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瑛
非洲舞
《回娘家》
“咿呀呀欧雷欧……”对不少上了年岁的中国观众来说，每当这句非洲歌词响起，都会自行脑补出一幅声情并茂的画面——曾几何时，舞蹈家出身的朱明瑛，竟然是中华大地上演绎非洲歌曲第一人。她穿上非洲特色的衣饰，用油彩把裸露的皮肤涂得黝黑，载歌载舞的形象太过深入人心。以至于1984年除夕夜，当她一袭黄裙登上春晚的舞台，唱响“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的《回娘家》时，不少观众才发现她原来是个俊俏的“小媳妇儿”。
作为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史上的“异类”，朱明瑛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艺术生涯巅峰之时却选择了急流勇退，负笈美国学习现代音乐，探索艺术教育和文化产业，回国后更长期从事艺术工作。回忆过往，这位共和国的同龄人告诉澎湃新闻，“这么多年来不管做什么，祖国和人民都装在我心里，这是我不变的初心。”
以下为朱明瑛的自述。
“在艺术上，我的眼睛永远不能往下看”
我生在沈阳，妈妈家据说以前是山东蓬莱的。虽然是汉人，但被清室册封为旗人。我两岁时跟着母亲来到北京，对家族以前的事儿听不懂也不大明白。但事实上，我是在党的教育下长大，没有受到任何家族的影响。爸爸的祖爷爷是清末名臣张之洞，算起来我是第五代，本姓张。前些年，我曾到河北省南皮县查阅地方志，也看了当地政府给张之洞盖的纪念馆，古色古香的。张之洞是近代中国钢铁工业创始人，洋务派，他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多多少少也是我后来从事的志业，冥冥中算是个巧合吧。
我小学上的是汇文学校，著名的“故事爷爷”孙敬修是我的班主任和美术老师，也是我的想象力启蒙老师。接触到专业艺术表演，还是1950年代，有一天妈妈带着我路过评剧院大众剧场，我偷偷钻到后台外面，在化妆室门口扒着门缝往里看，第一次看到演员们在化妆的情景。回到家就求着妈妈带我看里面的演出，第一次就是看新凤霞的《刘巧儿》，舞台布景相当逼真，新凤霞一边演一边唱，令我印象深刻。之后，恰巧另一位老师给看了一张《虞美人》的节目单，上面还有一张叶浅予先生画的舞蹈速写，让我正式萌生了学习舞蹈的念头。
1950年代印度电影《两亩地》和《流浪者》被引进国内，我那会刚刚上小学一年级，路过电影院看到电影海报，第一次懵懵懂懂有了对印度歌舞艺术的感知。放学路上听到人家收音机里面在放印度电影剪辑，就在人墙根儿下站着听，当时还下着小雨，我一直听了两三个小时，听完还不肯挪步子。之后好多年，脑海里都有这个旋律，到处找这首歌，最终知道这是电影里的插曲，叫《摇篮曲》。找到唱片之后就跟着学，1980年，我出的第一盒磁带里就收录了这首歌。
那时也不大懂事，因缘际会倒是遇到过很多艺术大家，这些人给我的影响，现在想来是潜移默化的。妈妈有一个闺蜜就住在梅兰芳先生家隔壁，我小时候跟着院子里的孩子到梅先生家串门，梅先生就坐在院子里，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他没和我们说过话，尽管穿得很朴素，但那气质、气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刚刚开始唱歌的时候，大概1980年前后，有一次遇到侯宝林先生，他就跟我说搞艺术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是天分，第二是聪明才智，第三是努力，缺一不可。他说我现在三个条件都具备了，但千万不能骄傲，还要好好地继续积累自己的曲目。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观摩学习的机会就更多了，看画展、看演出，看芭蕾舞是白淑湘老师的《天鹅湖》，都是当时最棒的演员。1985年出国之前，我和著名舞台艺术家陈爱莲学跳《春江花月夜》，她是跳中国古典舞的，古典舞其实源自中国戏曲，而中国戏曲的特色用今天的话来讲，本身就是载歌载舞。载歌载舞的艺术形式是中国观众最喜闻乐见的。正是这些机缘巧合，让我能够和这些大师有了交集，他们的只言片语，他们的舞台艺术，为人处世等等都影响到我，给我一个什么影响呢？就是在艺术上我的眼睛永远不能往下看，不能接受做一个平庸的艺术从业者。
1961年我进入中国舞蹈学校。1966年毕业后，进入东方歌舞团，成了一名舞蹈演员。东方歌舞团的“东方”，其实是个政治概念，不是地域概念，指的是“第三世界”，包括亚、非、拉三个大洲的艺术形式。东方歌舞团是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亲自倡议和关怀下成立的，周总理曾对我们讲，“你们不仅是艺术家，还是外交使者。”1962年月1月13日，东方歌舞团正式成立那天，陈毅老总亲自来给我们讲话，他有很浓重的四川口音，鼓励我们把中国传统民族民间歌舞艺术和表现现代中国人民生活的音乐舞蹈作品介绍给国内外观众，同时把外国健康优秀的歌舞艺术介绍进来。
“任何时代变化的时候，最先萌动的一定是文艺”
1978年改革开放，尤其到了1979年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出现了复苏。当时我听到一个故事，讲一名医学院的大学生，入学不久赶上“文化大革命”，别人的时光都荒废了，他却当上了赤脚医生，十年时间走遍乡村大山给老百姓免费诊疗，“文革”结束后他成了医院里各科室都争着要的主治医生。这个故事让我脑洞大开，觉得自己这十年时光损失太多了，要把失去的时光补回来。那时东方歌舞团刚刚有恢复的迹象，可舞蹈演员25岁以后就不能作为培养对象了，我必须认真地想一想，如果继续从事歌舞事业，自己还能做什么？
那时中国刚刚恢复英语函授，我在广播里听过北京外国语学院朱鑫茂老师的课，就想办法找到了他拜师。为了练声乐，我找到了总政歌舞团调来的岑冰老师。在艺术观念上，我认为艺术感染力就是它的灵魂，你在欣赏艺术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的灵魂被它吸走了。我那时就像一块刚干的海绵，到处去吸收养分，走访国内各地的老艺人，跟徐玉兰学上海越剧、跟骆玉笙学京韵大鼓、跟红线女学广东粤剧、跟丁是娥学上海沪剧、跟东北艺人学二人转……走哪儿学哪儿，求知欲特别强。
作为东方歌舞团的舞蹈演员，我当年曾主攻亚非拉舞蹈，东方歌舞团“歌”在“舞”前头，我就想能不能把歌融入舞蹈，填补东方歌舞团的空白？那个时候刚开始可以接触到外国音乐，没有人说这些歌能不能唱，但肯定没人教你唱，只能自学，还得悄悄学。我在宿舍反反复复地听一盘当年去非洲采风录制的磁带，把每一个发音都标注起来。再后来，我跑到国际广播电台的老师学斯瓦西里语，当时在非洲有一亿多非洲人都在说斯瓦西里语。然后整天泡在北京语言学院，一看见非洲留学生就跑过去跟他们聊。我也学了阿拉伯语，阿拉伯语是世界上所有语言里面最难学的，特别是它的发音方法和我们唱歌的发音方法完全是反着的。
在东方歌舞团一次春节晚会节目审查中，我毛遂自荐了准备好的歌曲。先唱了一首扎伊尔歌曲《愿大家都成功》，唱完在场的人都感到意犹未尽，于是我又接着演唱了《我心中的痛苦》和《咿呀呀欧雷欧》。非洲歌曲本来韵律性就强，又和我舞蹈专长结合起来，我成了国内演唱非洲歌曲第一人。当年在舞台上，我穿着非洲装束，用油彩把皮肤抹得黝黑，裸露出的皮肤都要涂黑，载歌载舞的形象可以说深入人心。虽然唱非洲歌曲很出名，但那时我其实并没去过非洲。这事当年说出来，外宾们都不相信。那些年接待外国首脑，我在联欢活动上经常表演对应国家的歌曲。日本演员高仓健来中央电视台联欢的时候，我也穿上和服，演唱日文歌曲。
我一直在讲，作为一名中国演员，我不能只会唱外国歌，必须要学习自己国家、民族的歌曲。1981年，我有幸被著名作曲家王酩先生邀请，为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演唱其中的插曲《角落之歌》。当时我没有看到电影，导演跟我讲要调动一种悲伤的感情，他给我的办法是脑海中想象着坟头（笑）……后来我在大华电影院看到电影海报，还是自己买票进去看，听到这首插曲时，就默默流下泪来。当时就想，要是能知道剧情，我就唱得更好了。之后我演唱了《大海啊，故乡》，那是电影《大海在呼唤》的插曲。我到了作曲家王立平家里，他坐在钢琴边，把歌词念了一遍，我就哭了。我是个很感性的人，而作曲家对时代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其实任何时代变化的时候，最先萌动的一定是文艺。作曲家捕捉到时代的气息，他们知道时代需要什么样的音乐，尽管只是听过我演唱非洲歌曲，还是敢让我来演唱电影插曲。
我并不是一个专业学习声乐的人，老师给我一些指导还是很受用的。比如上台演唱的时候不要总想着演唱方法，怎么唱得美就怎么唱。表演是要让别人舒服，首先演唱者自己要舒服，我自己要觉得美，听众才能觉得美。还有一点，我是北方人，北方人性格开朗，相对而言更容易解放天性，舞台上表演能放得开。我知道很多普通的劳动者唱得一点都不比专业歌手差。下基层演出，我曾经遇到一个扳道工人，演唱水平相当了不得，我们都劝他转行做歌唱家，但人家觉得自己的工作就很好，唱歌只是业余爱好。劳动人民的质朴和爽朗，也让我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很多养分。
“既然出去就要去流行文化的‘老巢’”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我一人连唱了《大海啊，故乡》《回娘家》《莫愁啊，莫愁》，三首都成为了当时脍炙人口的歌曲。《莫愁啊，莫愁》要唱出南方水乡姑娘的感觉，声音很轻，温婉细腻，作曲家陶思耀带着我在南京莫愁湖公园转了一圈，就找到了这个感觉。当年海外华人爱《莫愁啊，莫愁》，胜过爱《大海啊，故乡》。《大海啊，故乡》这首歌是一种诉说，找到歌曲本身的感觉，也就掌握了这首歌的灵魂。《回娘家》则要唱出小媳妇儿的诙谐幽默，还要和表演融为一体。因为我学过民族舞蹈，在唱的时候边唱边跳，也加入了一些北方民间舞蹈的元素。
1985年的时候，我由文化部公派自费赴美学习现代音乐。说实话，有了名声之后放下这一切并不容易，这需要勇气。我早就想好了，自己算是最早一批在国内唱流行歌曲的人，但公众包括一些演员对于什么是流行歌曲，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于是我就有了要出国留学的想法。我了解到当时最火的港台艺人，都是从日本学习，而日本人又向美国学，那既然出去了，索性就要去流行文化的“老巢”美国，去那看看流行音乐到底是什么样的。
当时的国家政策是过了35岁就不能出去留学了，我天天跟王昆团长软磨硬泡，最终去了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留学。到了美国，首先要恶补英文，课余还要大量地听歌，我的岁数比学院不少老师都要大，用人家的语言学习人家的文化，初期很是辛苦，我是咬着牙坚持下来。全校3000名学生（800名外国留学生），我是唯一一个连续八个学期获得全额奖学金的学生，每个学期成绩单下来，我都会寄回东方歌舞团。我还常常随学随译，积攒了一本一本的学习资料。等到我最后回国前，足足收拾出一个集装箱的行李，光资料就装了17个大纸箱，前后花了3个月时间海运回国。
1990年，市政府邀请我回国支援北京亚运会。我终于把多年的愿望实现了——让外国人给中国人伴舞、伴奏、伴唱，了却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心，这就是当年“艺术家之梦”朱明瑛独唱音乐会。1992年，我和美国的老师同学们一道回国举办了“92美国现代音乐演唱会”，我一个人做团长，又是翻译，还要卖票，接受采访，参加演出忙得不亦乐乎，能把原汁原味的美国现代音乐搬回国内演出，也算是了却了我对中国流行音乐乐坛的一桩心事。
1995年5月23日，满打满算出国十年之际，我选择回到祖国。回国前做了两年调研，张朝阳是我在波士顿时的朋友，他和我前后脚回来的。在波士顿时，我们就一起探讨怎么在中国推动文化产业，他曾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奥斯卡评委，希望一起在华开拓电影产业。回国后，我选择的切入点是引介具有国际视野的科技纪录片，前前后后选了52部纪录片。自己是做市场、签约、接广告，跟各大电视台接洽。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在中国，其实最缺的还是文化产业相关的人才，所以办一所产教融合的学院，是我最近这十几年来最主要的工作。
文化产业在美国称为娱乐工业，美国娱乐工业的发展可以说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很多的经验教训都值得我们借鉴。比如说美国的艺术教育都是围绕着市场需要设置的，他们教授给学生的知识结构非常完整，除了艺术上一技之长，也有一定的法律常识和版权意识。中国过去都是讲文化事业，“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现在提到产业化，增添了市场理念、消费理念，也迎来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但说到教育，过去培养艺术人才的方式太单一了。所以我的教育理念还是要做产教融合，在海纳百川的同时，让外国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经验和管理模式在中国落地，否则就会水土不服，更不能什么都照搬外国。
（记者：王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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