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飞亮相FIRST青年电影展闭幕典礼
十分头条新闻讯今年77岁的谢飞导演依然精神矍铄，国内外各个电影节经常能见到他忙碌的身影。在几天前的FIRST青年电影展上，谢飞一边紧盯手机，时刻关注着中国游泳队的比赛成绩，一边以影展荣誉主席的身份亮相各个场合，鼓励青年导演，也直言他们作品存在的不足。
谢飞一向敢想敢说，他认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才能促进创作进步。去年来西宁之前，谢飞给姜文新片《邪不压正》打了三星及格分，对小浪表示“他应该拍出更好的作品”，并欣然接受姜文劝他“多读书”的建议。
在今年的对话中，谢老向我们表达了一些他对当前电影市场、影展运营、青年电影人创作等问题的犀利看法。谢飞认为，电影节应以民办为主，不该花纳税人的钱，国内一些官办电影节动辄上亿花销是不合适的；青年导演不要总想着上院线，还有许多其他路可走，花100万拍一部片跟1个亿并没有本质区别。
“应该主动对我们影视的市场化做深入的、大胆的、断臂精神的改革”、“你现在光说，要拍出一个走向世界的电影是不可能的，大家都被市场所困住了，怎么拍啊？”谢飞强调，任何时代的青年电影人都很有才，改革是唯一要点，不改革就会倒退。
一，电影节不该花纳税人的钱
自从担任第八届FIRST青年电影展评委会主席后，谢飞便受邀成为该影展的名誉主席。他表示，FIRST是中国甚至全世界都少有的、有一个固定团队一年四季为之服务的影展，认认真真办了一个民办的独立电影节，这是很难得的。
“在以前胶片时代，胶片是靠影院放映，见观众是非常难的，于是就兴起了电影节。原因是商业市场只放普通观众喜欢的东西，以娱乐性为主，而其它非娱乐的，多国多民族的电影就见不到，于是他们就创办了电影节。从30年代起，到50、60、70年代进入了高峰时期。那时候中国还没有电影节。后来电影节的优秀作品也开始影响了市场。你比如美国好莱坞电影在60、70年代就通过艺术院线放一些新现实主义、新浪潮，特别是欧洲那些作家电影，影响了斯皮尔伯格、卢卡斯、马丁·斯科塞斯等。所以电影节和主流市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后来中国也开始在上海举办电影节了，但是很多地方还不行。所以我对FIRST能够举行下来，搞了13年，很赞成。各个媒体或者公司来的都是自费，目的就是我来支持新电影人，这是一个办电影节的正路子。”谢飞说。
由此，谢飞强调，“电影节应该是民办为主、政府支持、社会支持，它不应该花很多纳税人的钱，因为爱电影的人只是一部分，纳税人的钱应该给所有的人。”谢飞以澳洲金考拉电影节为例，政府只有100万文化经费，要分配给音乐、绘画等各个领域，分到电影节的可能只有几千块钱。谢飞继而表示，现在国内一些官办电影节，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花销，这是不合适的。
二，影展应找准自己的定位
谢飞表示，每个影展应该有不同定位，有的面向业内，有的面向普通观众；对于后者，更应该灵活思考，怎样把电影送到相应受众的身边去。
“电影节有几种，像欧洲三大电影节的观众主要是世界各地的电影人、记者、影评人，没有几个当地观众去看。还有一种电影节是为普通老百姓准备的，可以看一些平时看不到的电影。FIRST和平遥已经成为给业内爱好者看电影的地方，但不应该只有这一种。”
谢飞建议，像海南电影节就应该办成针对海南爱电影的观众的节，因为提不出什么新的议题，时间在年底，新片基本都上映过，那么就应该把这些好片给普通观众看。“一定要分明白，电影节是可以各式各样的，但是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补充商业电影的思想品牌、文化品牌。”
谢飞（中）在FIRST青年电影展闭幕典礼上
谢飞讲述了自己在海南电影节的一次经历：海南电影节有一个京戏单元，放九部京戏，第一天他去看《霸王别姬》，惊讶地看到厅内竟然有二三十个观众，可是刚开始放两分钟，大家就开始质问：“这是张国荣的电影吗？”原来是他们没仔细看放映信息，放的其实是同名京戏《霸王别姬》。
“如果是拉来几百个退休老干部来免费看，绝对可以。或者是在社区里，弄一个60到100座的放映厅，不需要装很贵的椅子，10块钱、5块钱一张票，你就放着京戏，保证有人看，你没有把电影送到有需要的人身边去。”
“侯克明老师拍完《白毛女》，拍完3D歌剧《长征》，现在又要拍《沂蒙颂》。我说拍这么多有人看吗？他们说现在有最先进的设备，可以在电影院看国家大剧院的3D演出实况，有一个技术上的转播，可能以后就会有相应的关注。”
三，青年导演不要总想着上院线
谢飞提到，今年暑期档总体票房成绩一般是正常现象，因为全世界票房市场都在萎缩，将来网络会慢慢取代院线成为最重要的放映平台，院线不会消失，但会成为第二位。像Netflix的收入已经开始超过院线了，很多好莱坞大导演都开始拍网络电影、网剧，中国导演也应该打开思路。
今年FIRST展映并获奖的《平原上的夏洛克》是一部还没做完的电影，声音、配乐还没做，但剪辑已经完成了。所以如果有网络平台看好它，就可以追加一点投资，把片子做完，在流媒体平台上线，就很好。
“去年爱奇艺就买了六部。不要死活总盯着院线，像去年《四个春天》院线那点钱还不如卖给网络。上院线要花很多宣发费，我就跟他们说，《郊区的鸟》能卖给院线就不错了，你一定要衡量。”
谢飞还给青年导演指路“主动放映”，是FIRST组织的去到全国各个院校的放映模式，现在已经放过150多个场次了。现在很多院校都有数字拷贝放映厅，走“主动放映”的片子虽然不是商品，但也免去了送审上映流程，并且作品最重要的就是见观众，观众的任何反馈对于青年导演来说都会是学习进步的过程。
四，青年导演拍片成本高是有毛病
“100万以下拍一个像样的电影是没问题的，跟1亿拍一个电影没有本质区别。你是一个青年电影人，你干嘛要花那么多钱啊？”谢飞说。
“由于国内生产和发行模式比较单一，6万块银幕就是为娱乐为主的城市青年人准备的，这个群体是非常狭窄的，中国14亿人有70%，甚至80%是从来不到电影院看电影的。
像《路边野餐》，《撞死了一只羊》，得奖呼声很高，但是票房都差点。所以你一定要想明白，你非要进入商业体系，而中国的商业市场是非常狭窄的一个市场，文艺片很难回本。既然这样的话，你就把成本降低，金鸡奖评奖800万以下叫中小成本，你现在动不动就一千万，有毛病。”
谢飞还讲到，青年导演不该以票房为唯一追求，被市场绑架。80年代所有人都去看《芙蓉镇》《周恩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评价体系。当年是全社会认为它们好，而现在是几千万人用票房表示一部电影好，这不能代表14亿人都认为好，可能反倒是电视剧更代表多数人的口味。
“我们没有多元化的市场，没有老年社区院线，没有青少年院线，于是票房就很简单化，很单一。你要求所有的年轻人，新的有才华的人都迎合这个市场，那你就会伤害很多有价值的导演。”
谢飞（左）与田壮壮一起为娄烨颁奖
五，应允许自由讨论，该批评就批评
谢飞讲到他在埃及一个电影节做评委的见闻，有一部中国参赛片叫《泪》，讲一个穿女装的男孩的故事，他的父亲在天主教堂工作，接受不了儿子的行为，结尾是父子和解了。谢飞一查，导演还是他过去进修班的学生，已经是一个成熟导演了，拍过不少电影，《泪》最终获得最佳男主角奖。但导演表示，他并没有送片子参赛，是香港发行公司报的名。
“我后来也接触很多外国评委，包括我们在澳洲的评委，他每年当中国电影的评委，十年下来看了百部，他列了20部电影的名单，全场中国人都没有看过。”谢飞认为，如果电影内容有歪曲事实的地方，我们大可以进行批评，但应该允许自由讨论。
现在的中国年轻导演经历丰富，可能拍了很多电影，但是我们看不到。“所以我认为要形成各种市场，商业市场、文化市场、独立制片人的市场，同时有一个健康的运作、健康的评论，该批评就批评。”
六，分级制应由民间主导
今年FIRST青年电影展的排片表中出现许多数字，用来标示每部展映片适合多大年龄的观众观看，是一次电影分级的试验。
对此谢飞表示十分赞赏，并表示分级制应该由民间而非官方主导：“这是你的责任，你把这个电影给观众放映，就应该通过分级的方法告诉他，这适合哪些人观看，特别是青少年适合不适合。这样做是对青少年的保护和对市场健康的负责。
这个东西不应该是官方来做，像俄国所有电视台，连个MTV都要标上年龄，这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以前电影院放血腥的画面，10岁以下孩子去看不懂，他一闹又哭又跑也影响别人看片。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常识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就解决不了。”
七，促进影视进步的关键是真正市场化
谢飞直言，目前中国影视比较偏向半市场经济，电视台等机构属于官方，而新兴的视频网站对电影、电视、综艺市场做出了补充。
“销售对创作从来都是有直接影响的。咱们电视剧收购方式跟日韩、跟美国都不一样，造成电视剧的质量有巨大的区别。目前我们24小时播出的电视台有1000个以上，注册的是3000个台，每天上午下午都需要有电视剧在那撑着。所以为什么现在电视连续剧能拍60集，就是因为这几千个官办电视台在养着。现在是中国影视演员最好的二三十年，赚钱多，因为活太多了，明星还是收视率很重要的保障。”
“一定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市场化、法制化，这是促进中国影视进步的最大的关键。韩国80年光州运动以后，整个市场越来越繁荣，一直走向世界。你现在光说，要拍出一个走向世界的电影，这是不可能的，大家都被市场所困住了，怎么拍啊？商业拍不出来，艺术也播不出来。
不要被动改革，应该主动对我们影视的市场化做深入的、大胆的、断臂精神的改革，改革之后造成了中国40年电影的起伏跌宕，而眼前最大的问题是，不去做体制的改革，而是满足于现状。
改革是唯一的要点，不改革就会倒退，而不是说青年导演没才华，任何时代的青年人都有才华。”谢飞说。
（何小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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