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里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右相林九郎（原型李林甫）代圣上执政，与太子李亨、靖安司李必互相制衡，暗中观察和阻挠李必、张小敬查案，但在发现宦官郭利仕（原型高力士）冒着政治风险保护张小敬后，他迅速改变计划，帮助李必、张小敬查案。这个细节如点睛之笔，把林九郎复杂的一面展现出来。
在过去有关李林甫的影视剧中，李林甫被塑造成十分脸谱化的奸臣，口蜜腹剑，嫉贤妒能，导致了大唐的衰败。但在《长安十二时辰》里，这个人物大事不虚的一面被表现了出来，他虽然玩弄权术，为人狠毒，但洞察局势，能够在大局危急时暂时放下斗争，协助政敌破案，仅仅这一个小细节，就让他的形象活了起来，也让观众信服这个人物，毕竟，李林甫能在盛唐担任宰相十余载，让安禄山畏之如虎，仅仅靠阿谀奉承是断断不可能的。他私德有亏，但在治国理政很有一套，《长安十二时辰》对他的还原非常合理。
剧中还有一个细节体现了林九郎的缜密心思。时值上元佳节，圣人（玄宗李隆基）要在宫内宴请严真人（实际上就是杨贵妃），林九郎听眼线说宫中早有流言，暗指郭利仕私卖宫中金器，就命人把招待严真人的金器换成残缺破旧之物。
林九郎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他在利用皇帝的心理来打击政敌。彼时玄宗倦政，宠爱杨贵妃，郭利仕担心大权旁落，规劝玄宗：“若将天下权柄授予他人，那皇帝安危堪忧。”可转眼之间，玄宗就看到残破的茶杯摆在自己宠妃的台前，而负责此事的正是郭利仕，二人之间摇摇欲坠的信任，必定由此动摇，任凭几十年主仆情，也不敌“三人成虎”，林九郎一个小小的茶杯，就瓦解了玄宗对郭利仕的信任，后者和太子暗中筹谋的检举林九郎计划，就此流产。
通过人物对细节的反应，来刻画人物形象，这是历史剧塑造人物常用的手法。林九郎对一两个小细节的把握，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嗅觉，这比编剧平铺直叙更高明。
历史剧塑造人物有多种手法，限于文章篇幅，本文仅列出四类比较常见且高明的手法，来举例说明。上面说的是通过人物对细节的反应来刻画人物，另一个塑造人物的常用手法，是把人物放到关系里，通过关系的变化把这个人的特点和改变展现出来。
比如历史剧《雍正王朝》里，编剧刘和平把四阿哥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放到九龙夺嫡的背景里着重刻画，通过他和康熙皇帝、老十三等人的关系，以及康熙皇帝对他的任命和处置，来深化胤禛、康熙等人的的形象。其中，“胤禛追查户部欠款”是个很好的例子。
《雍正王朝》第三集，康熙派人追查户部欠款。户部欠款人数众多，不但有老臣达官，还有皇室宗亲，八爷胤禩之所以把差使推给四爷胤禛，就在于追查户部欠款虽是个立功的机会，却容易得罪人，且难度甚大。最终，康熙决定让四阿哥胤禛接过这个差使，胤禛希望与老十三胤祥一同办此差事。康熙不允，并说：“朕要你去做真正的孤臣。”这一个人事任命，就把康熙的果决、精明，还有胤禛在他心中的分量（能做实事，不怕碰壁）给体现出来了。
对比也是《雍正王朝》常用的塑造手法。编剧刘和平在描绘胤禛时，通过同一件事的不同对法，来衬托胤禛和他人不同，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胤禛和八爷党、太子的比较。以第一集的开篇为例。黄河决堤，百万生民受难，康熙在大殿上愤怒，他召集百官群王，独独两个人，迟迟不到场。剧本里特地借康熙之口重复：
“太子呢？四阿哥呢？”
“太子胤礽和四阿哥胤禛为什么没来？”
太子在御花园的假山石洞和康熙的嫔妃郑春华云雨。
四阿哥在户部清点国库存银和可供支出。
这是第一层对比。国事当头，太子却在和妃子胡搞。而四阿哥则不顾可能施加的处分，迅速清点国库。太子昏聩好色的形象出来了。四阿哥办事雷厉，且抓得住主要矛盾的形象也出来了。
这个细节也引出来悬念：太子搞妃子，万一被皇帝知道了怎么办？户部是八阿哥的地盘，四阿哥未经允许去户部清查，八阿哥怎么想？由此埋下太子和皇帝的矛盾、四阿哥和八阿哥的矛盾。而我们知道，在《雍正王朝》前半部分，九龙夺嫡里，乃至九龙夺嫡后，四阿哥和八阿哥都是互相斗争的。
第二层对比，恰恰就是四阿哥胤禛和八阿哥的对比。当康熙问起救灾方案，太子、八阿哥、四阿哥，渐次提议。
其中，八阿哥道：“此次黄患忽发，不在人事，纯属天灾。皇阿玛怀忧民之心则可，抱自疚之意则不必……康熙四十三年，各地督抚为了从国库掏银子，将灾情无限夸大。结果受灾的府县、人数都没有所报之多。因此，儿臣敢于断言，这一次的灾情也必不像奏折上所报之大。”
八阿哥不提主要矛盾，把问题归咎为天灾，规避了所有可能牵涉官员的责任，又挠了挠皇帝的心意。漂亮话，舒服话，却也是八面玲珑的伪善言行。而在整个故事里，八阿哥的基本形象，也正是伪善二字。他懂得笼络人心，护卫着宗亲和士绅的利益，但没有大刀阔斧改革的气魄，因为他不愿意触碰自己的基本利益。
再看看姗姗来迟的四阿哥的说法。四阿哥首先回应了八爷党的质问，然后开门见山：“刚才胤祀陈奏，应立即降旨灾区邻近省份调粮和户部拨款，儿臣都已听到。可据儿臣所查，邻近省份已无粮可调，户部也无款可拨。”
四阿哥把自己清点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出来，朝堂之上的太子和八阿哥都露出难堪之色。而四阿哥提出的对策是：“立刻拨出库银四十万两，在直隶一带向富户买粮急运灾区，以解眼下之急。其余不足之数，立派钦差前往江南筹款购粮，赈济灾民过冬，抢修已坏的河堤。”
胤禛的形象一下子出来了，观众在这种强烈的对比氛围中，很快明白胤禛和八阿哥形象的不同。
刘和平是擅用对比的高手，《大明王朝1566》里海瑞与赵贞吉、嘉靖的对比、《北平无战事》里国共两党不同成员之间的对比，都让人物栩栩如生。他做得很稳的一点，就是他会写很多人物，但主次拎得清，哪怕一集十分钟的戏，十几个人物渐次登场，他也能安排得明明白白，做到主角分明，配角有记忆点。
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雍正王朝》第一集的戏，第一集里，剧本里其实先后出现了驿差、康熙、李德全、太子、郑春华、寻人太监、四阿哥、高勿庸、九阿哥、十阿哥、大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八阿哥、佟国维、张廷玉、马齐、任伯安、年羹尧等二十多个人物，四十多分钟内次第出场，非但不乱，还能做到故事高潮迭起、人物个性鲜明，足见刘和平的功力。
写一个小人物的神性时刻
《雍正王朝》开启了清代戏的黄金时代，但也助长了一种潮流，那就是对帝王将相的歌颂剧充斥市场。《康熙王朝》《汉武大帝》《大秦帝国》等，都是以国家或区域的统治者为中心展开的故事。观众看多了帝王将相的故事、正义英雄的杀伐果决，渐渐的开始对这一类产生疲惫，所以从千禧年后，“唱唱反调”成了另一种趋势。
《走向共和》的袁世凯和李鸿章、《大军师司马懿》的曹操和司马懿，乃至这一部《长安十二时辰》里的林九郎（李林甫），都是作者从不同角度解读史料而看到的不一样的人物，他们在传统史观里被简单否定或者定义为奸臣、枭雄，但随着史学界视野的拓宽、新历史主义的兴起，影视剧作者对这些人物有了更强烈的兴趣。
他们的做法不是单纯翻案，而是通过一些细节，表现出这个人内心的煎熬，他那不能被单纯归纳为正义或邪恶的层面。比如在《大军师司马懿》里有一场戏，主题是杨修派刺客暗杀司马懿，自以为成功了。可这时候，他在湖边不是得意洋洋，而是痛苦地大叫。
如果是一般编剧处理，不会有这一叫，但《军师联盟》加入的这一场戏，是对杨修个人的点睛之笔。文人相轻，又互相欣赏，文人求功名，却也爱惜自己的羽毛。杨修自居君子，可他陷害司马懿，是在搞阴谋手段，君子是不耍阴谋的，杨修这么做，是他对自己过往君子身份的侮辱，也象征着他不得不与那个纯洁的自己告别。但杨修毕竟是一位文人，他还有自己的羞耻心，还有自己的精神洁癖，所以当他看到手上的血，他像一个孩子般狼狈。这一笔，让杨修的复杂性出来了。
而另一种趋势，就是对小人物的着重呈现。例如在《长安十二时辰》里，主角不再是唐玄宗、杨贵妃，而是张小敬这样的小人物，史书上一笔带过的人，成了拯救长安的主角，这就让观众觉得很新鲜，而且这个人物让普通人亲切的一点在于：他没那么多王侯将相的规矩，相反充满了市井气。他救长安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或者匡扶社稷，而是为了长安城里一个个真实可感的人。
朴素的道德感驱动着张小敬行动，一个小人物也可以在特定时刻改变历史。无论是英雄伟人，还是市井匹夫，他们都在某些情况下暂时放弃一己私利，纯粹出于心中的善而去做事，我称之为“神性时刻”。
张小敬体现出小人物的“神性时刻”，平时胆小怕事、一肚子坏水的小人物崔器也体现了出来。
崔器出身“陇右道”，是靖安司里的一个礼仪使。此人“兔唇、歪嘴、吐字不清”，嚼薄荷叶，手握两柄大锤，一脸喜感。他不是单纯的正派或反派，恰恰是许多平凡人性格的缩影——有正义感，有担当，却也有着懦弱、自私、卑微的一面，在表演过程中，演员蔡鹭为了表现出崔器怕被别人瞧不起的特点，专门设计了一个细节：
“崔器的籍贯是‘陇右道’，蔡鹭为此给自己加了一个小动作。‘士兵胸前挂的那个牌子背面都会写着他的籍贯，我就一直用大拇哥搓那个牌子，因为崔器希望有一天牌子的后面变成一道黑杠，他不想让人知道他来自陇右道，这让别人瞧不起。’”（出自：《<长安>崔器“领盒饭”，观众哭了》）
该剧前十几集着重刻画的是崔器无能甚至自私的一面，他做事拖队友后腿，背叛靖安司投靠右骁卫，使坏捉拿张小敬，怎么看怎么像个反派，但就是这么一个让人瞧不起的人，却在靖安司最危急的时候挺身而出。
当剧中人物龙波率人突袭靖安司，打算血洗此地时，崔器出于军人的责任感站了出来，他没有帮手，毫无胜算（当时靖安司的守备和右骁卫都因为种种原因被调走了），但哪怕明知是一死，他也要站出来，以一己之力力战数人，以至于贼首龙波都为之感动。临死前，崔器在在军牌上血写长安二字，他一生被排斥被歧视，但在生命的最后，他终于成了长安的一位好兵，成就了自己的“神性时刻”。
(责编：珞小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