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时间倒回到10万年前哪个人类物种最终能存活下来
据新浪科技：我们智人是目前唯一幸存的人类，但在不久之前，还有不少同类与我们同行。我们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大约30万年，在这段时间中我们至少与另外4个人类物种共享过这颗星球。现在看来，我们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似乎很明显：智人是最好的狩猎者，是最聪明的，而且在技术方面也最有悟性。
如果时间倒回到10万年前，让你来猜测哪个人类物种最终能存活下来，尼安德特人应该是不错的选择。我们和尼安德特人有着共同的祖先。他们比我们更强壮，胸部宽大，肌肉发达。他们还十分擅长使用武器，能捕猎冰河时期的各种大型哺乳动物。他们甚至与我们一样，都有一个名为FOXP2的基因突变。研究者认为这个基因突变为人类语言能力的快速进步提供了基础。
他们的文化已经表现出了很高的复杂程度。尼安德特人会埋葬死者、照顾伤病人员、用颜料涂抹身体，甚至用贝壳、羽毛和骨骼制作珠宝来装饰自己。最早到达欧洲的智人遇到了一大群已经适应了寒冷气候的尼安德特人。后来，随着冰川期发展，现代人逃离，留下来的尼安德特人却日渐繁荣。
与我们最近的现生近亲——倭黑猩猩和黑猩猩相比，我们的遗传变异程度很低，说明现代人曾一度甚至几度经历严重的人口瓶颈期，这也意味着我们可能曾经濒临灭绝。
人类的自我驯化
事实证明，与其他人类物种相比，我们是最友善的。让我们蓬勃发展的是一种认知上的超能力，这种特殊的亲和力叫做合作交流。我们是与他人合作的专家，即使面对陌生人也一样。我们能与从未谋面的人交流、合作完成某个目标。我们在学会走路或说话前就已经发展出这种超能力，这也是我们能够通往复杂社会和文化世界的大门。它使我们能领会他人的思想，继承世代相传的知识。可以说，它是一切文化和学习形式的基础，包括复杂的语言。
这种友善是通过自我驯化演化而来的。而驯化过程本身就包含着选择友善的强烈倾向。当一种动物被驯化后，除了变得更加友善之外，还会经历很多看似彼此毫无关联的变化。这种驯化综合征会表现在面部形态、牙齿大小和不同部位毛发的颜色上，包括激素水平、繁殖周期和神经系统的变化。尽管我们认为，驯化是我们对动物所做的事情，但它也会通过自然选择发生，这就叫做自我驯化。
自我驯化假说是我们与美国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以及美国杜克大学的心理学家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在过去的20年间共同建立的。我们的研究发现，自我驯化还有新的优势，它加强了现代人成功的关键因素：与他人合作交流的能力。假说预测，如果智人经历了自我驯化，应该能在更新世（距今260万~1.17万年前）的地层找到自然选择友善性的证据。尽管行为本身不能变为化石，但是调控行为的神经激素也会影响生物的骨骼，因此我们可以在古人类的骨骼标本中看到对应的变化。
举例来说，青春期分泌的睾丸酮越多，人的眉脊就会越厚，面部也会越长。与女性相比，男性的眉脊通常更厚、更突出，面部也略微更长。所以我们说这样的面容更具男性化特征。睾丸酮并不会直接导致人类的进攻性，但它与其他激素的相互作用确实会调节侵略性的行为。
人类学家经常会谈到，人类在整个旧石器时期经历了眉脊减薄、面部缩短和头部缩小的现象。我们在研究中意识到，如果追踪和记录相关变化，或许就能指示，那些同时改造我们行为和身体的生理变化，究竟是在什么节点出现的。
我们还与当时任职于杜克大学的史蒂文·邱吉尔（Steven Churchill）和罗伯特·切里（Robert Cieri）一同发现，8万年前是一个重要节点：与更晚的智人相比，早于8万年前的中更新世智人面部更长，而且眉脊更厚。这使得现代狩猎采集者和农耕社会人群的面部变得更加精致，同时显示出睾丸酮的水平更低。还有一种叫做血清素的神经激素也可能参与其中，促成了一系列的改变，比如使人的脑部变小、侵略性降低。
所有其他人类物种的前额都更扁平，颅骨也更厚。尼安德特人的前额倾斜，整个头部就像橄榄球一样。只有我们智人的颅骨被人类学家形容为“球形”。这样的形状意味着，在我们演化发育的过程中，血清素可能增加了。
如果驯化导致智人的睾丸酮和血清素水平发生了变化，那么另一种分子很可能也会改变。较低的睾丸酮和较高的血清素增强了催产素在社会交往中的作用。在分娩过程中，母亲体内会大量分泌催产素。它能帮助产生乳汁，并通过乳汁传递给婴儿。父母与婴儿的眼神接触会创造出一种催产素交互循环，使父母和婴儿都感受到爱与被爱。在一项实验中，荷兰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卡斯滕·德德勒（Carsten de Dreu）等人让志愿者吸入催产素，这些志愿者便会在金钱和社会游戏中变得更倾向于合作，更善解人意，并充满信任。
以上变化对我们的社会关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些变化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类别：群体内的陌生人。我们的近亲倭黑猩猩和黑猩猩仅仅通过熟悉度来识别陌生人。生活在领地内的个体是群体成员，而其他个体都是陌生人。这种识别方式十分清晰：一个个体要么是熟人，要么是局外人。
只有人类能靠外貌、语言或一系列信仰来定义自己的群体。不断变化的群体概念使我们能够识别出与自己相似的人，尽管我们从未见过他们。这种能力还使我们可以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规模远超任何其他人类物种。
我们无需思考就能在日常生活中以彼此可以识别的方式来装饰自己，比如某只球队的队服、带有政治含义的胸章，或者项链上的宗教符号。这种能力支配着我们的现代生活。它鼓励我们完成大大小小的各种善举，比如给陌生人捐献器官，或是帮他人过马路。它还能进一步帮助我们分享和改善自己的想法。
关键节点
尽管在8万年前，我们的尼安德特人兄弟明显领先于我们，但是，智人能够站稳脚跟并且持续繁荣的迹象已经开始显现。
30万年前，我们刚刚出现在非洲大陆上。在考古遗迹中，那时复杂的社会和先进的技术已经可见一斑。但是，这些遗迹就像闪烁的星星那样时有时无。技术和其他进步的迹象出现旋即消失。直到8万年前，这些进步似乎开始持续闪光，而且越来越强。我们认为，就在这个时期，群体内的陌生人出现了一些新的分类。因为此时的化石记录显示，复杂的文化传统和技术开始远距离传播。而扩张的社会网络意味着，更多的文化创新能以更快的速度传播和分享。文化和技术进步同时爆发。
从5万年前起，我们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留下了社会网络和文化扩张的证据。用贝壳制作的珠宝出现在离海数百千米远的内陆，这说明人们要么愿意带着这些没有实用价值的物品行走很远的距离，要么就是有人踏上了最早的商贸之路，将商品贩卖了出去。
其实，友善使我们取得成功的想法并不新鲜。智人在演化历程中变得更加聪明也不是什么新的概念。我们的新发现在于这两个想法之间的关联：社会容忍度的提高导致了认知变化，尤其是与合作交流有关的变化。
人类的自我驯化可能导致了我们在化石记录中看到的人口增长和技术变革。友善性以任何人类物种都从未做到的方式将创新的群体联系起来，从而推动了这些变化。自我驯化赋予了我们一种超能力，使我们几乎在一瞬间就能接管整个世界。很快，其他人类物种相继灭绝。
如果人类的自我驯化能够解释我们最好的一面，是否也能解释最糟糕的一面呢？我们要如何调和人类的善意和残酷？
友善性背后的部分神经激素变化也支持着可怕的暴力行为。催产素似乎对养育行为至关重要，尽管一直被称为“拥抱激素”，但其实“母熊激素”（momma bear hormone）的别名可能更适合它。新生儿降临时，母亲体内大量分泌催产素，而这种激素也使母亲在有人威胁到孩子时充满愤怒。
由于我们这个物种是经过自我驯化才塑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在友善性增强的同时也会产生新的侵略形式。在人类脑部发育的过程中，催产素水平更高会使它对我们行为的影响变得更明显。群体成员能够彼此建立联系，这种纽带十分强大，使他们就像家人一样。除了更加关注其他人以外，他们还愿意以暴力的方式保护彼此没有直接关系的群体成员。当我们更加关爱的人受到威胁时，我们往往会变得更加暴力。
爱需要身体接触
尽管人性在演化过程中表现出矛盾的一面，但对于“究竟谁属于自己所在的群体”的观念却可以发生改变。事实已经证明，智人拥有将群体成员扩大到成千上万的能力。
群体成员还可以进一步扩展。消除群体间冲突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社会互动降低彼此感受到的威胁。如果感到威胁能让我们产生想保护群体成员的想法，那么群体间无威胁的接触，就能帮我们扩大对群体成员的定义。
当在20世纪60年代和黑人孩子一同上学的白人小孩长大后，他们更有可能支持种族间通婚，交黑人朋友，并且更愿意欢迎黑人搬进社区。
这套逻辑在教育中同样有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当室友来自不同种族时，在混合种族的互动中这些成员也会更加自在，当然也更赞同跨种族约会。
无家可归者可谓是最脱离社会的一个群体，而一项研究发现，想象与无家可归者进行积极的接触，就能使参与者产生对他们的同情感。这也说明，与其他群体中某些个体交流时产生的友谊，也能超越个体推及到其他群体成员身上。
大部分政策的制定都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下：态度变化能导致行为变化。但在群体间冲突的例子中，行为的改变（人际交往的方式）最有可能改变思想。自我驯化假说解释了我们这个物种如何演化出与他人建立联系的能力。当然，与具有不同意识形态、文化或来自不同种族的人接触，也能够有效地提醒我们，大家都属于一个族群——智人。
这使我们比其他人科谱系的成员更具优势，最终才能幸存下来。用演化的术语来说，友善性的定义与对待他人的积极行为有关，无论这种行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它不仅包括在群体扩张时仍然能在物理上保持更近的距离，更在于能够快速理解不同成员的意图。在带领人类走向成功的过程中，社会交流的主要价值在于，群体能比个人更好地解决问题。这种优势如此显著，以至于影响了自然选择塑造我们身体和心灵的方式。而当我们能够逐代分享知识时，创造出的技术和文化已经使我们能够遍布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