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狐》总编剧:创作应回答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

日期:05-07
猎狐赵冬苓王凯

《猎狐》总编剧:创作应回答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

创作应回答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

——访电视剧《猎狐》总编剧赵冬苓[微博]

44集电视剧《猎狐》正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播出。8年追逃锲而不舍,观众一路跟随,一路惊心动魄。尘埃落定时,人们为法律和正义的彰显而欣慰,也为其所透视的人性和人心而深思。其中就蕴藏着创作者的苦心劝诫,“人生不是一场豪赌,在有些问题上来不得半点含糊。”

《猎狐》以公安部“猎狐行动”为背景。2014年以来,“猎狐行动”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6000余名,其中缉捕“百名红通”外逃犯罪嫌疑人60名,追回赃款达100多亿元人民币。震撼的数字投射在故事里,使艺术的探针不断下潜。《猎狐》专注讲鲜为人知的经侦故事,在戏剧的张力、人性的弧度、阔大的格局等层面立意开掘。

关于《猎狐》的字里行间、台前幕后,总编剧赵冬苓近日向本报记者娓娓道来。

生活是剧本的根

跳出“猎狐”写《猎狐》

记者:《猎狐》取材真实案件。“猎狐行动”公众知晓度高,案件素材众多。您如何介入和把握这个题材?

赵冬苓:《猎狐》是柠萌影业热情邀请我创作的。我本人对经济活动一窍不通也不感兴趣。但作为一名在剧本创作领域耕耘30余年的老兵,迎接挑战、绝不认输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也是我保持创作活力的诀窍所在,所以我接了。

接受邀约后,我做了大量案头工作,从对股票完全陌生到对股市游戏规则略知一二,经历了艰苦的学习。比方,根据这个题材的要求,翻阅了大量案例,制片方也给我提供了一些书面的材料,越看压力越大。后来我又到公安部和地方公安机关深入生活。我一直相信,对于一个编剧,无论创作何种题材,深入生活都是必不可少的。你去到那个地方,见到应该见的人,哪怕实际纳入剧本的东西不多,仍然会感到踏实,感觉剧本有了根。

记者:经侦题材、真实案件既是《猎狐》的“看点”也是创作“难点”,十分考验编剧讲故事的能力。《猎狐》如何从生活真实走向艺术真实?如何寻找与观众的共鸣点共情点?

赵冬苓:我到公安部采访的时候,曾经和经侦局相关负责人深入交谈,有两句话至今记忆犹新。第一句是要跳出“猎狐”写《猎狐》。不能只写公安干警如何抓人,而要写我们国家多年反经济犯罪的斗争。这就把创作的疆界大大扩展了。第二句是创作不能只写公安干警,对犯罪分子也应当写,把每个人面对诱惑如何陷入困境不可自拔的过程写好。这两句话是我创作《猎狐》的指导理念。

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性面对金钱的诱惑表现出来的脆弱,发人深思。改革开放特别是股市开放以后,各色人等面对经济潮水冲击的表现,是我在《猎狐》中着力去写的。所以,写经济大潮中的人生百态,是我们的创作主旨。也希望在这个意义上引起观众共鸣,从中认出自己:在特定的情境下,剧中人面对的考验,每一个观众都可能面对。听到许多观众在说,剧中人做过的事情,他们也做过。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共鸣共情吧。

记者:的确,这个故事最牵引观众的就是人物的选择和命运。围绕“猎狐”这条主线,公安干警、犯罪分子、各色人等渐次登场,人性的变化、社会关系的复杂逐渐呈现。《猎狐》人物刻画的着力点是什么?如何捕捉人物的典型化特征?

赵冬苓:对剧中人物,我把他们放在经济大潮来袭的大环境下,饶有兴趣地观察,一个个出身、经历、所处环境不一样的人如何表现、如何嬗变。

如果要问着力点是什么,只有两个字:困境。剧中每一个人物,包括男主人公夏远都有属于自己的困境。有的人陷入困境,不可自拔,就一步步陷了进去,遭遇灭顶之灾,比如杨建群;有的人在困境中不断升维,提高自己,开阔眼界,一步步成长为警界英雄,比如夏远。给每个人物设置属于其个人的困境,并写好他们如何应对,就是我全部的创作任务。

不满足于写快消品

千难万难也要抵达应许之地

记者:《猎狐》中人物的困境实质是正与邪、情与法、欲念与规则、现实与理想的激烈较量。这当中既有对于人性的思考,也有对广阔社会的观照,符合现实主义创作的要求。

赵冬苓:我们的创作实践面临一些挑战,许多创作人员碰到重大题材绕着走,宁可去写家长里短。在我看来,一个有抱负有追求的作家,应该对社会对历史有观照,回答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才可能让作品有真正的审美价值、认识价值。触碰真正的社会现实,作品才能留得久一点更久一点,给观众留下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对我个人而言,创作中不管有千难万难,总能找到抵达目的地的方法。这是我的志向所在,也是我的自信。之所以这样,因为我在作品中要传达积极的、正面的价值,与我们倡导的主流价值一致,所以总能找到适当的表达方式。过程可能艰难,但抵达了应许之地,自我实现的愉悦也是创作一般快消品所没有的。当然,我也呼吁大家以更大的文化自信,创作社会关切的重大题材。

记者:《猎狐》之外,您还有多部法治题材的作品,比如电视剧《因法之名》《冷案》、电影《激情辩护》等。法治题材是近年影视创作的热点,《破冰行动》等改编自真实事件的作品受到观众好评,也有一些作品被批评不专业、不真实。法治剧创作如何处理真实事件、艺术表达和观众期待之间的关系?

赵冬苓:法治题材是我的热爱。提高法治题材作品的创作质量,从创作者的角度讲,就是要研究法律、懂得法律、尊重法律。我们目前的创作中,观众经常诟病所谓的职场剧、行业剧,只是披着职场或者行业的外衣谈恋爱,我戏称是“换个地方谈恋爱”。《猎狐》其实也是一部行业剧、职场剧,我们可能有很多不足,但尽可能做到专业,做到剧中人的精力都在自己的专业上,恋爱不是没有,但绝不是故事的重点。

记者:除了原创剧本,您改编过文学作品《红高粱》《叶落长安》,您的中篇小说《八路牛的故事》曾被改编为电影《斗牛》。在您看来,文学性是不是成就好剧本的要素?如何发挥好剧本在影视产业链中的作用?

赵冬苓:当然。无论原创剧本还是改编剧本,文学性都是好剧本的生命力所在。

据我所知,在影视业成熟的国家里,剧作中心制已经成为通行的创作方式,许多创作团队都是编剧担任制作人。我乐观地预测,随着中国影视市场的成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编剧制作人团队出现。

任姗姗

(责编:珞小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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