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在办公。
吴玉章致吴本立、吴本渊等孙辈家书。资料图片
1903年，吴玉章离开故乡，踏上救国之路，此后他的一生都在为国家民族而奋斗，他始终心怀天下情系苍生，如同儒家所说的大丈夫一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冒着被清政府砍头的危险坚持革命，威武不能屈；他官至国民党中央代理组织部长，却为了革命理想加入共产党，富贵不能淫；他在革命中过着清苦生活，日夜以为人民服务为乐，贫贱不能移。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高尚情操，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为革命不为做官
1878年12月30日，吴玉章出生于四川省荣县双石镇蔡家堰。他自小忠厚笃诚，坚韧沉毅，喜读史书，学识渊博，有“金玉文章”之誉。他立志要“做点有益于人有益于国的事情”，一生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被称为“一部活的中国革命史的缩影”。
正如刘伯承、陈毅两位元帅在他70寿辰的贺信中所说：“无役不从”，几十年来“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始终不变”。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是为了革命，没有私心。
1912年，吴玉章作为四川代表赴南京参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筹备工作。当时，临时政府的主要职位都已分配完毕，老友内务部次长居正一见他就说：“你来晚了一步，若早点来，怎么也有个次长当的。现在部长、次长都安置完了，内务部的司长、局长或参事，你任选一个吧！”吴玉章却毫不在意：“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做官，你们且不谈这些吧。”
此时，孙中山邀请吴玉章到总统府秘书处工作。孙中山很赏识吴玉章，对他说：“你来得好，现在需要收拾残局，很需要你来帮忙。”吴玉章欣然应允。
不久，“南北和议”将成，总统府秘书处即将撤销，秘书处的人都在另谋出路，有的甚至往北投奔袁世凯那里做官去了。吴玉章始终勤勤恳恳，苦撑残局，坚守岗位。
吴玉章早在日本留学就认识孙中山先生，并追随他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作为国民党元老，他早就是“大官”了。然而后来，当他在国民党那里看不到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时，便毅然决然离开。
1925年，吴玉章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年，他已经47岁。他从此选择了一条生死难测、充满艰辛、荆棘丛生、前途未知的革命之路，甘愿在革命队伍里作普通一员。
他的部下、朋友都想不通，吴玉章却说：“干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就是丢了国民党的大官不当，去干革命的……只要对革命有利，个人当不当官有什么呢？”
后来，吴玉章曾深情总结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我的前半生是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摸索前进的。我从少年时代起就为国家的忧患而痛苦，而焦虑，而奔走，企图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找到一条光明大道。但是我找了将近30年，经过失败，胜利，再失败，直到十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以后，我才找到了真理，踏上一条正确光明的革命大道。”
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后，吴玉章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愈发坚定。1938年底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蒋介石对他说：“你是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面对劝诱，吴玉章明确表示：“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对于这一点，我是不动摇的，绝不会二三其德，毫无气节的！”
同为“延安五老”的谢觉哉曾写诗称赞他是“心神俊逸绝飞尘，百炼成钢是此身”。
人民教育为人民
吴玉章一生志业为教育，始终把教育事业作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他始终胸怀“人民”二字，恪守“人民教育为人民”的办学宗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贡献很大。
从1922年起，他先后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华北大学校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考虑他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又有丰富的国际斗争和外交经验，曾打算在外事部门给他安排重要职务，被他婉拒。他还是希望投身教育。
1949年底，中央为了有计划地培养新中国的各种建设人才，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担负着重要的任务，必须要有名望才学相配的大家坐镇。吴玉章为第一人选。
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吴玉章为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后来，周恩来总理考虑吴玉章的革命资历，准备给他安排更高职务，但他一再向总理说明，乐意担任人大校长，已经非常合适，以后不要为他的工作安排再费心力。
吴玉章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常说：办学校，就是为了振兴中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是一个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任务，是国家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大事，它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他一生办学，就是在为国家培养人才做贡献。
在兴办中国人民大学时，吴玉章一再强调要把这座学校办成新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学，办成“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并指出，所培养出来的学生，“都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并准备培养成为掌握最新科学成就的专家”。
几十年如一日，他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为祖国培育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1960年，82岁的吴玉章曾作诗明志：“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
这也是他一生追求真理、投身革命教育事业的生动写照。
革命家庭要起模范作用
吴玉章为人温和宽厚，但他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却比较严，对家人更严，对自己更是严之又严。
工作中，有时会遇到外宾赠送礼物，他会一律充公。他说：“外宾送我东西，是因为我在这个岗位上，我这个岗位是党和人民给的，所以东西应当交给党和人民。”
接待外宾时，吴玉章会让工作人员准备清茶一杯，香烟一盒。有一次，当外宾走后，收拾茶具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顺手拿了一支香烟。他看到后，严肃批评了这名工作人员，教育他凡是公家东西，一片纸、一滴水，都不能去占便宜。吴玉章还告诫他：犯大错误往往是从小错误开始的，一定要时时防微杜渐。
吴玉章家风很严。他用“创业难，守业亦难，须知物力维艰，事事莫争虚体面；居家易，治家不易，欲自我身作则，行行当立好规模”对联教育家人。他经常说，教育子女的正确方法是“爱与严相结合”，在生活上给予晚辈无私的爱，在政治上、学习上、工作上又要严格要求他们，这才是真正的爱。
因长期在外奔波，吴玉章经常用书信的方式对晚辈进行教育。他曾在信中写道：“我们是革命家庭，事事要起模范作用，不要因为是干部后代就骄傲自满”，并再三强调要勤俭持家，不能搞特殊化，养成良好家风。
平日里，他衣着简朴，除外出或外事活动，一回家就穿布衣、布鞋，而且补了又补。一直到1966年逝世前，他还用着南昌起义后留下来的皮箱和军毯。
吴玉章一生革命，家人牺牲巨大。他只有一子一女，女婿和儿子先后牺牲于革命时期。对于其他家人，他虽然很疼爱，但决不允许搞特殊化。
新中国成立后，外孙兰其邦刚到北京时，吴玉章就找其谈话。他说：“我们有两重关系：一是同志关系，一是长辈与后辈关系。封建社会讲夫荣妻贵，封妻荫子，共产党是不讲这一套的。我们都在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你们工作得好是你们的功劳，我工作得好是我的努力。可以互相鼓励，但不能有所依附。不单是你，我的任何亲属都不能用我的名义在外面去办什么事。”
在三年困难时期，吴玉章要求自己和家属就更严格。女儿那时都60多岁了，他还是要动员她回荣县老家去参加生产。
吴玉章一生追求进步，不追求高官厚禄；一生坚持革命，也主张教育育人。他是革命的老前辈。在他60寿辰之际，毛泽东称赞他“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中共中央也致贺词称赞：“他是中国革命最先进最觉悟的老战士！他的忠诚、道德和作风是所有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的模范！”
（张文良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