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影节大师班
贾樟柯说，疫情期间他过得有些分裂。
作为制片人的贾樟柯，非常忙乱，公司的6部作品的很多计划被打乱。
但作为导演和编剧的贾樟柯，生活没有发生太大改变，去年刚刚拍完《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正在沉淀期。
最近，他在老家的村里住了三个多月，每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作息完全回到了农业社会。来到上海电影节，贾樟柯说这种感觉“又熟悉又陌生”。
电影节开幕当天，贾樟柯作为大师班的主讲人，分享了这次疫情带给他对电影创作的思考。
2003年的非典，贾樟柯没有拿起摄影机。今年，他用短片记录下了新冠疫情对于人的影响。在贾樟柯看来，历史给电影人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的契机，正如二战孕育了欧洲电影的新流派，这一次的疫情能否影响一批电影创作者，从而诞生新的美学新的流派，这是历史给电影人留下的任务。
今年四月，受希腊塞萨洛尼亚国际电影节的邀请，贾樟柯拍摄了一部以疫情为背景、时长三分多钟的短片《访客》。当时贾樟柯人在北京隔离，在办公室和摄影师以及两个演员一起，四个人、一台手机、一天时间就完成了这部短片。
贾樟柯希望重拾电影承担记录、在场作用的伟大传统。
图片自贾樟柯疫情期间拍摄的短片《来访》
贾樟柯：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住在北京，对于非典袭来记忆犹新。今年的新冠疫情发生，我不由想起了2003年的非典，大部分人都是经历者，但是当时没有写任何的文字没有拍任何的影像，因为大家很慌乱，在那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况之下，整个生活也是停顿的。
2003年其实我已经有条件即兴随时拍电影了，但是为什么当时什么都没有拍。多少年之后我再回忆2003年SARS，其实真的很模糊了，当你真的从事创作你会发现记忆是很不牢靠的。今天我想起SARS就是一种氛围，具体的生活细节甚至这个事件都不是太清楚了，但是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我们所呈现的就是细节，我们要通过细节来让人感知一个事件或者一个生活的形态跟氛围。
所以到今年年初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反思了过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快希腊有一个电影节就邀请全球的七八个导演每人拍3分钟短片。
图片自贾樟柯疫情期间拍摄的短片《来访》
图片自贾樟柯疫情期间拍摄的短片《来访》
我们学电影史知道，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它的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地球上任何地方发生突发影响人类的事件一定有摄影机在场，比如说伊文思这样的导演，当时西班牙的内战、中国的抗战这些重大的、突发的、人类的大的浩劫、灾难的时候，摄影机一直同步在拍摄在创作，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传统。
过去没有卫星电视，电影也承担新闻的作用。当新冠疫情到来之后，我们电影是不是还回到过去的传统，我们在一个事件的进程中作为一个经历者我们的感受，通过艺术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电视网络是新闻的方法，电影是艺术的方法。
图片自贾樟柯疫情期间拍摄的短片《来访》
图片自贾樟柯疫情期间拍摄的短片《来访》，疫情期间社交隔离不握手
今年4月，贾樟柯给荷兰电影杂志《FILMKRANT》写了一篇文章《步履不停》，里面有一句是这样说的——“这个世界的导演可以分为两种：经历过战争的，和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也许多年之后，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的导演可以分为另外两种：经历过新冠疫情的，和没有经历过新冠疫情的。”
历史在给电影创作者提供一个思考的契机，新的潮流、流派在被呼唤。
贾樟柯在上影节大师班
贾樟柯：二战结束以后就产生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很快一种新的美学潮流就产生了。到了六七十年代，包括像法国新浪潮、德国新浪潮，戈达尔、特吕弗，他们也都是在二战中渡过了自己的青春或者童年。有战争经验跟记忆的这代导演成长起来之后，带着战争的记忆从事电影，跟我们没有战争记忆的人是有区别的。
他们对人性，在极端条件下所呈现出来的人性是有感悟有体察的，他们见证过人性最艰难最黑暗的一个浩劫，所以他们对于理解人，以及由此散发出来的同情心，对于人和人的爱，整个人文价值是有巨大的塑造，所以也推生了各种各样电影的潮流和流派。
新冠疫情是一样的，新冠疫情是在极度全球化的背景里面突然出现了，中断了人类正常的秩序，国际线封闭。包括我们要保持社交距离，邻居之间都不能走动了，亲人之间也只能打电话，我们的购物方法、吃饭、外出、各种各样的仪式、生活全部改变之后，也包括生命受到威胁，也包括我们的恐慌。
图片自贾樟柯疫情期间拍摄的短片《来访》，戴着口罩的贾樟柯
内心的一种慌乱有如一次战争，这个新冠疫情之后一定会触发导演有新的思考，对人和人的连接、对我们所处这个世界的本质有新的认识，对人性有新的理解。在成长阶段的孩子们，他们也经历过，一定会影响到未来，一定会产生未来新的潮流、新的创新、新的学派，就好像二战一样，所以我觉得对于电影来说其实也是一个任务。
如果我们未来在银幕上没有发现更多的有价值、有创新意义的电影，意味着我们创造力的衰退，因为历史提供给你一个思考的机会，给了你思考人类社会的一个大的事件契机，我们的思考能力我们的创造力能不能像二战时候的那些导演一样，能不能就像当时的德西卡、罗西里尼那样的导演那样的洞察力、观察力、表现力，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
上海电影节官方图片
对于贾樟柯的《步履不停》，泰国导演阿彼察邦从观众的视角给出了一种回应。
这个回应叫做《“当下”的电影》，他说：他们能够凝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权益是正蓬勃发展，电影业从昏睡中醒来，这个新团体作为观众再也不想踏上与以往一样的电影之旅了。人们会起草一部新冠电影宣言，把电影从结构和旅程中解放出来，我们的电影再也无异于满足人的心灵，我们的终点是观众，开悟的观众。
那么，电影创作者应该如何看待观众的改变？
贾樟柯：阿彼察邦导演的回信，我觉得他是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疫情带给整个世界的变化。我的角度一直在谈导演的变化，我们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灾难，应该再思考再出发获得新的认识。
实际上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的观众也改变了，我们不要以为只有电影工作者被这个事件影响，我们的观众也是经历过新冠疫情的，我们面对的是经历过新冠疫情全球数以几十亿计的观众，他们对电影有新的要求，他们可能不需要去探索电影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新电影，但是观众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说我要看到新东西，这个新东西是什么？是电影工作者你应该去探索，但是对于观众来说，就是他有这个需求我要看到崭新的模式。
纪录片《执着的艺术家静默的抗争者：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截图
比如说新现实主义，拿法国来讲，新现实主义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是优质电影传统，制片厂大制作，改编自法国欧洲经典的小说，大制作豪华的服装，那个时候电影的概念程式，有点像今天说的的大片。二战之后新浪潮打破了这个优质电影的套路，要怎么拍？去实景拍，找非职业演员拍。
我们想象在经历过二战之后，人们可能就是渴望看到当下的生活、真实的生活，你再给他看《巴黎圣母院》，再看《红与黑》这样的，他觉得解决不了当代的问题。
我们的观众不是今天所说的看了半年互联网，是不是就跑到互联网上了？这个不是本质性的观众的改变。
本质性的观众改变是观众因为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他希望获得心灵的回应，需要新的作品，新的电影语言，新的方法，新的叙事，而不是说是不是以后就电影院没人看，都跑互联网了，我觉得这个不是最本质的一种条件。
上海电影节官方图片
贾樟柯认为，自己拍电影的独特之处是，大部分电影希望讲一个故事给观众，对他来说则是与观众一起去过一段生活。当带着这种理想去拍电影的时候，就能找到你电影中人物所有需要的细节、质感，因为过一段日子不是抽象的，而是要面临柴米油盐，坐什么车，走什么路，穿什么衣，说什么话，吃什么饭，所有这些就形成了你跟观众之间的一种默契。
贾樟柯：通常我们说一个电影拍得特别有味道，这个评价其实是特别高的。什么叫特别有味道，是用感官来判断的，是用你的听觉、嗅觉、触觉，一部好的电影是五官全开的。你拍一条马路，拍一个城市你就感觉身临其境，你所有的器官感官在发生作用。相对拍得不太好的电影就是感官比较窄，听不到，看不到，闻不到，感觉不到，这样的电影就死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电影特别鲜活，鲜活是来自于你的敏锐的感官。这个也不单是一个电影的概念，文学也有这样的概念。像沈从文的小说，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五官全开的，对声音的描写、感知力，对颜色的感知力，对天气、体感的感知力，是一个立体的世界的呈现。如果你只是在讲一个故事，我们没法感知这些东西的时候，那显然这个电影除了故事就没有别的了。
上海电影节官方图片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我觉得这个电影有两种味道，但都是咸的，前半部分是汗水的味道，就是中国人怎么辛苦怎么活过来的，这七十年怎么一代一代的人，生生不息走到今天的。后半段也是咸的，是海水的味道，就我们的希望是什么，我们中国人内在的这种力量，我们希望进入到一个更加开阔更加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蔚蓝色的，余华所讲的故事里面那样的一个世界。
贾樟柯作品《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海报
电影第一个章节就是吃饭，过去我们吃不上饭，饥饿的记忆是什么，怎么解决了吃饭的问题。第二个段落是恋爱，过去没有自由恋爱，怎么样开始自由恋爱。这十几个篇章都是中国人曾经解决过的要面对的问题，我们怎么把它解决了，最后一个段落就是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远远还在路上，还要往前走，所以我称它是一个海洋版的愚公移山。
影片2月份在柏林电影节放映，本来我们想4月发行，现在可能最近几个月就会发行，没有任何修改。
(责编：Koy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