锚定2035年，重点部署未来5年改革任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部署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
如何深刻理解经济体制改革？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如何落地？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意味着什么？近日，新京报记者专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教授，全面深入解读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郑永年（受访者供图）
谈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
“具有里程碑意义”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
郑永年：二十届三中全会具有里程碑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面对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符合历史发展需要，二十届三中全会符合国际国内背景的大时代。
在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里，每五年一次的党代会为国家发展指明方向，每一次三中全会会制定具体行动方案，对顶层设计进行落实。
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中心工作开始转移，从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时我们面临所谓的“贫穷社会主义”。邓小平就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面临非均衡发展，邓小平找到了改革开放这个突破口，实践证明非常成功。
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改革强调顶层设计、系统思维、全国一盘棋，而不是寻找单一的突破口。
以前的改革开放道路可能顺风顺水，中国的现代化与国际的全球化相向而行、互相强化、互相促进。通过改革开放，我们用三四十年时间走完了人家一百五十年甚至更长的路。
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越来越严峻复杂。从国际层面来看，西方的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像卡脖子、脱钩断链等，政治领域存在意识形态对立，地缘领域世界在高度分化。这些因素都使得我们现在面临特别复杂的国际环境。
二十大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这是里程碑式的表述。
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那就是高质量发展，发展是硬道理，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这就需要建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建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这是我们理解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基本逻辑。
新京报：你认为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郑永年：《决定》全文两万多字，我认为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均衡发展、协调发展、协同发展。300多项改革措施涉及方方面面，但主体结构就是经济、社会、政治三大领域。
经济领域就是经济增长，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是经济增长中遇到的。一旦发展停滞，所有的问题就变成了真问题，很难解决。例如就业、税收、消费等，都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同时，经济要讲效率，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社会领域就是公平正义。《决定》要求，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任何国家，经济与社会都是一体两面，如果经济增长对社会不公平，收入方面差异太大，就走不稳、走不远。例如美国，经济增长不错、科技突飞猛进，但民粹主义崛起，社会越来越不稳定。所以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都要讲公平，不讲公平就会出现问题。
政治领域就是治国理政，需要从制度、体制、机制层面发力。海外媒体理解，经济发展是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点。这只是片面理解。《决定》对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做了全面部署。中国共产党有九千多万名党员，比欧洲很多国家的总人口都多。我们要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除了需要强有力的有为政府，更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领导。不仅要依法治国，还要从严治党。所以二十届三中全会几乎每一项改革都与体制机制挂钩，这非常重要。
从上述三个层面来讲，我认为二十届三中全会具有里程碑意义。
谈经济体制改革
“好的改革就需要经济发展牵引其他方面的发展”
新京报：此次改革抓住重点，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凸显改革引领作用。如何理解这一牵引作用？
郑永年：我们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好的改革就需要经济发展牵引其他方面的发展。从体制改革来说，就需要用经济体制改革来牵引其他体制的改革。现代化的理念从西方文艺复兴就开始了，但真正的现代化是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经济发展了，社会、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通过自身发展来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这是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生产力的发展都离不开与之相匹配的生产关系。此次三中全会也一样，改革需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引领。如果以其他领域改革为引领，很难实现突破。
我举一个例子。美国是经济发展来引领社会发展，美国的经济基础、生产力没问题，但是上层建筑拖了后腿，社会生产关系拖了后腿，分配不均、社会越来越分化。欧洲的上层建筑发展很快，生产关系、人权劳工权利等先进的欧洲规则反而制约了经济基础发展，制约了生产力发展。
我们提出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决定》指出，要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我经常去长三角、珠三角调研，那里有互联网、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大量独角兽企业，但有些成果落不了地。人工智能方面，我们有很多应用型研究，但现在人工智能基本是美国公司之间的竞争。这就需要我们大力改革生产关系、改革体制机制。这非常重要。
新京报：“高水平”是《决定》的一个关键词，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如何理解“高水平”的内涵？
郑永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开始，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就是巨大的。但后来一些地方为了片面追求GDP，出现了环境污染、社会不公平、腐败等各种问题，这不是高水平的发展。
经济、社会、政治均衡发展，才是高水平的发展。现在很多人把高水平理解为高技术，这也是片面的理解。经济、社会、政治领域要协调均衡发展，必须要有体制机制的改革来引领改革、刺激改革，要运用体制机制的改革来保护改革成果。只要把改革上升到体制机制甚至法律层面，大家才能吃下“定心丸”，才会真正安心下来。当然，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
谈市场与监管
“国家活力与社会活力要均衡发展”
新京报：《决定》关于市场与监管之间的关系备受关注，提出要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你如何理解这组关系？难点在哪里？
郑永年：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现在西方出现反市场、反资本、反全球化的趋势，老百姓对发展模式没有体感，感觉不好的就抵制，出现了民粹主义，这是由于资本过于起主导作用、过于市场化了。
我们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个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领域高度市场化，政府的更好作用没有发挥出来。而在应当市场化的一些领域，市场还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
所以，只有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情况下，市场才能起决定性作用，才可能达到“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目标。例如现在的房地产市场，有一些空置房，政府能不能通过改革，把这些空置房变为公租房提供给年轻人，降低其创新创业成本？政府要起更好的作用，在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领域做好社会保障。
《决定》指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除了社会活力，我认为还要增强国家活力，也就是政府在一些领域要起更好作用。国家活力与社会活力要均衡发展，也就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更好相互配合，像刚才所说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公共住房等领域，国家要干预。其他市场领域，国家要向社会释放活力。
谈财税体制改革
“理顺央地关系，使财权与事权更相匹配”
新京报：大家都比较关注财税体制改革，这对央地关系有哪些重大影响？
郑永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是政府间权责划分的基本组成部分，财税体制改革主要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协调的问题。1994年，国家实施分税制改革，确立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基本框架，财权向中央倾斜，大部分事权留在了地方，地方政府有房地产支撑。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需要理顺央地关系，使财权与事权更相匹配。这属于分配的问题，非常重要。
《决定》提出要“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并就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等提出明确要求，这对释放地方经济活力有重大影响。
我认为，同时要通过发展把税基做得更大，通过松绑式而非捆绑式发展，充分发挥企业活力、地方活力。在经济领域，我们有很多需要松绑的地方，对新生事物要有宽容度、灵活度。通过松绑的方式来释放更多的经济活动空间给民营企业。
谈民营经济发展
“要充分发挥社会活力、企业活力以及各级领导干部活力，防止内卷”
新京报：谈到民营经济，《决定》重申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你怎么看民营经济的发展？
郑永年：民营经济发展现在面临既有宏观的问题，也有微观的问题。宏观层面，存在经济部门与非经济部门政策不协调甚至政策“打架”的现象。这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避免合成谬误。
微观层面，企业家的感受更为强烈，他们对具体的环境最有体感，比如税收、涉企案件等。近年来，一些案件的负面效应非常大，打击了企业家信心。《决定》指出，要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健全依法甄别纠正涉企冤错案件机制。这非常重要，但重在落实。改革除了决策部署，更在于微观落实成效。人不是抽象的，民营企业家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他们的体感直接影响着市场信心。
任何政策的制定，都要从人性出发，基于人性之上的逻辑来设计制定。地方政府与企业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两条腿，这两条腿活力发挥不出来，其他活力就发挥不出来，这一深刻的矛盾关系要理顺。所以，决策部门一定要做大量社会调研，充分发挥社会活力、企业活力以及各级领导干部活力，防止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防止内卷。
新京报：《决定》提出要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这对地方经济发展有哪些影响？
郑永年：因为我们还没有建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各个地方规则标准管理不一样，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以前是牺牲环保，现在利用返还税收等政策变相给企业政策优惠，出现了“政策洼地”，也使地方政府债务越来越多。这是地方政府发展使然，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各地规则标准管理不一。
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客观要求。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通过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明确并严格执行财政奖补、税收返还、出让土地等方面优惠政策实施界限，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这可以推动各地招商引资从比拼优惠政策搞“政策洼地”向比拼营商环境创“改革高地”转变，也可以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
谈科创领域改革
“科研资源要多向年轻一代倾斜”
新京报：《决定》注重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你认为科技创新的关键是什么？
郑永年：科技创新的总体方向是产学研一体化。投资、消费、贸易被称为“三驾马车”。我曾经提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三驾马车”——基础科研、应用技术、金融支持。任何一个国家的高质量发展都是通过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而实现的。
新的“三驾马车”是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的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必须具有一大批有能力进行基础科研的大学和机构。这里的科学家是兴趣密集型的，给他们充分的自由、比较体面的生活，对他们要有耐心，让他们去追求自己的科研兴趣，从而实现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第二个条件，必须拥有一大批能够把基础研究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或机构。第三个条件，必须有足够支撑基础科研跟应用技术转化的金融支持，主要表现为风投。通过风投把民间闲散资本集中起来，支持创新。这个发展逻辑、体制机制要理顺。
新京报：《决定》提出要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如何评价这一导向？
郑永年：这是一个很好的目标导向，对打破“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评价体系，对创新人才评价体制、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很有意义。但在撼动科研资源分配上，还要持续发力。
前不久我看到美国一个例子，风投公司投了一个16岁的少年。而我们面对66岁的院士与16岁的年轻人时，政府基金可能更愿意风投院士，因为他们更容易成功。但年轻人代表着未来，理顺这个逻辑，我们在制度保障上如果能风投16岁的小孩了，未来就有无限可能。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发展耐心资本，这首先需要有耐心的体制机制来支撑，没有耐心的机制体制，耐心资本是发展不起来的。基础科研也一样，现在风投需要至少8年到15年甚至更长时间，才可能出高质量成果。这就需要制度保障创新能力，我们的政府、科研机构以及科研人员都要保持耐心。
科技创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从基础科研到应用技术，再转换到金融服务，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资源配置、人才培养、应用技术转化等方面，需要做大量改革工作。科研资源要多向年轻一代倾斜。
谈发展新质生产力
“需要抓好技术端和制度端，要互相配合”
新京报：谈到科技创新，前不久你出版了新著《中等技术陷阱：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挑战》。如何理解“中等技术陷阱”这个概念？
郑永年：这主要回答了新质生产力从何而来的问题。前几年一直在讨论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也在思考我们的现状。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个现象，本质是技术进步，从科技变革的角度更能透视一个社会进步的动力机制。任何经济体，如果没有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很难把自己提升为一个发达经济体。像菲律宾、泰国等很多国家，经济体量到了一定程度就上不去了，因为没有实现基于技术进步上的产业升级。
近年来，我和我的研究团队一直在思考中国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从而提升为发达经济体。通过对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以及拉美与亚洲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分析，我们提出“中等技术陷阱”这一概念。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其经验都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体想要从中等收入水平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水平，必须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或者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新京报：你认为我们目前处于什么水平？
郑永年：就中国的技术水平而言，无论从供应链、产业链还是价值链等维度看，目前大体上正处于中等水平。中国现在的情况是：第一，缺失原创性技术，即缺少从0到1的技术创造；第二，发展以应用技术为主，即使就应用技术而言，中国在1-10的刻度内也处于4-7的位置，缺少8-10的技术水平，或者说，在很多领域还没有达到世界顶尖水平，许多核心技术及关键零部件对外依赖度依然很高；第三，中国在某些应用技术领域赶上甚至取得了世界领先水平，但这些领域还处于零散的状态，没有形成系统，或者说，中国技术的整体水平还远未达到全方位、系统性的强大。这也是我们现在为何越来越重视新质生产力的原因。
新京报：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郑永年：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经济体来说，如果无法实现技术升级，就很难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刚才我讲到了，必须具有一大批有能力进行基础科学研究的大学与科研机构；必须具有一大批有能力把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或机构；必须具有一个开放的金融支持系统。基础科研、应用技术、金融支持三个条件必须互相配合，缺一不可。正是因为这三者之间的紧密关联，在西方，人们把技术创新过程称为“国家、市场和金融”三者之间的一场持续“游戏”。
新京报：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你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
郑永年：新质生产力的特征是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抓好技术端和制度端，也就是平衡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要互相配合。我经常讲，很多领域并不乏新质生产力，但就是落不了地，原因在于体制机制。落不了地的高技术，很多被国外拿去了。
正如《决定》所强调的，体制机制改革更重要。发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需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新质生产力，首先需要一个与之相配合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不改革，就会制约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谈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
“是自身进步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
新京报：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决定》提出，要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你如何理解这一重要开放举措？
郑永年：我曾多次呼吁扩大对不发达国家的单边开放。高水平对外开放，主要在于通过开放可以促进国内深层次改革，引进先进生产要素，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和活力。
高水平对外开放主要有两个层面内容。一是制度型开放。推进围绕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高水平开放，继续和国际规则对接；在对接基础上，参与规则制定；在参与基础上，争取规则制定权。面对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当各个省份都主动对接经贸规则、技术标准，我们国内的统一大市场也可以加快建设。
二是开展更大规模、更多领域的单边开放。这主要针对不发达、发展中国家。美国以前有吸引力，就是因为其市场单边开放。我们也在不断实践，例如中国跟东盟的自由贸易，与柬埔寨等不发达经济体的某些领域实行单边开放，而不是对等开放。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最不发达国家实行单边开放，是向国际社会提供一个国际公共平台，这也是大国责任的一部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很多领域也是向发达国家开放的。
从历史经验和实践效果来看，中国扩大单边开放不仅是为了应对恶劣的国际环境，更是自身进步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更多推动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技术、市场、人才等诸多优质资源。
资本要走出去，科学技术需要向外延伸，中国又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中国践行单边开放，可以利用资本逻辑、科技逻辑和市场逻辑来克服西方反华力量的政治和行政逻辑。
谈延迟退休
“退休年龄设定要更加灵活多样，不要‘一刀切’”
新京报：《决定》提出要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你如何看这一备受关注的改革举措？
郑永年：随着科学进步和生活品质提升，人的生命周期在延长、人均寿命在提高，延迟退休是一个趋势。
一般来说，我们的女性55岁退休，男性60岁退休。对于从事体力活动或者对身体条件要求比较高的领域，到了年龄退休没问题。但像我们搞学术的，尤其是文科的，到五六十岁正是出成果的时候，退休太可惜了。我在60岁才知道怎么做学问，到70多岁，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我还可以写写文章、教教书。像美国，教授也没有退休的年龄。
所以，退休年龄设定要更加灵活多样，循序渐进，不要“一刀切”，市场经济是不“一刀切”的。此次改革提出自愿、弹性原则，很有必要。
新京报：对于将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们，你有哪些建议？
郑永年：这个时代需要大有作为的年轻人。大家都会走向社会，机会就蕴藏在社会经济里。所以，多走出校园、多去实践吧。
新京报首席记者何强
校对杨许丽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