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一旦坐到那把椅子上提问 就进入了某种状态

日期:03-05
杨澜《杨澜访谈录》《正大综艺》

杨澜资料图

杨澜(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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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坐到那把椅子上,就进入提问状态

杨澜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选修一门社会学,每天上课准时到,作业按时交,老师列的参考书一本不落都看了,论文也还写得不错,可期末得了一个B,这也是她所有课程里唯一的B。杨澜去找教授理论,教授说:“的确你完成得都不错,但是我要给你一个惩罚,因为你上课从来不问问题,说明参与度不高。”

也许,这是后来杨澜在《杨澜访谈录》中,孜孜不倦地向嘉宾问了20年问题的一个内心触点。近日,她的新版图书《一问一世界》在北京举办首发式,书的内容从她30年来采访过的上千位名人的一万多个问题中提炼而出。

这些数字让当天一身帅气粉红西装的她感叹:“时间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我经常碰到一些朋友说,‘我是看你电视长大的’,我一看他们都快60岁了。所以我也不避讳我的年龄,我已经50岁了,到了知天命的时候。”

现场来了数百位读者,台上水均益、陈鲁豫、陈伟鸿等著名主持人轮番向她提问。从一个向别人提问的人,成为一个被别人提问的人,一定程度上算是一种成功。从这个角度衡量,杨澜成功了。

杨澜是幸运的,一个没有受过任何播音主持训练的年轻人,从1989年主持央视节目《正大综艺》开始,入行30年,那正是中国电视发展的黄金30年。但不断跳出一个个舒适区,才有了今天台上不必为电视收视率滑坡而担忧的杨澜。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写这部书,因为我和我的团队制作《杨澜访谈录》20年,一直是记录者。”杨澜说,书中涉及的制作团队已经换了7拨人,有很多波峰和低谷,“一旦我坐到那把椅子上,一旦我开始提问。我就进入了某一种状态。”

有一次采访完朴槿惠,半夜又接着采访李显龙,杨澜在“红眼航班”上就发烧了,下飞机的时候眼睛真是红的。不过,在之后的两个小时里,她坐在椅子上开始一个有时间限制的采访,做完就出了一身大汗,烧就退了。“如果下次你们发烧,可以试试这种疗法。”杨澜笑着说。

至少在哥大念书时,杨澜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以提问为生的人,“从小的教育没有训练我们提问,只是训练回答”。一个好学生在经历了B的打击后,才意识到“提问是一门手艺,需要学习、磨练、进步”。

“我的小伙伴给我做了一个统计,差不多每采访一个人就要看10万~20万字的资料。有时候读得很痛苦,尤其是遇到一些特别专业的,比如对冲基金、生命科学……说实话我现在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杨澜说,“读完一本书不见得能产生一个好问题,但能让我避免问一个愚蠢的问题。”

《杨澜访谈录》曾在2017年推出了科技类纪录片《探寻人工智能》,很有危机感的她在想,将来主持人会不会失业,毕竟现在人工智能播音员已经诞生了。“但我发现,提问很难被替代。一个机器人可以学会一万种回答的方式,却很难问出10个具有连续性的问题。”这让杨澜有一点幸存感,“也许真到流浪地球的时候,我还能有点用。”

美国谈话节目主持人拉里·金从业60年,早年训练采访基本功的方法是搬把椅子坐在超市门口,随机采访每个进门的人:你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买什么东西?干什么用?你最擅长的事是什么?最烦恼的事是什么?……拉里·金的信条是:一个好的主持人要做到无论在何时何地面对何人都能有问题,而简单的问题好过复杂的问题。

不过,这样一个善于沟通的人却以离婚次数多而著称。“其实我们每个人自问的问题可能比问他人的问题更重要,‘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我快乐吗’……”杨澜说。

《一问一世界》的内页罗列了杨澜一条一条的传奇经历,“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频道——阳光卫视”“采访了上千位世界政要和各界风云人物,被誉为‘中国的华莱士’”“被福布斯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女星之一”……不过,这些大概都是赘言。杨澜的名字在本文第一次出现时,已经不需要注明头衔。

采访导演李安时,李安对杨澜说,拍《断背山》《色戒》《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每一次选择的都是比较危险的题目。危险会调动你所有的细胞、所有的热情,以所有的力量去对待,所以我愿意挑战下去——杨澜也是这么想的。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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