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鹤和李谷一合影。图/视觉中国
时间拉回到36年前，1983年首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正式举办。在那个仅有600平米的演播室里，黄一鹤开创了晚会实况直播、热线电话互动等全新形式，并首次设立了节目主持人。他带领王景愚、马季、李谷一、姜昆等艺术家，从歌舞、相声、魔术等多个品类，为观众奉献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除夕大餐。从此之后，央视春晚便如同大年三十放鞭炮、吃饺子一样，成为中国家庭不可或缺的过年习俗。
黄一鹤曾执导过五届春晚，姜昆、李谷一、陈佩斯、朱时茂、冯巩、赵本山等“春晚常青树”均在此期间得到过他的举荐，《乡恋》《我的中国心》《吃面条》等曾备受争议的春晚节目，也都是在黄一鹤的果敢之下，成为了时代经典。李谷一曾评价，“他就是一心一意为他心中的老百姓服务。”黄一鹤生前曾回忆，每次想起春晚，就像刚分手的老朋友一样，“30年了，不知道过得好不好。”如今斯人已逝，黄一鹤创造的春晚经典却永远留存在观众的记忆当中。
采写/新京报记者张赫杨畅刘玮
春晚开拓者首创直播、主持人、点播节目
央视在除夕举办晚会，最早可以追溯到1958年。然而由于条件落后、电视机及卫星转播不普及，大多只是排练几个独唱、舞蹈节目，从未在社会引起太大轰动。直到1982年，黄一鹤接到任务筹备1983年春节晚会，他决定做一次“质的飞跃”。他集中了马季、王景愚、姜昆等艺术家组成策划编创组，提议实况直播、开辟电话点播，并起用节目主持人。黄一鹤的提议曾招来了不少反对的声音。姜昆也对此存疑，然而黄一鹤只回答了一句，“足球赛如果不直播，你看录播有意思吗？我要让中国所有观众跟我们一起过春节的时候，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于是，黄一鹤在600平米的演播室里摆放了五台摄像机，没有绚丽的舞台背景和先进的灯光，工作人员加起来不到60人。但茶座式的观众区、主持人与观众的亲密互动、直播的既视感，都让春晚有了浓浓的年味儿。
不仅如此，黄一鹤还首创了“主持人”这一概念。在此之前，国内只有“报幕员”，按照流程通报节目名称；但为了春晚能够更好地与观众交流，把节目通过更有意思的方式串联起来，黄一鹤便尝试找一些懂幽默，又能活跃气氛的人搭配在一起主持，产生一些新的趣味点。马季、姜昆等相声演员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中，但只有两个男的不好搭配，于是人气颇高的刘晓庆入选；又怕相声演员嘴太贫，曾演过不少内涵喜剧的王景愚得到了上春晚的机会。
“观众想看什么就播什么”是黄一鹤办春晚的初心。1983年春晚的“热线电话”便开创了与观众互动的先河。当年黄一鹤在演播室放了4部电话，观众可以打电话实时点播节目，还能参与有奖猜谜。这在当年“电视台是上帝”，观众提意见都成问题的时代，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创举。
而当年最红的李谷一，一晚上被观众“点唱”了9首歌曲，其中甚至包括被封为“靡靡之音”的《乡恋》。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依旧思想僵化，这类表达个人情感的歌曲很难登上“大雅之堂”。然而黄一鹤却坚持用热线电话证明“观众的选择”。他曾回忆，1983年春晚第一通电话拨进来，点播的就是《乡恋》。但领导始终不同意演唱这首歌曲。随着点播的电话越来越多，直到黄一鹤把第五通观众热线提议给领导，领导终于一跺脚说“黄一鹤，播！”后来这首歌成为了当年最火的流行歌曲。春晚结束后，大量观众来信，赞扬央视是“人民自己的电视台”。
“当时我们就是希望观众可以改变晚会的播出程序，观众可以指挥电视台，节目播出应该是个流动的状态，导演组要根据观众的要求播出节目，观众想看什么我们就播出什么。”黄一鹤曾说。
新京报记者独家采访李谷一，在她心目中，“黄一鹤导演既敢想、敢说，又敢干、实干，他不仅是个改革派，也是位大智慧家。”1983年，央视首届春节联欢晚会正式举办前夕，李谷一在节目组后台首次见到了黄一鹤，“当时他风风火火跑来跑去的，时间特别紧张，我也没来得及跟他讲话。”李谷一记得，第一届春晚其实没怎么彩排，直播过程中节目也有些衔接不起来，但黄一鹤创新使用了和场外观众电话互动点歌的形式，让李谷一在舞台上一连演唱了包括《乡恋》在内的9首歌曲。“黄导思想特别活跃，敢于尝试，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群众需求服务。从《乡恋》开始，我们的文艺发展也打开了一扇门。大家总是说李谷一很红，但我能有今天的成就，是与他分不开的。”李谷一的《难忘今宵》更是春晚的必备。她说，这首《难忘今宵》的诞生也与黄一鹤有着直接的关系，“1984年，黄导考虑要为晚会写一首体现家国情怀的结束曲，希望能让所有炎黄子孙一起庆祝新年，他就请了著名词作家乔羽和著名曲作家王酩联手创作了这样一首歌。三十多年过去了，黄导的远见流传了下来。”
李谷一说，这些年她与黄一鹤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有一年，我的从艺五十周年演唱会请他来看，他还很高兴。但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央视的一档栏目上，当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如今听闻黄一鹤逝世的消息后，李谷一表示很难过，“我永远铭记他的相知之恩，希望老哥一路走好。”
胆魄和坚持
差点因邀请张明敏被开除
1983年春晚获得不俗反响后，黄一鹤完全可以按同样的模式继续搞1984年春晚，然而为了满足观众对晚会骤然增长的期望，黄一鹤决定冒着风险再次创新。1984年中国即将迎接中英双方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署，黄一鹤大胆萌生了邀请港台同胞的想法。当时他曾在公交车上偶然听到张明敏唱的《我的中国心》，歌词有黄河、长江，于是他便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邀请张明敏参加春晚。同时，黄一鹤也邀请港台艺人和赵忠祥、马季、姜昆等人共同担任主持。
虽然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黄一鹤先对张明敏等人进行了“调研”，但仍有一些领导不同意如此“激进”的做法：“春节晚会是现场直播，可不是录像，万一他要说出一句不得体的话谁负责？”甚至某领导曾打来电话，称如果黄一鹤再坚持己见，就把他撤掉。黄一鹤当即挂断。但正是这样的胆魄和坚持，最终造就了经典春晚节目《我的中国心》。
黄一鹤的“叛逆”不仅如此。1983年，哑剧小品《吃鸡》大获成功，黄一鹤便联想到在1984年春晚再推出一个语言类节目。当年国内还没有对白小品，于是黄一鹤看中了凭借《二子开店》《夕照街》等电影名声大噪的陈佩斯，和因《牧马人》而红遍全国的朱时茂，并亲自邀请二人从零开始创作小品《吃面条》。然而《吃面条》排练时，很多人竟然都笑得趴到地上，这又一度让黄一鹤忐忑，“在那个年代，没有意义的笑是不允许的。”上，还是不上，在除夕前一夜仍未有定论。但黄一鹤仍抵住内心激烈的思想斗争，鼓励彼时失落不已的朱时茂、陈佩斯：“这个节目没有人说可以上，但是也没有任何人说不能上。我是晚会的导演，我就可以做决定了：上！出了问题我负责。但你俩记住一条：表演时一定要按照审查的本子来，不要添枝加叶捅娄子。”
《吃面条》播出后，也曾有人质疑那是无意义的笑，黄一鹤却反唇相讥：“谁说没有社会意义？小品最后一句话画龙点睛：‘你就别考演员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你觉得做演员容易，可是连吃一碗面都吃不像，就是讽刺那些好高骛远的人。”
专访刘晓庆
昨天，刘晓庆接受了新京报记者采访，回忆起当年黄一鹤是如何说服她上春晚主持的，“黄一鹤导演来请我的时候也没有怎么说服我，只是我自己斗争了好久，因为当时我是拍电影的，电视机在中国观众家里很少，一个联欢会，牺牲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因为我一个月工资只有50块钱，买一张车票很难。好不容易一年攒下的钱，要坐车回去和家人团聚。所以呢，这个机会是非常可贵的。但是春节联欢会的规定就是要现场直播，就是说的是一个联欢会，也没觉得是多大的一个事儿。当时没有什么功利主义，主要是大家一起热闹就行，所以我也没有提什么要求，直播上就直接向四川人民问了好。然后从春节联欢会的舞台上就直接去了火车站，然后就赶回成都和父母团聚。”
刘晓庆说，当时是联欢会，没想到一下变成了第一届春晚，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晚会。当时看不到外国的电影，更加看不到外国的综艺节目，在这种情况下，黄一鹤导演完完全全（当然大家也有一份砖瓦的贡献）创造了这种形式的春节联欢会，一直沿用至今，所以听到黄一鹤导演去世，“我非常地、非常非常地难过，因为他就是经典。”
【一种怀念】
互联网时代更要记住他的春晚创举
黄一鹤是春节联欢晚会这一节目类型的开创者，也是中国电视文艺迎来春天的前行者之一，让我们一起回顾他的成就，缅怀这位对中国电视文化行业贡献颇多的老人。
黄一鹤是春节联欢晚会这一节目类型的开创者，也是中国电视文艺迎来春天的前行者。
电视晚会，是中国向电视文化贡献的独特文艺类型。关注者谈及晚会，绕不开的话题就是春晚，而提到春晚，绕不开的就是黄一鹤了。作为央视春晚的同龄人，笔者在研究娱乐综艺的时候，也常会抚今追昔，感叹八十年代初春晚横空出世的天时地利人和，更加赞叹黄一鹤等人在当年的社会环境下敢于创新的巨大勇气。
春晚从诞生至今，不仅是老百姓大年三十的一道必不可少的年夜饭，也是中国电视文化的象征标志之一。三十六年来，春晚既充当了改革开放的探路者角色，国家的大政方针和不少政策都在春晚节目编排上得到体现；在大众层面，春晚成了万众瞩目的造星平台，陈佩斯、朱时茂、赵本山、张明敏、费翔等人在春晚舞台上鲤鱼跃龙门，成为中国电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书写者之一。
如此一来，黄一鹤最为应该被铭记的贡献有二：一是创新，亲手打造了春晚，在风气将开未开的时候，建立、引领了一个历史潮流；二是勇气，在八十年代初，有胆有谋突破固有框架，努力呈现以人为本的文艺。
黄一鹤1949年参军，去过抗美援朝前线，1960年转业到中央电视台从事编导工作，创作了一千多部不同规模、不同形式和不同体裁的电视片，1979年出席了全国第四届文代会。经历和实力，保证了他对电视文艺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追求。当时电视刚刚在中国兴起，社会上下对电视节目的需求巨大，能够有一台晚会在除夕夜调理众口，文化意义巨大。
但光有这些还不够，现在谈到三十多年前的社会环境，不少人往往会受到改革开放初期打破禁区的印象影响，认为在那个年代一切都是朝气蓬勃呼之欲出的，认识不到历史的复杂性。
实际上，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对很多看上去约定俗成的道理也未必能一下子就有社会层面的共识。就拿流行音乐来说，改革开放初期，尽管有港台歌曲和录音机的传入，但有人想听邓丽君的歌还得偷偷摸摸的。正如《甜蜜蜜》等电视剧所揭示的那样，虽然广受欢迎，但一直处于地下状态。
在这种环境下，办一台直播的春晚，其难度可想而知。黄一鹤的创新精神，在此时得到了最大的发挥，据其口述有四个妙招，“第一，搞实况现场直播；第二，搞有奖猜谜和电话点播；第三，设置节目主持人；第四，请中央领导出席。”
这样就没压力了吗？最大的压力，莫过于现场观众对李谷一《乡恋》的呼声。这首歌，是作曲家张丕基1979年谱写的，由于动用了前些年被禁用的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乐器，旋即受到猛烈的批判和围攻。李谷一也因为在《乡恋》中新的演唱方法，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面对无数打来要求演唱《乡恋》的电话，黄一鹤将压力传给了现场坐镇的时任广播电视部部长的吴冷西，最终在他的拍板下，《乡恋》的旋律重新飘扬在神州大地。退一步想，如果当时吴冷西和黄一鹤没有化解压力，不让《乡恋》在春晚舞台上出现，会怎么样呢？
除了《乡恋》的奇迹，就是他在春晚上面创造性地推出小品这一独特的表演形式了。1983年春晚，王景愚的哑剧小品《吃鸡》大获成功，让黄一鹤意识到了观众对语言类节目的需求。于是，在1984年春晚上，他推出了陈佩斯、朱时茂这对反差明显的搭档的小品《吃面条》，亦庄亦谐、一正一反的表演，让春晚舞台诞生了第一代小品王，也使小品这种影视专业面试的考试项目成为与相声并列的节目形式。后来赵本山走上春晚舞台，也是在黄一鹤的指导下，二人转与小品表演结合，成为了春晚另一符号。
小品之外，黄一鹤请到港台艺人张明敏、奚秀兰唱歌，请台湾的黄阿原做主持人。这种响应国家政策、满足观众需求的创新之举在当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是在他的坚持和勇气之下，才有了那首感动了大江南北、令无数人落泪的《我的中国心》。可以说现在春晚等不少综艺晚会，仍然在当初黄一鹤奠定的框架内运转。
今日是互联网的世界，也是一个非常需要创新精神的世界。回看1983年第一届春晚，是非常有互联网思维的产物，直播、点播结合，努力与用户互动，最大限度做好了用户体验工作。而且在现场能够根据演出需求，及时调整节目编排，用户运营策略调度有方。无数电视观众打热线进来，不但能够妥善有效处理需求，通信设备还扛住了如此多的电话呼叫需求，产品功能测试做得扎实，尤其是扛住了高频次并发的压力。如果时空交错，让黄一鹤导演来操刀一款互联网产品的话，想必也会是一个超级爆款。
创新，从来都与风险并行，具备勇气，才能将创新贯彻到底，“我喜欢创新，而且认为创新是任何时代、任何行业都面临的一个生存和发展的课题。”黄一鹤的这句话，在今日看来，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
□何殊我（评论人）
(责编：ki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