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约翰·辛格·萨金特于1919年创作的“毒气”，描绘芥子毒气释放后，幸存士兵互相搀扶着走向急救站。
反映一战的英国电视剧《战前三十七天》剧照，图中从左至右依次为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德皇威廉二世、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
巴黎和会对中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激发了“五四”运动
据东方早报：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之际，欧洲史学界新作不断。笔者在牛津大学采访了历史学家、圣安东尼学院（St Antony's College）院长、英国前首相大卫·劳合·乔治的曾外孙女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教授。麦克米伦教授精通外交关系和国际史，曾写过《尼克松在中国》《巴黎1919》等畅销史作，是第一位获得塞缪尔·约翰逊奖的女性。她的新作《结束和平的战争：通向1914之路》（The War that Ended Peace: The Road to 1914）着重于分析欧洲外交机制的协调和失调，其娓娓道来的叙述风格获得评论界一致赞誉。
盛韵
在新作《结束和平的战争》中，您认为一战哪怕到战前最后一刻都有机会悬崖勒马，您还着力描述了欧洲协调机制、各种和平运动；但是有的史家可能会认为战争爆发在所难免，因为之前已经有过几次局部战争，英德之间又一直有军备竞赛，抢夺殖民地，导火索很多。您怎么看？
麦克米伦：我认为将历史事件视作注定发生是很危险的，因为现实中人们总是面临各种选择，几乎所有情境中都有别的可能性。比如今天在克里米亚发生的事件，各方会有不同的反应，不同的行动，这一点人们必须记住。而一战尤其如此，可能导致战争的原因太多了，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敌对竞争、军事计划等等，因为我们看到这么多征兆，就很容易推出很有逻辑的结论——战争必定会爆发。可是有许多导致战争爆发的原因，却不必定要发生。如果你看1914年之前的欧洲历史，有许多危机时刻人们已经在讨论打仗，但最后并没有真的打。所以我们应该时刻铭记的是，虽然战争发生了，但不应以此结果去影响我们对战前形势的判断，并假定战争在所难免。
我认为一战前有很强势的和平运动，而且大部分过惯了好日子的欧洲人都认为战争不可能爆发；欧洲有一整套调解争端的机制，国家之间通过仲裁来解决争执。从1794年到1914年，国家之间有大约三百多次国际调解，发生争执时他们都同意让第三方来仲裁，并接受仲裁的结果。这些仲裁中有一半都发生在1890年之后，所以你可以看出调解趋势是向上的。因为有这一整套和平调解的机制在，所以我不认为战争不可避免。
那么和平运动又是如何失败的呢？
麦克米伦：和平运动最终失败，是因为民族主义占了上风。当时很少有人真正意识到民族主义有多强大，左派的马克思和他的信徒总是说民族主义只是贵族和资本家驭民的工具，是人为构建，一旦社会主义革命兴起，全世界的工人会联合起来，将不会再有国家的界限。可以说左派对民族主义的力量没有充分认识。而当1914年危机渐露端倪时，德国社民党员全部投票给予政府军事信贷，这是和平运动失败的主因。
普鲁士容克阶级（Junker class）对战争起了什么作用？
麦克米伦：这个阶层很有意思，他们来自特定的地区，有些不一定十分富有，生活相对简单，但他们的观念核心基于土地，相信直截了当、责任感、荣誉，大部分是虔诚的新教徒，相信勤劳工作、承担责任是通向救赎的道路。我很敬佩他们的价值观，但有时候他们太内向狭隘了，不信任和自己不一样的人，所以他们不信任犹太人、外国人，也不喜欢城市带来的社会变化。他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德国军队中的许多军官来自这个阶层，他们的前辈参过军，所以他们觉得有义务继承传统。如果你看二战中希特勒的军队组成，很多人和一百五十年前的普鲁士军队一样，来自相同的家族。他们对德国的政策有相当大的影响。
后人常常认为德皇威廉二世的疯狂一手导致了战争，领袖的性格因素在战争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麦克米伦：威廉二世是个很不寻常的人，你很难不对他着迷。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了解他在德国拥有哪些权力。德国已经有宪法，有国会，但皇帝对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拥有控制权，而且宰相是由皇帝任命的，也可以被皇帝开除。因为德国皇帝的权力非常大，我们就必须探究他的性格。威廉二世的性格非常复杂，一方面他和英国有太深的渊源，他母亲是英国人，外祖母是维多利亚女王，舅舅是爱德华七世，表弟是乔治五世。他似乎很喜欢外祖母，但与母亲关系很僵，因为他母亲总是说英国什么都比德国强，应该让德国向英国学习等等，所以他对大英帝国和皇家海军妒羡交加，这种情感是很复杂的。
另一方面看，他生来就是帝王，那个年代帝王得有帝王的样子，要骑马，一直要穿戎装，但他出生时发生意外落下了残疾，一只手臂无法发育，所以有时很难做出那些威严的模样。他一直心知肚明自己不会是出色的军人，所以常常要做出夸张的姿态来补偿自卑心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内心比外表敏感得多，有人说他像个要演皇帝的演员，但是自身条件又实在不太好。他情绪起伏很大，时常说蠢话，这样的人当皇帝自然不会对欧洲和平有帮助。
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看他的言行，他常常表示不想打仗，但他又很担心德国的声誉，也和很多德国人的想法一样——德国是个经济大国，所以在世界上应该有更高的地位（“the rightful place under the sun”）。1914年夏天，他得知有些军官私下叫他“胆小鬼威廉”，因为他在之前的一系列情势中让步了，这对他的心理会有影响。
威廉二世麾下的军事将领怎么想？比如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就是主战派吧？
麦克米伦：不一定，有些将军是很理智的。他们反对在海军竞赛上投入太多钱，认为这是白白浪费，实际上的确如此。然而一旦宣战，他们的态度是必须要打赢。军队的危险性在于，他们总是视角很狭隘，不考虑政治大局，只考虑怎么打仗。当然有些人是很想打仗的，比如极右的将官和一些平民，他们认为如果打仗就可以把国家凝聚起来，有借口搁置宪政，击破社会民主党的联合。
我认为总参谋长小毛奇在1914年是很畏惧打仗的，但备战是他的义务。德国军队基本上以普鲁士军队为主，普鲁士将军成为德国将军，普鲁士军队一直与统治者有直接的关系，也一直自视为普鲁士国家的保护者。这样的军队不喜欢来自民众的指手画脚，更不喜欢让国会来批准军队预算，他们根本不想和民众合作。而在我看来，当时民众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他们先前没有质询军队的计划，即便等到发现德军打算入侵比利时时，民众的态度也很消极：如果军方认为有必要，我们能怎样。
最近有部英剧《战前三十七天》您看了吗？里面说毛奇对双线作战十分兴奋……
麦克米伦：好多人跟我说这剧值得一看，不过播出的时候我正好在国外，所以还没看到。小毛奇本人也有些心理问题，他是名将老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的侄子，老毛奇是个军事天才，在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中都打了胜仗，对德国统一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小毛奇一直觉得自己无法与叔叔相提并论，当他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时，他对威廉二世说：你可能不会走运两次。他继承的是德国军事的老生常谈。德国有两个潜在敌人，俄国和法国，而且这两国还是盟友。德国一直担心的是双线作战，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Alfred von Schlieffen）花费多年酝酿了一套作战计划，先快速击败一方，最后决定先打法国，因为距离更近，包围巴黎令法国投降，这期间先在东线对俄打防御战，因为俄国把军队调到前线需要很长时间；“施利芬计划”估计在四十天之内打败法国后立刻把军队调到东线，击败俄国。这项计划很大胆，几乎就是赌博。进入法国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通过阿尔萨斯、洛林，但法国已有所准备，设立了防线；另一条是通过比利时或荷兰，而比利时是国际承认的中立国。最后德国决定取道比利时，在法国人反应过来之前速战速决。这里最大的危险是政治因素，德军进入比利时是公然践踏其中立性。小毛奇继承并强化了“施利芬计划”，而并没有考虑其他选择。我觉得他个人对此计划是有疑虑的，他把荷兰路径剔出了计划，因为考虑将来可能需要从荷兰运输军事补给，这说明他预计战争可能时间会拖长。他好几次表达了消极悲观情绪，但嘴上总是说打胜仗是他的义务。战争开始后他精神崩溃，很快被调离了。我认为他心理上其实是很脆弱的，健康也有问题。作为军事将领，他也没有给德皇提供足够的备选方案。1914年8月的一次会议上，威廉二世问能不能不要双线作战只打俄国，小毛奇说不行，因为我们没有作战计划。威廉二世本应坚持自己的看法，但他让步了。于是德国开始了双线作战的梦魇。
战争开始后，德国人似乎十分自信，“圣诞节前回家”是当时很流行的口号。在与对手的人力资源、武器装备旗鼓相当甚至可能略输一筹的情况下，他们的自信从哪里来呢？
麦克米伦：这是军事化训练的结果，当时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他们有问题，就要想怎么解决。他们的思维模式是如何打赢，而不可能去跟政府说，我们没机会赢。他们像赌徒一样，不管心里有多少疑虑，都要博一把。战争开始后，因为双方都有远射程机枪，命中率很高，进攻战很难打，有时一次进攻要损失六万人，但是军队也不变通，他们坚信如果要赢，就一定得进攻。这就导致了死伤十分惨重。
麦克斯·黑斯廷斯在新书《1914浩劫：欧洲走向战争》中说“没有一场战争开始时不受欢迎”，一战当时到底有多受欢迎？
麦克米伦：这话不一定全对，我能想到的反例是，二战从一开始在法国就不受欢迎。但一战很值得注意的是，政府都企图说服民众自己是无辜的一方，比如德国就宣扬自己在抵御来自俄国的挑衅，而民众也相信了。法国、英国都说自己在抵御德国，俄国说自己在抵御奥匈帝国和德国。所以刚开始时，战争各方都是得到民众支持的。
政府劝导是怎样进行的？通过当时的媒体吗？
麦克米伦：有些是通过直接会面，比如德国宰相在开战前夕跟社民党领导开了几次会，告诉他们德国掌握确凿的证据会受到俄国的攻击，说服了社民党支持开战。当然媒体是很重要的，当时报纸是主要的交流渠道，新闻短片刚刚诞生，无线电也是新事物，还没有公众广播节目，所以报纸的覆盖面是最广的，发行量惊人。在1914年的莫斯科，最大的日报每天可以卖出八十万份，有时一天还有两三份特刊。如果你看当时的老照片，欧洲很多咖啡馆的窗户上会贴当天的最新新闻，人们会趴在窗户上看。
当时报纸的编辑记者的信息渠道跟今天相似吗？是不是有很多误导性的消息？
麦克米伦：报纸的运作方式大致相似，而且大部分报纸是很爱国的，一旦打仗，报纸会主动渲染爱国主义情绪。但也有调查式的深度报道，当时的战地记者很多，因为报纸能够承担得起费用，欧洲各大报在各前线战场都有战地记者。一些自由左派的报纸对战争是有批判的，比如《曼彻斯特卫报》，但大部分人觉得打仗时最好不要唱反调。
开战以后，政府会设立专门的部门进行战争宣传，英国的叫战事信息部，为记者安排前线巡视，引导宣传方向。有时候的确能呈现部分真相。1916年英国拍了电影《索姆河战役》，让人们看到了战场上真实的一幕。当时的确有很多谎言，但也不全是谎言。
文学在一战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知道当时诗歌特别流行……
麦克米伦：英国军官基本上都是中产阶级，他们受过教育，有些学过科学，大部分人学过古典学、文学、历史等等，很有文学修养，所以一战中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诗歌。当时问世的很多诗歌是非常爱国的，而当时写成的反战的诗歌都要等到1920年代以后才陆续得以出版。最近新出了一本一战诗歌选，你会看到里面大部分都是爱国诗。
一战之前，欧洲军队对“野蛮战争”和“文明战争”有所区分，具体指什么？
麦克米伦：当时有很多大帝国发动的殖民战争，比如德国在南非的战争，英国在新西兰的战争，当然也包括打击中国的义和团等等，这些被认为是适用“野蛮战争”规则。当时欧洲已经有几百年对于文明战争规则的讨论，美国和现代化之后的日本可能都分享了这些规则。他们对待殖民战争的方式会与欧洲陆战不同，德国人在西南非镇压赫雷罗人叛乱时，故意杀掉了所有的牲口，让他们饿死。很不幸，欧洲人在与“不如自己文明”的人开战时会采取另一种方式，这很可怕。
一战直到结束时依旧被视为“文明战争”，有些规则必须贯彻，比如如何对待战俘，如果有伤必须提供医疗救助，不能随便处死或折磨；1914年的圣诞节有过短暂的休战，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宗教节日时停止杀戮。让-雷诺阿有部老电影《游戏规则》讲的就是这类规则。然而随着战争时间加长，交战双方的仇恨愈积愈多，奥地利人屠杀塞尔维亚平民，德国人屠杀比利时平民，“文明战争”的规则不时被打破。
可以这样说吗，一战对英国贵族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因为他们出于阶级荣誉感，上战场时总是冲在最前面？
麦克米伦：的确有很大打击。有时候人们喜欢描述战争说军官舒舒服服躲在战壕里，让小兵出去冲锋陷阵，这其实是不对的。很多将领战死了，当然跟随他们的士兵也一起战死了。从比例上来说，上层阶级可能失去的年轻人要比平民阶级更多些，有些贵族家族里所有的继承人全部战死了。大卫·卡南丹（David Cannadine）有本书《英国贵族的衰亡》（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Aristocracy）讲的就是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如果你出身贵族，打仗就是你的义务。随便举个例子，1890年英国的保守党首相是索尔兹伯里勋爵，来自非常古老的家族，他有十二个孙子，六个死于一战。还好一战时他已经去世，不用看到这样的惨景。这和今天的美国很不一样，现在中上阶层子弟都想尽办法不参军。
对于二战来说，决定胜利的武器是原子弹。一战中有坦克、无畏战舰、U型潜艇，但是似乎没有一种决定性的武器？
麦克米伦：说来有趣，一战时的决定性装备大概是铁铲和铁丝网。你在地上挖个坑，然后在旁边铺上很多铁丝网，敌人就很难靠近了。一战的确没有决定性的武器，但是一战中诞生的两种武器让二战变得非常不同，一种是坦克，能够让士兵躲在里面毫发无损地攻克战壕，另一种是战斗机，可以飞越战壕丢下炸弹，使得战壕防御变得毫无意义。
英国首先发明了坦克，之所以叫坦克，是为了保密起见，他们运输坦克时要用巨大的帆布罩住，看上去像是储水的水槽（tank）。坦克一开始时常陷入泥地，但后来越来越有作用。此外，战争中双方都开始用毒气，也是为了消灭躲在战壕里的敌人。
如果没有决定性武器，那么最后赢得战争就是看谁有更多的人力可以消耗？
麦克米伦：对，看谁有更多的人力和资源。交战双方的兵力差不多，后来俄国因为革命退出了战争，但美国加入，到了1918年的时候已经有百万美国人来到欧洲参战，给局势带来了变化。此外还有物质资源，因为英国对德国进行了封锁，德国得不到足够的石油和煤气，也就生产不出足够的武器，到1918年夏天已无以为继。
可以说没有一战就没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甚至现代恐怖主义，您觉得这是塑造了二十世纪历史的战争吗？
麦克米伦：很大程度来说的确如此，欧洲的几大老帝国崩溃，剩下的帝国也摇摇欲坠，德国变成共和国，俄国变成了苏联，奥匈帝国不复存在，如果没有一战，这些都不会发生。俄国会有大改变，但是布尔什维克绝不会上台，他们之前势力太弱了，也没有什么群众基础，一战为他们提供了机会。另外，一战让欧洲社会变得残忍，人们见惯了杀戮和死亡，变得暴力，有很多暗杀和局部冲突，人们变得喜欢使用暴力解决问题。一战前德国的政党不会派人殴打政敌对手，一战后就发生了，法西斯和共产党用铁棍和石头互殴。
欧洲在一战后大大衰弱，不再能够主导世界，这有助于美国的崛起。因为这是一场世界战争，来自非洲和印度的士兵不再相信白种文明高人一等，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回国后，点燃了民族主义之火。《凡尔赛和约》在中国引起了反对西方的浪潮，之前主张学习西方民主科学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如今背过身去，表示西方文化已经破产，不再相信西方。没有一战，世界会大大不同，有些情况可能依然会发生，比如美国崛起，但俄国和中国是否会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就很难说了。战争会摧毁或削弱旧有秩序，为新势力提供机会。
1919年的巴黎和会被当时人评价为：这不是和平，只是二十年休战。您怎么看？
麦克米伦：当时一共签订了五个和约，《凡尔赛和约》是其中之一。整个和会都遭到了谴责，因为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我认为，身处当时情境，很难知道怎样做才能解决问题，当时的欧洲远没有达到和平的境界。巴黎和会面对的是革命后的苏联，一系列互相敌视的新兴国家，巨大的社会动荡，而德国依然是最有实力的经济体之一，基础设施没有毁坏，许多德国民众不认为自己输掉了战争（他们从没有在自家门口看到过外国士兵，而德国右翼政党进行了大量煽动性宣传，说德国并没有战败，而是被自家人捅了刀子），也不甘愿接受制裁。正因为有一战后没有清理干净留下祸根的恶例在前，二战后罗斯福要求战败国无条件投降，这也是二战后占领德国的原因之一。
您觉得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吗？
麦克米伦：希望不会。但人类总是会有愚蠢的举动，最危险的是一个国家觉得自己的民族尊严受到损害，就会不惜一切做出自己无法撤消的举动。中国和日本的争端越来越成了民族骄傲的表现，谁也不让谁，这很让人担心。同样让人担心的是乌克兰和俄罗斯，普京制造了一种他自己无法消化的局面，之后很可能会后悔。
今年是一战百年，英国出版了许多新书，在历史研究中有什么新方向吗？
麦克米伦：周年纪念总是一个回望过去的好机会，同时也能省视当下。英国在重新思考一战时，也在思考今日的英国与欧洲的关系，今日的英国还剩下多少话语权。许多人带着怀旧的情感去看一战，当时的大不列颠帝国还挺有分量的嘛。美国史学界目前还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也许等到2017年会有一些，因为那是他们参战一百周年；法国新作不少，因为这是他们最糟糕的经历之一；德国有些紧张，因为他们不想提醒人们记起以前还有另一个德国。对中国来说，可能2019年的“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会更重要。
我听说英、法、德会合作一些项目，纳入当时各国普通民众的视角，为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策展，应该很有意义。我认为不应以国族主义的眼光去检讨一战，而更应以国际化的视角去观察，毕竟这是一场影响了全球历史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