一只受惊便会难以控制的小鸟时被告知的建议。不过我发现这些建议都是不必要的。
相比外界了解到的信息，他本人要更为温和且直接一些，那些公开声明有点类似于政客枯燥乏味的口吻。外界人眼中与私下生活中的扎克伯格是不同的，这让我联想起了希拉里·克林顿。这两人都是如此，朋友时常抱怨这两人的公众形象与他们所了解的不拘小节、风趣以及宽容等性格有很大出入。扎克伯格以及克林顿都没能找到什么方法向外界传达出更为真实的自己。就扎克伯格来说，他鲜少流露出自我反思的时候，以至于在去年夏天的CNN采访中，他表示自己想要打造一家能让“自己的两个女儿在长大之后因此以他为豪”的公司，之后媒体就将这则片段当作是一条新闻，标题是“扎克伯格真情流露的时刻”。
就他厌恶公开演讲这件事，我向扎克伯格提出了疑问。“我不是那种娴熟的演讲者，我会说错一些话，你也可以看到这样做的代价。”他说道，“我不希望遭受这种痛苦或是做出一些对身边人造成负面影响的事情。”几周前，他告诉Recode Decode的播客主持人Kara Swisher，之所以他允许大屠杀否认者在Facebook上发声，那是因为他不确定这些人是否“有意曲解了这件事”。在此言论引起轰动之后，扎克伯格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他觉得否认大屠杀的行为是“令人深恶痛绝的”。扎克伯格告诉我，“在另一个世界里，就不会出现我碰到的这些复杂的事情，我也许能够更适应一些，单纯做自己。在那里，当我每一次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不会感到屡屡受挫。也许我的角色或者至少说在大众面前做事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
扎克伯格在公司内地位的提升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使得他很难获得真诚、未经删减的反馈。他也试过几次，想要刺穿他身份带来的泡沫。在2013年，他的新年愿望就是每天见一个Facebook以外的陌生人。2017年，他前往三十多个州，踏上了一条“聆听之旅”，希望借此帮助他更好地熟悉外界世界。奥巴马总统的前任竞选总管大卫·普罗夫（David Plouffe）现在是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基金会的政策和倡议负责人，他也参加了部分活动。他告诉我，“如果一个政客参与这类长达一个小时的活动，他们会开谈阔论差不多50分钟。而扎克伯格大约会讲五分钟之间，之后就是问问题。”
但是此次活动却有些古怪。扎克伯格出行时带了一位专业摄影师，负责记录他在威斯康星州喂牛、订烧烤，还有在密歇根州的福特工厂生产线上参与工作的样子。网络上，人们调侃道，这些照片像是一个外星人第一次探索人类生活一样。参与此次活动的前Facebook高管告诉朋友，“没人想要告诉马克，也没有去告诉他，这些行为看上去很蠢。”
扎克伯格人生的一半时间都放在了他成立的公司上，他亲自挑选了自己的副手并且打造了一个适合他的环境。就连Facebook标志性的皇家蓝也反应了他的品味。他是红绿色盲，之所以选择蓝色，原因在于这是他看得最清楚的颜色。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告诉我，“有时候马克会当着全公司人的面说，‘我好像从没有在其他地方工作过，但是雪莉告诉我……’”。她之后又说道，“马克承认自己也许没有过大多数人的经历。他只拥有自己体验过的经历，但是成为马克·扎克伯格本身就是一种非凡的体验。”
小扎生活与创业经历
早在事情变得不可避免或是貌似合理之前，扎克伯格就感知到了自己的潜力。这就好像是“目的论框架下的天选之人”。一位认识很久的朋友告诉我：“我认为马克一直将自己视作为是影响历史进程的人，他注定成为一个出色的人才，我是从广义上来说的。”扎克伯格注意到在历史进程中，不少伟人都是生活在大城市附近的中产社区，之后将这一优势转化为变革性的力量。
就扎克伯格来说，他成长的地方是在纽约以北25公里处的威彻斯特郡。他的母亲凯伦·肯普纳（Karen Kempner）则是在皇后区长大的。一次相亲，让她碰到了邮递员的儿子爱德华·扎克伯格（Edward Zuckerberg），后者当时正在学习成为一名牙医。他们结婚之后有了四个孩子。马克是唯一一个男孩，排行老二。他的母亲曾是心理学家，最终为了照顾孩子放弃了自己的工作。而扎克伯格谈及他的父亲时，这样告诉我：“他是一个牙医，但他也是一个技术迷。所以他不但拥有那种钻牙的系统，但有那种可以由电脑控制的钻牙激光系统。”爱德华·扎克伯格将自己称之为是“无痛医生Z”（PainlessDr.Z），之后开始直接在邮件中用“我是Facebook的父亲”这一标语来招揽生意。（从2013年开始，扎克伯格的父母就住在加州，在那儿，爱德华会偶尔行医，利用社交媒体吸引病人来听讲座。）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爱德华买了一台早期的个人电脑——Atari 800。马克开始学习编程。12岁的时候，他创建了自己第一个网站ZuckNet。在此网站上，他可以在家里以及父亲的牙医办公室之间传输信息和文件。柏油村的拉比·大卫·霍尔兹（Rabbi David Holtz）告诉我，他曾观察过扎克伯格和其他一些孩子，然后发现他“不同于大多数同龄人”。他考虑的事情是其他人不会考虑的。当我询问他干劲都是哪来的时候，他表示这要追溯到他的祖父母，他们在20世纪早期从欧洲移民过来。“他们经历了经济大萧条，日子过得非常困难。”他说道，“祖父母对于孩子的期待就是希望他们可以成为医生，当然他们也做到了，我的母亲一直相信我们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扎克伯格的姐姐兰迪曾是Facebook早期的发言人，之后开始写书、主持一档电台节目。唐娜则拿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PhD学位，并在一家在线期刊担任编辑。阿里尔则在谷歌工作，是一位风投。
当扎克伯格还在念高中的时候，他转学去了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在那里，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编程、击剑以及学习拉丁语。古罗马让他一直感到入迷，起初是因为语言（“它与编程或数学非常相似，我很喜欢这一点”），然后是因为历史。扎克伯格告诉我：“古罗马历史上有很多或好或坏或复杂的人物，我认为罗马帝国元首盖维斯·屋大维·奥古斯都（Gaius Octavius Augustus）都是最迷人的一个人物。从本质上来说，他用一个非常严酷的方式建立了两百年的世界和平。”对于古典哲学专业以外的人来说：奥古斯都出生于公元前63年，在18岁掌权，将罗马从一个共和国变成了一个占领埃及、西班牙北部以及中欧大部分地区的帝国。他排除异己、因女儿滥交将其驱逐，还涉嫌处决了自己的孙子。
“其中有什么权衡取舍吗？”扎克伯格说道，“一方面，世界和平是人们至今仍然在谈论的一个长远目标。两百年感觉都无法实现。”另一方面，他说道，“和平不是免费的，必须做一些事情才能实现。”2012年，扎克伯格和陈去罗马度蜜月。他之后说道，“我的妻子还取笑我说，她觉得这次蜜月是三个人——我、她还有奥古斯都。所有的照片都是奥古斯都的不同雕塑。”这对夫妻后来将第二个女儿起名为八月（August）。（译者注：“August”为“Augustus”的变体）
2002年，扎克伯格去了哈佛大学，在那里他接触到了黑客的神秘色彩，通过寻求破坏来庆祝光明。“对那些当权者说‘滚蛋’非常有用。”这位老朋友说道。2004年，作为一名大二学生，扎克伯格开始参与一个项目，项目的故事现在已经为众人所周知：扎克伯格与四名同学一起创建了Thefacebook.com（“the”这个词在次年被去除）；涉及所有权的法律纠纷，包括孪生兄弟卡梅伦和泰勒·温克莱沃斯提起的诉讼，他们指控扎克伯格窃取他们的想法，还披露了一些令人尴尬的消息，其中扎克伯格嘲笑用户居然给他这么多数据。（“他们‘相信我’。愚蠢。”他这样写道。）他对这些言论表示后悔，并在此后的几年里努力说服全世界他已经放弃了这种想法。
在扎克伯格大二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派对。在排队去卫生间时，他遇到了大一新生普莉希拉·陈。她的父母祖籍是中国人，他们在越南长大，战后作为难民来到了美国，定居在马萨诸塞州的昆西。他们在一家中餐馆洗碗为生。普莉希拉是三个女儿中最大的一个，也是她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我突然去了哈佛，那个世界里人们对于学术有着真正的追求。”她说道，“然后我遇见了马克，他本人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她讶异于自己和扎克伯格的背景竟然如此不同。“在我上的高中，50%的人上了大学。你可以学习如何成为一名木匠或机械工。”她说道，“我就像是，‘这个人说着一种全新的语言，生活在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环境里’。”她补充道，“也许我自己有一些偏见，‘你不懂我是因为你上的是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但她后来说道，“我必须尽早明白一点，我无法改变马克这个人。”在哈佛之后，陈选择去小学教书，最终成为一名儿科医生。2017年，她不再行医，而是成为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基金会的日常负责人。当我向她询问——对于过去两年来面临的外界批判，马克在家中是作何反应时，她向我提到了一个德语单词“Sitzfleisch”，这指的是长期坐着和工作。“他真的会坐很长时间，以至于肌肉冻住，伤到了臀部。”她说。
大二之后，扎克伯格搬到了帕洛阿尔托，然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即使按照硅谷的标准，Facebook的第一个办公室也给人一种很年轻的感觉。扎克伯格会随身携带两套名片。一个上面写的是“我是首席执行官...bitch！”。参观Facebook办公室的人会看到一副涂鸦壁画，壁画上是一个穿着裸露的女性骑在一个斗牛犬身上。科技专栏作家亚当·费希尔（Adam Fisher）写的《硅谷天才》一书中记录了大家口述的硅谷发展史。一位早期员工伊兹拉·卡拉哈姆（Ezra Callahan）若有所思地说道：“互联网发展方向中有多大程度是受到19世纪、20世纪以及21世纪生活优渥的白人男孩的影响呢？这个问题也是社会学家需要一直研究的问题。”
Facebook在推出时很幸运：硅谷正从互联网泡沫中恢复过来，进入了如同救星降临一般的野心期。互联网没有新潮到用户稀缺的程度，但也保持足够新颖的状态，以至于大多都不受管制。先行者可以累积大量的关注者并且巩固权力，而廉价智能手机的到来又为其带来了数百万的新用户。最重要的是，Facebook利用了一个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其存在的资源：用户愿意免费交出大量个人信息数据来补贴公司。
在Facebook，扎克伯格找到了成就其伟大的工具。他的一位演讲撰稿人凯瑟琳·洛瑟（Katherine Losse）在她的回忆录《The Boy Kings》中解释说，“Facebook的工程意识形态”很清楚：“规模和增长就是一切，对于将系统规模发展到最大程度的目标来说，个人以及经历都是次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Facebook越来越关注硅谷所谓的“增长黑客”，即不断追求规模。每当公司谈到“联系人”的时候，实际上这代指的就是用户增长。
然后，在2007年，增长稳定在大约五千万用户，并且没有发生变动。其他社交网络最多也达到了这个水平，Facebook员工想知道他们是否达到了隐藏的极限。扎克伯格创建了一个特殊的增长团队，并赋予该团队很大自由，进而让其寻找增加用户数量的方法。在诸多调整中，他们发现，为网站增加更多语言选择可以让其开辟巨大的市场。增长团队的创始成员亚历克斯·舒尔茨（Alex Schultz）表示，他和他的同事们在追求扩张方面非常狂热。“你会为那一英寸而战，你会为那一英寸而死。”他告诉我。Facebook没有留下任何未尝试的机会。2011年，公司要求联邦选举委员会让其免于披露政治广告的资金来源。在提交的文件中，一位Facebook律师认为该机构“不应该阻碍创新”。
桑迪·帕拉克斯（Sandy Parakilas）于2011年加入Facebook，担任运营经理，在任职会议上，他表示“我们要相信增长的力量”。他说，“增长团队是最酷的。其他团队甚至会在组内称呼其小分队为‘Growth X’或是‘Growth Y’，借此让大家变得兴奋起来。”
为了获得更多受众，Facebook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决策，将Facebook打造成面向外部开发人员的“平台”，就像Windows之前在台式电脑领域那样。该公司已经向想要开发Facebook游戏、个性测试和其他应用程序的程序员开放了大量数据。在Facebook呆了几个月后，帕拉克斯被任命负责管理一个团队，进而确保外人不会滥用这些数据，但他对自己所发现的事情感到不安。有些游戏会‘吸走’用户的信息和照片。他说，有一次，一位开发人员正在收集用户信息，包括儿童信息，以便在自己的网站上创建未经授权的个人资料。在Facebook创建系统审查数据滥用情况之前，Facebook就已经泄露了数据。帕拉克斯建议必须安排审计以明确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据帕拉克斯表示，一位高管拒绝了这个提议并且告诉他——“你真的想要知道调查结果吗？”
帕拉克斯告诉我：“要确保大家切实遵守规定，你很难获得所需要的资源。与此同时，不妨看看增长团队，他们的工程师是全然不理会这些事情的。所有最聪明的人才关注的都是他们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来促进用户数量的增加。”
新员工了解到，衡量公司业绩的一个关键指标是在过去7天内连续6天登录Facebook的用户数量，这个指标被称为L6/7。“这个指标能够反映忠实用户的数量。因为只有非常热爱这项服务，他们才会在七天内使用该服务六天时间。”于2012年离职的帕拉克斯说。“但是，如果你的工作是提高这个数字，而在某个时候，你的正面的、纯粹积极的方法已经用完了。你就会开始思考‘好吧，我能用什么不正当的途径让人们重新登录Facebook呢？’”
Facebook的工程师们变成了一种新型的行为主义者，他们在虚荣心、激情和敏感性之间周旋。现实世界的影响是惊人的。2012年，普莉希拉在医学院的时候，她和扎克伯格讨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用于移植的器官会短缺。这次讨论给了扎克伯格一些启示，他在Facebook上添加了一个小的、有力的推动性质功能：如果某些人表明是器官捐赠者，平台会将这个消息推送其朋友，随后带来了一连串的社会压力。研究人员后来发现，该特性出现的第一天，全国器官捐赠者的官方登记人数就增加了20多倍。
肖恩·帕克（Sean Parker）后来形容该公司的这一举措“利用了人类心理的弱点”，目标是：“我们如何尽可能多地消耗用户的时间和注意力？”Facebook的工程师发现，如果有人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邮件内容说有人上传了他们的照片，他们就一定会登录Facebook，几乎是百分之百。除此之外，Facebook也拥有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力量。研究人员发现，在2010年美国中期选举期间，Facebook向用户提供已经参与投票的朋友照片，并且提供选择让他们点击“我已投票”按钮，以此来刺激用户投票。这种技术让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的选民人数增加了34万人，这是特朗普和克林顿在关键州的投票数的4倍多。Facebook员工中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只要Facebook选择在哪里部署“我投票”按钮，就能改变选举结果。
屡受争议 但仍然向前
社交工程变成一种权势，Facebook可能会借助权势达成不可告人的目的。2012年，Facebook数据科学家抽出近70万人做实验，他们向用户发送贴子，这些贴子会让人高兴或者伤心，科学家想知道情绪是否会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事实证明的确会传播。调查结果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公布之后，一些用户感到不满，他们担心自己的情绪被其他人操纵。事后，科学家对调查引起的担忧表达歉意。
谷歌前设计伦理学家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认为，Facebook已经成为“诱导技术”（persuasive technology）的先驱。他解释说：“如果你的手中有一把锤子，它不具备诱导力，因为锤子无法操纵你。Facebook和Snapchat不一样，它将青少年叫醒，让他们观看照片，看了一张又一张，在照片中朋友寻欢作乐，但没有他的份，即使照片会让他们心情变糟，社交媒体仍然继续展示。”2015年，哈里斯在Facebook发表演讲，他谈到自己的担忧：社交媒体会助长异化和疏远。哈里斯回忆称：“当时我曾说：‘你们站在很好的位置上，可以帮助大家应对孤独，在这件事情上，你们可以贡献更大的力量，可以让它朝着另一面转移。’他们什么也没有做。我所说的问题是他们所忽视的。”
当Facebook越变越大，扎克伯格和Facebook高管坚信一个理念：即使人们反对你的决定，最终他们也会接受。例如，2006年Facebook推出动态消息（News Feed），当朋友更换头像、加入群组或者修改关系状态时，动态消息会马上通知用户。在此之前，如果用户想看到新动态，必须前往朋友的主页。用户对这个功能很不满意。有些用户跑到Facebook总部，站在街道上抗议，还有一些人加入群组，要求Facebook放弃新功能。Facebook用不温不火的口吻道歉，最终用户习惯了动态消息。
扎克伯格说：“从早期经历看，我觉得大家真的不相信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成功。当时大家会说：‘这种东西只在大学管用。’‘不是什么大事情。’‘好吧，的确会有人用，但是只能流行一时。Friendster和MySpace就是前车之鉴，未来还会有其它东西出现。’我觉得这些观点对情感来说是一大考验，让你持续怀疑，似乎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2006，Facebook羽翼未丰，当时扎克伯格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没有得到太多的支持。当时在Facebook任职的高管马特·科勒（Matt Cohler）回忆说，雅虎提议10亿美元收购Facebook，因为增长已经停滞，高管们建议接受收购，但是扎克伯格拒绝了。科勒称：“我觉得，当时领导团队几乎所有人都不再相信扎克伯格，不再相信企业。”扎克伯格则说：“在随后的18个月里，大部分领导者都离开了，因为企业功能失调，我不得不炒掉一些人。一切都乱套了。不过我从中学到重要一课，如果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对自己想为这个世界所做的事情深信不疑，你就能走出困境。有时走出去需要一点时间，有时必须推倒重来，这一课让我受益匪浅。”
好几次扎克伯格都在隐私问题上栽了跟着。2007年，Facebook向广告主推销Beacon，这是一个新功能，当你在网上借了什么东西或者买了什么东西时，Beacon会将消息告诉你的朋友。用户的确可以选择禁用Beacon，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以至于有人搞婚外情，结果被Beacon曝光。扎克伯格站出来道歉，砍掉这个功能。
虽然一再道歉，扎克伯格仍然深信与用户不是一致的，而是比用户领先一步。2010年，扎克伯格曾说隐私不再是“社会规范”。就在那一年，Facebook再次陷入麻烦，因为它修改隐私设置，让大多信息在默认状态下公开。FCC认为Facebook处理用户隐私数据时“不公正且存在欺诈行为”。后来Facebook被迫妥协，在承诺书上签名，还说要设立一个“全面的隐私项目”，每隔一年评估一次，期限20年。在贴文中，扎克伯格又一次致歉，他说：“我认为，我们只是犯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引人瞩目，数量很少，但是它们掩盖了我们做过的许多好事。”
在Facebook流行一句座右铭：“快速前进，打破常规。”也就是说创意要早早推出，有点缺陷也无妨，不要太过谨慎，不要等到完美再推出。哈佛大学前教学助理安德鲁·博斯沃思（Andrew Bosworth）现在是扎克伯格的关键助手，他解释说：“失败是成功的一种，虽然你不希望失败，但是你可以从失败中学习。”在扎克伯格看来，怀疑论者往往只是小打小闹。去年，扎克伯格在哈佛发表演讲，当时他说：“这些人总是想着阻碍你前进，让你放慢脚步。在我们的社会，我们总是不愿意去做一些大事情，因为我们害怕犯错。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就会忽略今天所有的错误。而现实就是，我们做的任何事情将来都会出现问题，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开始。”
2010年电影《社交网络》上映，这部影片记录了Facebook的早期发展故事。就在这一年，扎克伯格对批评者的漠视达到了新高点。《社交网络》有一些内容是虚构的，电影说扎克伯格之所以创建网站，主要是想结识女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电影所说的那段时间他大部分都在与普莉希拉·陈（Priscilla Chan）交往。不过电影的其它一些内容接近事实。扎克伯格和Facebook没有参与影片制作，有些描述也不真实。扮演扎克伯格的演员是杰西·艾森伯格（Jesse Eisenberg），片中人物冷酷而自信，而真正的扎克伯格认为影片伤害了自己。他说：“第一印象很重要，在许多人看来，这部电影就在说我。”扎克伯格十分担心员工会怎样看待自己，他并不在意世人如何看，而是在乎企业、员工的看法。
在电影上映之前，Facebook就在争论应该如何回应。扎克伯格当时很高兴，他租了一个影院，让员工看电影。桑德伯格说：“无论是事实、本质还是描述，这部电影都不公正，人们对扎克伯格形成一套看法，这些看法有许多是以电影作为基础的。”
《社交网络》为Facebook树立了“堡垒心态”，后来扎克伯格又做出一连串决定，进一步巩固信心，对自己的直觉更加自信。2012年，他投资10亿美元收购Instagram，当时Instagram只有13名员工。在行业之外的人看来，Instagram估价过高，但事实证明，这笔交易成为互联网历史上最成功的交易之一。今天，Instagram的估值已经是当年收购价的100倍还不止，更重要的是，Instagram深受年轻人喜欢，而年轻人对Facebook的兴趣已经渐渐下降。那年春天，Facebook在纳斯达克上市，估值140亿美元。上市第一天就碰到了技术故障，许多人怀疑Facebook无法赚到足够的钱，估值太高，股价随后下跌。《华尔街日报》说Facebook IPO遭遇惨败，股东起诉Facebook和扎克伯格。扎克伯格回忆称：“我们遭受许多的批评，市值蒸发一半。不过我觉得我们掌握了足够的技能，虽然问题很复杂，需要好几年才能解决，但是我们无比自信，相信自己正在做正确的事。”
不断急转弯，达成目标，对此扎克伯格感到满意。2011年，用户开始从桌面电脑向手机转移，Facebook也朝着移动技术奔跑。扎克伯格告诉员工，如果他们的创意没有将转变考虑进去，他会将员工踢出自己的办公室。博斯沃思（Bosworth）回忆说：“在一个月之内，如果你没有移动产品拿给他看，你见都见不到他。”
2014年，因为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Facebook修改之前的口号，换上新口号：“快速前进，但是要保持基础架构的稳定。”在公司内部，原来的精神并没有抛弃，由于匆匆变阵，Facebook在线下世界受到冲击。2016年年初时，扎克伯格指派员工加速推出Facebook Live，这是一个视频流媒体服务，团队成员由12人迅速扩张到100多人。2个月后，产品亮相，不可预见的问题浮出水面：如果用户认为视频内容不当，可以标注出来，但是Facebook Live没有提供一套方法让用户指出视频存在什么样的问题。结果，有人在Facebook Live直播自杀，或者直播犯罪活动，在审查人员发现问题、撤下视频之前，它们就已经四处传播了。服务推出后2个月，芝加哥男子安东尼奥·帕金斯（Antonio Perkins）遭遇枪杀，当时他正在直播，这段视频被许多人观看。
枪杀事件就像警报，警告Facebook应该放慢脚步，但是就在第二天，博斯沃思发送一份内部备忘录，他说：“也许将某人曝露在恶霸面前会导致他丧生，也许有人因为恐怖袭击遇难，而袭击是用我们的工具组织的，我们仍然要将人们联系起来。我们坚信应该将人们深深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什么，只要能帮助我们将更多人联系起来、让联系更加紧密，都是好的，这就是事实，丑陋的事实。”
后来备忘录被BuzzFeed曝光，那年春天，博斯沃思说他成为“魔鬼代言人”，扎克伯格在声明中表示：“博斯沃思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领导者，他说了许多偏激言论。关于这点，Facebook的大多人都不认同，包括我。我们从未相信过这样做是正确的。”
慈善活动
扎克伯格积极参与慈善活动。2010年，就在《社交网络》上映之前，扎克伯格拿出一份大礼。参加奥普拉·温弗瑞秀（The Oprah Winfrey show）节目时，他宣布捐赠1亿美元，帮助Newark地区建设公立学校。很快，扎克伯格的建议遭到当地团体的反对，8年之后回头看，人们基本上认为这个项目已经失败。5月份，Newark市长巴拉卡（Ras Baraka）谈到捐赠时说：“你不能只是掏出一笔钱，扔到街道上，然后说：‘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虽然批评声很大，不过项目还是带来一些变化。哈佛在调查中发现，当地的英语水平比州平均水平高，MarGrady则在报告中指出，自从收到捐赠之后，Newark高中毕业率和学生入学人数稳步上升。扎克伯格知道捐赠项目有许多问题，但他明确指出捐赠带来一些有益的结果。他说：“如果从高中顺利毕业，比起没有毕业的人，收入高很多。项目的一部分还是有效的。我们尝试做了许多事，有些比我们预料的难，有些发现行不通。”在商业世界，一些策略帮助扎克伯格走向成功，但到了教育领域却给他带来挫折。扎克伯格说：“在慈善和政府事务中，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如果你做了5件事，大部分成功，少数失败，往往失败的事情会吸引更多的注意力。”
2015年，扎克伯格与妻子承诺，将所持Facebook财富的90%拿出来服务社会，主要做两件事：挖掘人类潜能，让下一代儿童更平等。夫妻二人创建“陈-扎克伯格倡议”（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这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既做慈善，还向盈利企业投资，参与政治事务。大卫·普劳夫（David Plouffe）认为，Newark项目让扎克伯格学到重要一课，最终孕育了“陈-扎克伯格倡议”。他说：“你要与社区全面合作，不能只是与领导人合作，你要得到监督人、老师、父母的支持，我想他学到了这样一课。
与传统基金不同，“陈-扎克伯格倡议”是有限责任公司，它可以游说政治家，还可以资助他们，披露活动时法律要求没有那么严格。换言之，如果扎克伯格想在Newark推进某个项目，没有必要赢得政治家、市民的支持，他们可以挑选认同自己的政治家，借助广告、支持团体召集民众参与。斯坦福慈善和公民社会中心主任罗布·瑞奇（Rob Reich）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这样的架构可以允许协调式进攻，这是关键。事实上，这种架构在硅谷很流行，不过有人批评说，富有个体通过有限责任公司架构可以在幕后介入大型社会议题。瑞奇认为：“透明度应该更高一些，不能暗箱操作。我不是批评扎克伯格，针对的是法律本身。”
2016年，扎克伯格在贴文中说，他的愿望是“治疗孩子一生中所有的疾病”。真是意外，机构居然想治疗、预防或者管理所有疾病。对于扎克伯格的说法，慈善界有点恼怒，他们认为扎克伯格低估了挑战，不过科学家倒是鼓掌欢迎。当我们就这一描述询问扎克伯格时，他说：“真有趣，当我与硅谷的一些人提起时，反应多种多样。许多人回应说：‘哦，这种事显然会发生，自己发生，你为什么不将时间拿去做其它事？’还有一些人则说：‘哦，看起来不太可能，为什么你将目标定得如此之高？’”
扎克伯格偏爱乐观。他说：“在过去大约80年的时间里，寿命平均每年会延长大约四分之一年。如果你相信技术和科学会继续进步，进步速度不会变慢，那么延长的速度有可能会加快。我们即将到达一个临界点，通过推断来延长寿命，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会因为许多重大疾病而死亡，很快我们就可以利用推断对疾病进行管理和治疗。根据已经存在的数据判断，我觉得这种假设是合理的。”
扎克伯格的目标现实吗？比尔·盖茨（Bill Gates）是如何看的？他认为要有抱负，还要有计划，根据现实和具体的程度不同，计划也不同，从长远来说，扎克伯格的目标是“安全”的，因为要等很久才有可能实现。
Facebook不断扩张 但问题越来越严重
随着Facebook的扩张，它的盲区也在扩大。该公司的财务前景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但该平台一直是全球脆弱地区暴力事件的强力催化剂。在Facebook旗下即时通讯产品WhatsApp的最大市场印度中，虚假消息的传播引发了暴乱、私刑和致命殴打等一系列事件。去年，印度当地官员多次请求关闭互联网，次数高达65次。在利比亚，人们在Facebook上买卖武器、武装组织转播空袭目标的位置。在斯里兰卡，今年春天，一群佛教暴徒因为一个虚假的谣言袭击了穆斯林。一名总统顾问向《泰晤士报》表示：“我们有战争的萌芽，但Facebook是催化这场战争的东风。”
缅甸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那里的罗兴亚穆斯林少数民族遭受了残酷的杀戮、轮奸和酷刑。2012年，缅甸约有1%的人口可以上网。三年后，这个数字达到了25%。大多数手机经常预装Facebook应用程序，佛教极端分子掌握了传播虚假信息的手段，于是试图加剧人们与罗兴亚穆斯林的紧张关系。2014年，在Facebook上拥有大量粉丝的僧侣Wirathu分享了一份伪造的强奸报告，并警告说“有人要对我们发动圣战”，引发了一场针对穆斯林的致命暴乱。其他人则利用Facebook反对仇恨言论的规则，激化了部分民众对人口变化的偏执情绪。尽管穆斯林在这个国家所占的比例不超过5%，但Facebook上广泛传播的一张图片却警告称，“当穆斯林成为最强大的力量时，他们要么让我们信仰伊斯兰教，要么就会杀了我们”。
从2013年开始，许多缅甸问题专家与Facebook的高层进行会面，并不断警告他们，Facebook正在恶化针对罗兴亚人的攻击。驻缅甸的企业家戴维·马登（David Madden）在门洛帕克总部向Facebook高管们发表演讲，指出该公司扮演的角色类似于卢旺达大屠杀期间传播仇恨的电台广播。2016年，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高等国防研究中心C4ADS发布了一份关于Facebook在缅甸使用情况的详细分析报告，并称其为一场“屠杀穆斯林的仇恨言论运动”。Facebook的管理层表示，他们正在雇佣更多的缅甸语审核人员来删除危险内容，但该公司一再拒绝透露实际雇佣人数。到去年3月，这种情况变得非常糟糕。将近100万罗兴亚人逃离了这个国家，超过10万人被限制出入。负责调查这场危机的联合国调查员说，“我担心Facebook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头野兽，不再是它最初想要成为的那样了。”后来，当有人向扎克伯格追问这一问题时，他又重复了一遍，称Facebook正在雇佣更多的缅甸语内容审核者来删除危险内容。
3个多月后，我询问缅甸一家名叫Phandeeyar的科技中心的首席执行官Jes Kaliebe Petersen事情是否有进展。他表示：“我们还没有看到Facebook任何实质性的变化。我们不知道Facebook上有多少危险内容，也不知道有多少说缅甸语的内容审核者。这里的情况越来越糟了。”
第二天早上我遇到了扎克伯格，问他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他回答说:“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在很多领域处理同样的事情时我们表现得行动迟缓，是因为这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但是，我确实也承认缅甸的情况很糟糕。”这个回答闪烁其词，而且令人沮丧。我请他详细说明问题。他说,“解决方案需要我们从一个反应模式中跳出来，切换到另一个模式中。在这个新模式中，我们使用技术系统来为世界上讲不同语言的人标记事情。”
我告诉他，缅甸人民惊讶于Facebook对他们的抱怨毫不理睬。“我们正在认真对待这件事，”他说。“这些问题不是打个响指就能解决的。雇佣员工并培训他们，建立能够为他们标记事物的系统，这些都需要时间。”他承诺，“到今年年底，Facebook将拥有100多名讲缅甸语的审核人员”，并补充说，“我讨厌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的行动速度没有我们期待的那么快。”然而，就在我们交谈的几周后，Facebook宣布将封禁缅甸军方领导人和其他几名军官的账户。
多年来，扎克伯格一直以自己很少抱怨为荣。但到2016年，这一立场已使该公司面临危机。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是一名设计伦理学家，他说：“当你在运营Facebook这样的网站时，你会一直受到批判。但如果很多批判理由不充分，你就不会再关注它们。你要学会把这些批评人士当成是幼稚、无知的人。”他接着说，“问题是，这也会让你听不到那些真正了解问题的人的声音。”
2016年的选举本应是有利于Facebook的。当年1月，桑德伯格告诉投资者，这场选举“在广告方面将有一笔巨额支出”，堪比超级碗和世界杯。根据研究和咨询公司Borrell Associates的数据，候选人和其他政治团体在选举中将花费14亿美元用于网上宣传，比四年前增加了九倍。
Facebook免费为总统竞选办公室安排员工，帮助他们有效地使用该平台。克林顿的竞选团队拒绝了，而特朗普则欣然接受。所以，Facebook的员工帮助他制作竞选信息。尽管特朗普的言论公然敌视少数民族，但在Facebook内部，他的行为对一些高管来说，就像是华盛顿“粪坑”政坛的一部分。美国人似乎总是在一个讨厌的共和党人和一个讨厌的民主党人之间做出选择，而特朗普把墨西哥人称为“强奸犯”仅是此事的一个额外证明罢了。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利用Facebook筹集了2.8亿美元。就在大选前几天，他的团队还在Facebook上为争取选民努力。据《彭博商业周刊》报道，此举针对三个民主党选区——“理想主义的白人自由主义者、年轻女性和非裔美国人”——向他们发送视频，这些视频都是为阻止他们支持克林顿量身定做的。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数字内容总监特丽莎·洪（Theresa Hong）后来对一位采访者说，“如果没有Facebook，我们就不会赢。”
大选后，Facebook的高管们担心公司会因传播虚假新闻而受到指责。扎克伯格的工作人员向他提供的数据显示，该平台上绝大多数选举信息都是合法的。几天后，在一次科技会议上，扎克伯格为公司做出了辩护。他说：“Facebook上的虚假信息只占一小部分。以这种方式影响选举，我认为是一个相当疯狂的想法。”对Facebook的一些人来说，扎克伯格的辩护言论令人担忧。一位前高管对《连线》杂志表示：“我们真的不得不让他这么做。因为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公司就会开始走上这条遭人唾弃的道路。”
当我问到扎克伯格关于他“相当疯狂”的言论时，他说他做错了，不该“油腔滑调”。他告诉我，“没有人想要虚假新闻，一丁点都不要。这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认真对待。”但他仍然对Facebook可能扭曲选民行为的暗示感到愤怒。他说：“选民投票是因为受到某种欺骗，这种观点几乎就是一种冒犯。因为这与‘每个选民都很聪明、能够理解自己的经历、能够对自己的社区发展方向做出自己的评估’这一理念背道而驰。”
选举结束后不久，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资深民主党人马克·华纳（Mark Warner）联系Facebook，讨论俄罗斯的干预一事。“Facebook最初的反应完全是不屑一顾，”他告诉我。但是，到了春天，他感觉到这个公司意识到了自己面临严重的问题。“他们在法国大选中看到俄罗斯进行了大量的干预活动，”华纳说。“情况正在好转，但我仍然认为他们没有投入足够的资源。”他补充说：“硅谷的大多数公司都认为，就政策制定者而言，第一是他们理解不了；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他们阻挠，我们就会离开。”
Facebook断断续续地承认自己在选举中扮演了一些角色。2017年9月，在罗伯特·米勒（Robert Mueller）获得搜查令后，Facebook同意向他的办公室提供一份与俄罗斯有关的广告清单，以及为这些广告付费的人员名单。去年10月，Facebook披露，俄罗斯特工发布了约8万篇帖子，1.26亿美国人阅读过。
三月份，在剑桥分析的数据丑闻曝光后，扎克伯格和Facebook均陷入瘫痪。整整五天，扎克伯格没说一句话。他的个人Facebook页面也没有给出任何声明和分析。最近的帖子是一张照片，照片里他和妻子正在为犹太教的普珥节烤三角糕。
“我当时想的是我们让大家失望了，这种感觉非常糟糕，”他后来告诉我说，“但又回到了老问题，我们不应该一再地犯同样的错误。”他坚持认为，虚假新闻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大多数人可能会从我们和其他讨论虚假新闻这个事情中，觉得Facebook上的错误信息和恶意内容有很多，比学术评估目前为止给出的数据的十倍还多。”扎克伯格仍然不相信，虚假新闻的传播对大选有影响。“说实话，我认为这件事就这么简单，”他说，“这是一件需要深入研究的事情。”
谈话中，扎克伯格不出意料地非常理性。假如他遇到一个跟他自己所认为的不一致的理论，他会找到分歧点——一个事实、一种方法、一个假设——然后以其为突破口。这是赢得辩论的一个有效策略，但它也使得人倾向于固步自封。久而久之，有些前员工说，他的手下在报告呈现在他面前之前，往往会先过滤掉坏消息。一名Facebook的前高级职员说，“他们只想听好消息。他们不希望看到持有异见者。’委曲求全’的文化在慢慢滋生。”
曾有一次，我问扎克伯格他一般读什么来获取消息。“我看得最多的大概是新闻聚合软件，”他说，“我当然关注了Techmeme”——关于社交媒体行业头条新闻的摘要——“还有差不多类型的媒体和政治聚合软件，单纯是为了了解。”他接着说，“我没有订阅报纸。其实，对现在的人来说这大概是普遍现象——大多数人不再阅读纸质报纸——只不过，我也很少浏览新闻网站。”
几天后，我又接到他的电话，说要重新回顾一下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上次的回答有点含糊，因为我觉得明确指出我阅读和关注的机构或记者不太合适，”他说，“我当时想说的是，虽然我不确定是否表达清楚了，我想说的是发现新的事实这一工作和以值得信赖的方式传播事实，对我们社会来说是一个绝对重要的功能。”
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将他们的过错归咎于过去乐观，没有意识到他们提供服务之黑暗一面。但是这个解释没有提及他们对增长的痴迷，以及他们对警告的熟视无睹。扎克伯格再三呼吁公司围绕新的隐私理念进行重组或重新思考其为广告主收集数据之深度。
Common Sense Media是一家在技术和媒体领域推广儿童安全的公司。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詹姆斯·P·斯蒂耶尔（James P. Steyer）在2018年春拜访了Facebook的总部，讨论他对一款名为Messenger Kids的产品的担忧。Messenger Kids允许13岁以下儿童——使用Facebook主应用的最低年龄——向家长许可的联系人发起视频电话或发送信息。他会见了桑德伯格和当时的政策与通信主管艾略特·施拉格（Elliot Schrage）。“我尊重他们的商业成功，个人对雪莉也没有任何意见，但我希望他们有一天可以采取实际步骤，更好地保护好孩子们。然而，他们说，对孩子们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多使用Messenger Kids，”斯蒂耶尔告诉我说，“他们似乎仍在抗拒。涉及到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民主的时候，你还会’快速前进打破常规’吗？不会的，如果这样做了，你会给我们的孩子和民主带来永久的伤害。”
在公司有些人看来，高管们似乎并不在乎解决问题或防止类似的问题再次放生，反而是放任伤害继续。塔维斯·麦克金（Tavis McGinn）原本是谷歌的民意调查员，2017年春加入Facebook，在一个小范围内做民意调查：评估扎克伯格和桑德伯格的公众认可。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麦克金发起了8个问卷调查，涉及三个国家的4个主要群体，收集政客和广告主偏好的评价。Facebook也对公司的新使命“让世界更加互联”，以及扎克伯格社交媒体上的内容（包括他的文章、照片，乃至一边在后院烧烤一边与观众闲聊的Facebook Live直播）发起了民意调查。
9月份，麦克金从Facebook辞职。在一次媒体采访中，他说，工作令他感到气馁。“我没办法改变公司的运作方式，”他说，“我改变不了他们的价值观，也改变不了他们的文化。”他总结说，高管层对评估Facebook带来的“真正社会结果”了无兴趣。“我一直相信，如果人们愿意倾听的话，研究会大有价值，”他说，“但是6个月后我发现，在那里工作无异于浪费时间。我没觉得产品有多好，也不觉得在Facebook工作是件多么令人骄傲的事，更不觉得我在为这个世界做贡献。”（麦克金此前与Facebook签有保密协议，拒绝对本文发表评论。）
政府态度的改变
三月份，扎克伯格首次就Facebook如何处理用户数据同意在国会前作证。听证会于4月进行。随着会议日期将近，这场听证会越来越染上了审讯色彩。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华盛顿的态度急剧转变。互联网公司和创业家，以前一直被视为美国创新的先锋，我们时代的宇航员，如今无异于美孚石油和镀金时代的其他垄断公司。今年春季，《华尔街日报》发布文章，开头写道“试想一下在不远的未来，反垄断官员迫使Facebook出售Instagram和WhatsApp将会是怎样一幅情景。”文章配了一幅棕褐色调的插图，在插图里，脸还是扎克伯格、蒂姆·库克以及其他科技公司的CEO们（比如亚马逊的杰夫·贝索斯、谷歌的拉里·佩奇）的脸，身体却肥胖臃肿，像极了过去的那些敛财大亨。1915年，改革者和日后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迪斯（Louis Brandeis）在国会委员会前作证提到了大型企业的危险之巨，称他们可以达到近乎独裁的程度，“太过强大以至于已有的社会和行业力量根本无法与之匹敌。”他将这种危险称为“大公司魔咒”。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蒂姆·吴（Tim Wu）受到布兰迪斯的“大公司魔咒”启发撰写了一本新书，即将出版。他告诉我说：“如今，大型科技公司比其他任何领域都更能体现大公司对民主的威胁。”他又补充说，“当一家大型私有公司拥有可以控制我们所见与所闻的力量时，它所具有的权力已然足以与民选政府匹敌甚至超越之。”
扎克伯格准备前往国会山作证前不久，来自华盛顿一家名为WilmerHale的律师事务所的团队飞往门洛帕克为扎克伯格模拟了听证会，并指导他如何在听证会上做出必要的谦逊姿态。甚至在最近的丑闻发生之前，比尔·盖茨也曾建议扎克伯格对议员的意见保持警惕，这是盖茨在1998年的亲身体会，那一年微软面临垄断行为的指控。盖茨在国会前作证，趾高气扬，说“计算机软件行业没有问题，也没有必要解决任何问题。”几个月不到，司法部即以违反联邦反垄断法起诉微软，这场官司一直持续三年之久才最终和解。盖茨说，他很后悔当年“奚落”监管机构，说“再有这样的情况我肯定不会重复当年的鲁莽。”他鼓励扎克伯格与华盛顿交好。“我说，‘去那设个办公室——就是现在。’马克照做了，他可得感谢我，”盖茨说。去年，Facebook一共花了1150万美元在华盛顿游说，在游说花费最高的机构里，Facebook排在美国银行家协会和通用动力公司中间。
4月10日，扎克伯格抵达参议员听证会。他身穿深蓝色西装，坐在40多名参议员面前。在他的面前，他的笔记本上罗列了可能的问题和回答，包括可能会有参议员要求他离开公司。他的回答，写得很简略，是“成立了Facebook，我的决定，我犯的错误，大挑战，但我们以前解决过问题，这一次也决心解决问题，已经采取措施。”
结果是，没人要求他辞职——或提出任何为难他的要求。尽管时而气氛紧张，整场听证会给人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不少参议员对问题的理解实在肤浅。最为明显的时刻是，奥林·哈奇（Orrin Hatch）这位84岁的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议员要求扎克伯格回答如果“用户免费使用您的服务”，那Facebook如何赚钱？扎克伯格答：“参议员您好，我们有广告，”脸上流露出浅笑。
对于倾向于不相信扎克伯格的观察者来说，他的闪烁其词近乎健忘症患者——他说，他需要跟进，达40多遍——但听证会结束后五小时，他安然无恙地出现在众人面前，密切关注此事的华尔街对扎克伯格的表现似乎很满意，公司的股价在听证会后飙升，市值大涨200亿美元。几天后，在Facebook的内部公告板上，一个员工写道，他打算做一件T恤，上面印上“参议员您好，我们有广告。”
我问扎克伯格，议员是否有可能试图拆分Facebook时，他肯定地回答说，这将会是一个错误的动作。这个领域“竞争十分激烈，”他告诉我说，“我觉得有时候人们容易进入一种模式，说‘瞧，没有跟Facebook一模一样的替代品。’但事实上，正是如此我们才更有竞争力，因为本质上我们是一个不同事物组合而成的大系统：我们作为广播媒体与Twitter竞争；与Snapchat竞争；我们也传递消息，iMessage默认安装在每一部iPhone上。”他也承认更深层次的担忧。“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在法律之外，我们如何看待科技公司的发展壮大？”他说道。但他认为，“限制”Facebook或其他硅谷重量级企业的发展，会导致中国乘虚而入。“我认为，任何限制这些公司的举措都首先会对我们在其它领域的成功会有影响，”他说，“短时间内我不会担心中国企业或其他国家企业会超越我们。但是，在东南亚、欧洲、拉丁美洲等许多不同的地方，竞争日趋激烈。”
华盛顿的大致共识是监管机构不太可能会想要拆分Facebook。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将对公司的违规行为处以罚款，并可能会考虑阻止公司收购大型的潜在竞争对手。但是一名前FTC专员向我透露，“在美国，你想保持垄断地位不是不可能，只要你遵守法律。”
在欧洲，Facebook的待遇就没那么好了。欧洲的反垄断法律更加严格，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也让欧洲人民对侵犯隐私的行为格外警惕。硅谷在欧洲的一大死对头是欧盟的高级反垄断监管者玛格丽特·韦斯塔格尔（Margrethe Vestager）。去年，在调查了谷歌的搜索引擎之后，韦斯塔格尔指控该公司为自己的购物服务提供“非法优势”并对谷歌处以27亿美元罚款，是为当时欧盟史上反垄断案的最高金额罚款。7月份，她又向谷歌新增50亿美元罚款，理由是公司要求设备制造商在设备上预先安装谷歌的应用。
在布鲁塞尔，韦斯塔格尔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身高近六英尺，一头银黑色短发。她从小在丹麦农村长大，两名路德宗牧师的长女。在最近我与她的交谈中，她用哲学术语来解释自己的执法权力。“人们开始违法犯罪时，我们真正面对的敌人，实际上自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她说，“人类行为往往受到贪婪的左右，受到担心被排挤出市场的左右，或受到担心失去你视若珍宝之物的左右。这时候，如果贪婪和恐惧中再混入权力，久而久之你会看到一些明显的变化。”
韦斯塔格尔说，她的办公室没收到涉及Facebook的公开案件，但她表示自己很担心公司正在利用用户，从她称之为“不平衡”的服务条款开始。她将这些条款解读为“这是你的数据，但你授予了我们免费的全球使用许可，基本上，允许我们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情。”她说，试想一下，如果实体店要求复制你的所有照片用于各种未指明且无限制的用途，你会怎样做？“你的孩子，从出生那一天到成年，到婚礼彩排晚宴到婚礼本身，再到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受洗等等，所有这些照片。你会同意这样的要求吗？肯定不会，”她说，“但是当一切数字化之后，你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同意了这样的要求。”
在韦斯塔格尔看来，一个健康的市场应该有Facebook的竞争对手出现，且定位为更加道德的替代品，收集较少数据，寻求的用户关注也相对少一些。“我们需要一个社交媒体，可以允许我们拥有一个不上瘾、没有广告的空间，”她说，“如果用户喜欢你的产品，人们会非常欢迎你的成功，乐意看到你超越竞争对手。但是，如果你的地位越来越显著，你将背负一份特殊的责任，不滥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打击竞争对手。当然，我们会时刻关注着。如果我们有理由担心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会发起调查。”
随着Facebook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公司开始努力修补其漏洞。12月份，肖恩·帕克（Sean Parker）和Chamath Palihapitiya公开谈论该社交媒体对心理的不良影响后，Facebook承认，有证据表明重度使用社交媒体会加剧焦虑和孤独感。经过多年对成瘾功能的完善，比如“自动播放”视频等，公司宣布了一个新的方向：将侧重花费在网站上的时间的质量，而非数量。公司修改了算法，以凸显来自好友和家人的更新，这类内容更有可能促进“积极参与”。在一篇文章中，扎克伯格指出，“我们可以保证大家花在Facebook上的时间是有所值得的。”
公司仍未放弃再次成为大选期间宣传工具的可能性。2018年，全球将有数亿人参与选举，其中也包括美国的中期选举。多年来公司一直在游说反对披露政治广告的资金来源。如今，公司却宣布，用户现在可以查看政治广告背后的买主，广告的受众，以及广告主投放的其他广告。
负责Facebook的“选举诚信”工作的产品经理Samidh Chakrabarti说，关于俄罗斯互联网研究机构的披露着实令人深感震惊。“我们从未想过开发这样的产品，”他说。随着中期选举将近，公司已经发现利用Facebook的俄罗斯模式已然激发了新一代同样执着于歪曲政治辩论的新参与者。“跟风者数不胜数，”Chakrabarti说。
扎克伯格曾经对“无摩擦共享”的优势赞不绝口，但近来Facebook却正在努力“施加摩擦”放缓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1月份，公司聘请了奥巴马政府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前网络安全政策主管纳撒尼尔·格莱歇尔（Nathaniel Gleicher），来削弱“信息战”。7月份，公司删除32个账户，这些账户开展可追溯至俄罗斯的虚假信息宣传活动。几周之后，公司又删除了超过650个与俄罗斯和伊朗有牵连的账户、小组和页面。根据理解不同，这些删除措施可以理解为问题正得到解决或问题愈发严重。无论如何，这些迹象都表明，全球选举的安全如今已然掌握在格莱歇尔、Chakrabarti和其他Facebook员工手中，其依赖程度之深令人咋舌。
尽管遏制选举宣传已困难重重，扎克伯格最棘手的问题可能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哪些意见可以出现在Facebook上，哪些不能，以及谁有权对此做决定。作为一名工程师，扎克伯格从未想过涉足内容领域。最初，Facebook只是试图屏蔽某些素材，比如大尺度的照片等，但这样一来团队又不得不创建一长串的例外清单，包括哺乳照片，“抗议行为”和艺术作品。一旦Facebook成为政治辩论的场所，问题就愈发严重起来。4月份，在与投资分析师的一次电话会议中，扎克伯格闷闷不乐地说，现在我算是看明白“开发一个可以检测袒胸露乳照片的AI系统比可以检测仇恨言论的容易多了。”
增长狂热导致大公司魔咒：每天，数以万计的内容被发布到Facebook上。在任何特定时刻，一个Facebook的“内容版主”将决定比如说有关斯里兰卡的一个帖子是否符合仇恨言论标准，或者韩国政治争议是否越界有网络欺凌之嫌。扎克伯格试图避免屏蔽用户，更倾向于打造一个“海纳百川的平台”。但是他需要防止Facebook变成欺骗与辱骂的泥潭。他的解决办法是禁止“仇恨言论”并对“虚假信息”施加轻微惩罚，所谓“虚假信息”范围十分广，从拙劣的骗局到简单的错误等，都包含其中。Facebook试图开发一套施加惩罚的规则，但是每一种特殊情况又会引发更多规则，久而久之规则错综复杂又死板。根据《卫报》去年发布的Facebook培训幻灯片，版主被告知，“你这个犹太人”可以说，但“爱尔兰人万岁，法国人都去死吧”就不可以说，因为后者涉嫌将贬低另一类人群。用户不可以发表“移民人渣”，因为这种言论有违人伦道德，但他们可以说“别让这些下贱的移民少年染指我们的女儿。”受训人员对个中区别得到的解释是一条神秘的公式：“未受保护的+似乎受保护的=未受保护的”。
7月份，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砸向了扎克伯格。多年来，Facebook一直为阴谋理论家亚历克斯·琼斯（Alex Jones）提供平台，此人疯言疯语颇多，包括桑迪胡克学校大屠杀中遇害儿童的父母实则是受雇的演员，目的是反对枪支。Facebook迟迟不愿屏蔽琼斯。当人们屡屡抱怨琼斯的言论违反了针对骚扰和虚假新闻的规定时，Facebook试探性地予以惩罚。首先，Facebook“减少”了琼斯的活跃度，调整算法从而使得他的消息不会展示给太多人看到，同时推送给他粉丝的文章也是经过事实验证的内容。
接着，在7月下旬，莱纳德·波茨纳（Leonard Pozner）和维罗尼卡·德·拉·洛萨——桑迪胡克遇害儿童诺亚·波茨纳的父母——发表了一封致“亲爱的扎克伯格先生”的公开信，信中他们称因为阴谋理论家们的死亡威胁，他们在“与Facebook协商希望对方能够为我们提供基本的保护失败后”，只能东躲西藏地度日。他们认为，扎克伯格“认为我们受到的攻击无关紧要，帮助解决这些威胁太小题大做，并且跟为仇恨提供避风港湾相比，我们的生命更显得微不足道。”
Facebook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了让步。7月27日，琼斯的四个视频被删除，琼斯本人也被禁言一个月。但是公众压力并不满足于此。8月5日，一向标榜自己“对仇恨言论零容忍”的苹果暂停推广5个与琼斯有关的播客之后，Facebook的大坝决堤了。因“反复”违反仇恨言论与欺凌规定，Facebook关闭了琼斯的4个主页。我问扎克伯格为什么Facebook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动摇，他的回答很尖锐：“我不认为你可以禁止某个人说一些事实上不正确的话。”
但我说，琼斯远不止说一些事实上不正确的话。
“好吧，但我想这里的事实非常明显，”他说。“最初的问题在于虚假信息，”他又补充说，“我们不会删除并屏蔽某些人除非他们直接煽动暴力行为。”他告诉我说，在琼斯受限制后，更多有关他的投诉纷至沓来，警告Facebook处理更老的帖子，苹果宣布了自己的禁令后Facebook也在讨论接下来怎么做。扎克伯格说，“当这些内容删除后，我们想，好吧，我们不应该局限于这些内容和执行决策，我们应该继续着手处理所知道的违反政策行为，我们需要马上做出决定。”
这远不会是这类问题的最后困境。Facebook的言论自由困境没有简单的答案——就算你不是亚历克斯的粉丝，当公司选择压制某个声音、或放大某个声音来左右我们的所见所闻和体验时，公司表现出来的强大权力足以让任何人紧张不安。扎克伯格希望建立一个可扩展的系统，一个有序的决策时，可以解决每一个不测事件和异常情况，但是语言的边界是一个难解的问题，远非机械可以解决。目前，Facebook正在尝试鲁布·戈德堡机械般的政策和临时拼凑的东西，机会主义者对此饶有兴趣。德州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紧抓着针对琼斯的禁令不妨，认为这是对保守派法西斯式的袭击。某一次，他引用马丁·尼莫拉反对纳粹的著名诗句，说“这首诗大家耳熟能详，如今这第一句将是‘起初他们来抓亚历克斯·琼斯’。”
上周，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面前作证时，桑德伯格说：“我们现在拥有2万多人，我们可以每天24小时地审查50多种语言的新闻。”近年来，桑德伯格在公司之外的付出为她赢得美誉，包括她的书籍《向前一步》（“Lean In”）和《另一种选择》（“Option B”）。但她对Facebook风波的责任可能会增加，她作为公司首席运营官的声誉也取决于变革的实施。硅谷不少人认为，桑德伯格和Facebook的董事会必须要采取行动以防止公司再犯重大错误。“我认识一些色盲的人，”一名知名高管对我说，“他们的妻子每天早晨会帮他们准备好衣服，免得他们出门穿得像个小丑。雪莉和董事会也该为马克准备好该穿的衣服。每个人都有盲点，所以你需要周围的人来帮你指出你的盲点在哪里。”
从改革者变守护者
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我问扎克伯格，人们怀疑他冷漠无情时，他是否觉得被冒犯。“冒犯？”他反问道，停顿思索了几秒后，他说，“我不觉得这是一种冒犯。我也不觉得这么说是对的。我想说，我当然有很多关心的人和事。体贴和冲动是有区别的。”他继续说，“最后，我觉得我们能够收获成功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解决问题，这个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而且通常，你不会以冲动的情绪化决策这样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以漫画形象来描绘扎克伯格的话，就是一个小型机器人，鲜有关心自己工作的人性方面。事实并非如此：他早已认定，历史变化都伴随着剧痛。好比奥古斯都，他冷静地权衡利益。在言语和真理之间，他选择了言语。在速度和完美之间，他选择了速度。在扩张和安全之间，他选择了扩张。他的生活使他确信他可以“一个接着一个地解决问题”，无论公众如何喧嚷。
到了特定时刻，原本一直帮助扎克伯格向上走的思维习惯将调头阻挡他的前进。为了避免进一步危机，他将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如今是和平的守护者，而非改革者。Facebook在传播意见上的巨大力量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危险。无论喜欢与否，扎克伯格都是那个守门人。对于Facebook来说，那个可以在实践中学习、允许亡羊补牢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样的成本太高，理想主义并不能有效防止疏忽。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扎克伯格的产品”——早年他是这么称呼Facebook的——才刚刚步入正轨。扎克伯格还未到35岁，他那缔造了自己王国的野心当然也可以用来支持他的公司、他的国家和他的名字。现在的问题不是扎克伯格是否有能力治好Facebook，而是他是否愿意这么做；他是否愿意把那些人开除——就像当年他执意向移动端转型时一样——如果那些人不能给他带来阻止缅甸暴力事件的想法的话，或者保护隐私、或缓解社交媒体危害等的办法。多年以前，他成功过，让Facebook家喻户晓。如今，摆在他面前的挑战是，让Facebook变好。(木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