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多子多福”一直是我们中国文化里的传统认知，比如“儿孙满堂”这类场景，描绘的就是老年人幸福感的一个显著来源。不过，随着养老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提高，“多子多福”的传统认知在当前社会是否仍然存在呢？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陈天勇和他的博士生张亚蕊研究了这个命题。
基于这篇文章的研究，我们采访了陈天勇与张亚蕊。陈老师多年来致力于老年人心理健康领域的研究，在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方方面面中，子女确实是老年人很重要的支持来源，也是该研究领域里很受关注的一个面向。
以下是我们与陈天勇、张亚蕊的对话。
记者|驳静
三联生活周刊：能否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研究的背景？
陈天勇：心理学科里，社会支持跟老年人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受人关注的研究方向，在这个框架下，可以研究的点非常多。比如，我们把“社会支持”进一步细分，有正式支持（formalsupport），主要是指政府支持，非正式支持就包括家庭与朋友等这些社会关系的支持。家庭支持可以分为常见的配偶的支持和子女的支持等。
这些支持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护航模型”去理解。护航模型讲的是，人的一生都需要社会支持系统。孩童时期护航的是父母，到了老年阶段，人的护航模型有好几层，最亲密的是配偶，子女次之。所以关于子女支持的研究其实非常多。我们这个研究聚焦的就是子女支持与老年人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家人的重要性，家人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方面的影响，过去有过一些研究吗？
陈天勇：我们在国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过两篇我觉得挺有价值的论文，被引用得也挺多。其中一篇的结论是，跟你关系越密切的人，越跟你的负性情绪相关。比如家人是关系最密切的，但家人又是没办法割舍，关系不好也得受着，关系越不好，负性情绪就越多。但朋友是可以选择的，能玩到一起去就经常玩，朋友支持越多，老年人的正性情绪就越多。
另外一篇论文，研究的是家庭内部的支持。我们通过研究就发现，中国的高龄老人，如果配偶健在，子女是否同住，对他/她的幸福感、健康心理健康等这些方面不产生影响。一旦配偶不在，假如能跟子女同住，心理健康程度就要好很多。实际上这也是符合我们刚才说到的“护航模型”，假如丧偶，那么最密切那一层缺失了，次密切那一层就会顶上来作为替代。
我们这两篇文章都揭示，社会支持跟老年人的情绪健康有很大关系。
《我亲爱的朋友们》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多子多福”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观念，即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也算是一个合情合理合乎现实的表述，为什么要去研究它呢？
张亚蕊：“多子是否多福”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以此为题的相关实证研究较多，尤其在社会和人口学领域，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较少。我们看到过国内很多关于“多子是否多福”的相关研究，但目前研究结论不一。有的结论是“多子多福”，有的是“多子少福”。为啥结论还恰好相反呢？我们在查看文献时发现，是方法问题。有些研究不够严谨，在论证过程中始终无法规避内生性问题。
所谓内生性问题，放在本研究中来具体看，说的是指老年人的抑郁情绪可能会受到一些混淆因素的影响，比如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家庭背景和社会经济地位等等，这些因素可能会和“子女数量”一起共同对老年人的抑郁情绪产生影响。本研究借助了“工具变量”这个研究方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通过对比传统方法和工具变量法，我们发现子女数量和老年人抑郁情绪之间并不存在统计学上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多子多福或多子少福其实是一种假象。
我们当然就希望进一步研究这个假象背后的机制。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的研究涉及了哪些变量？结果是怎么样的？
张亚蕊：我们的科学问题是子女数量与中国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关系，简单说，就是多子是否多福的问题，这里面涉及三个核心变量，一是子女数量，也就是自变量，二是老年人的抑郁情绪水平，也就是因变量，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介变量：子女情感支持。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子女数量与子女情感支持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20，即子女数量越多，老年人获得的平均子女情感支持就越低，我们认为这是出现了“责任分散效应”；子女情感支持与老年人抑郁情绪之间的系数是：-0.31，即子女情感支持越低，老年人的抑郁情绪就会越多。这是符合现代化理论模型的，即不断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正在弱化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父母对子女情感支持的需求是越来越突出的。
我们的研究最后的结论是：子女数量不直接影响中国老年人的抑郁情绪，但子女数量增多可能会导致责任分散效应，俗话来说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喝”，子女多了，老年人获得子女情感支持反而还相对减少了，从而出现子女数量越多的老年人抑郁情绪也越多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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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你们选取的是什么样的家庭，数据来源又是怎么样的呢？
张亚蕊：我们使用了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的数据。这个数据覆盖全国28个省、150个地区，450个村镇/城市，涉及10257个家庭中45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17708人。结合我们这个研究的需求，选取的是60岁以上的人群为研究对象，剔除关键变量，如子女数量、前两胎性别、抑郁相关指标的缺失值之后，最终保留样本4775个。与以往同类研究相比，本研究的样本量充足，而且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三联生活周刊：那再说到“子女情感支持”，你们的研究是如何量化这种支持呢？数据库里有现成的数据吗？
陈天勇、张亚蕊：CHARLS要求老年人评价每个子女的“探望频率”，就是子女多长时间去看望一次父母，关于子女情感支持这个变量的处理，以往有研究采用的是加总的方式。但是这种处理方式明显有问题。因这加总的方法里，只要子女数量增加，探望频率就一定会增加，因为CHARLS计分的时候，会将“几乎不探望”这个选项也计为“1分”，这样一来，两者永远会是正关系。这也使得，研究结果必然出现一种正相关，也就是说，出现子女数量增加，子女情感支持一定增加。
但我们也能想象得到，有的子女可能一年到头都不去看父母一次。
所以，本研究使用的是均值，也就是使用所有子女情感支持的平均分来代表子女情感支持。很显然，这种变量处理后的研究结果和相应解释更为可靠、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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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这个结果一方面让人感觉挺合理，另一方面，多子并不意味着多福，其实也挺反直觉。怎么理解这样一个结论？是什么发生了变化？
陈天勇：我们观察到，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家庭功能不断变化。在传统农村，也就是城镇化程度相对低的地方，我们研究子女支持跟老年人的抑郁之间的关系，就发现，经济支持是最重要的。不管子女在不在跟前，反正只要出去打工能寄钱回来就行。但在城里就不一样，城里的老年群体，子女给不给他钱对他的心理健康影响较小，甚至给钱的可能反而不好。为什么呢？子女给父母钱，从某种程度上看，说明他们经济状况较差。虽然不是说这两者是因果关系，但这确实是一种现象。
关于家庭功能的演变，有一个现代化模型，我们会认为说，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家庭的功能会产生剥离。怎么理解呢？传统农业社会，家庭需要承担几乎所有的功能，比如对小孩的教育、对老年父母的经济赡养、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但是到了工业社会，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健全，很多功能得以从家庭里剥离出去。很多老人不用子女来进行经济供养了，因为他有养老金，生病的话也不一定要子女给钱，因为老人自己有医保，甚至说健康照料方面，现在也有养老院。
剥离这些功能之后，那家庭最后剩下的是什么？主要就是情感的功能。所以说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家庭最后所剩的就是情感维系的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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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你们在论文中还提到了“生育偏好”。关于老年人晚年幸福感的问题，我们普通人会有一些平实的观察，比如有儿有女的家庭，可能病床前照顾的大概率是女儿。
陈天勇、张亚蕊：以往有研究表明女儿在对老年人的情感支持方面会好一些，但我们的研究主要是利用“生育偏好”来寻找可靠有效的工具变量。不过，在性别这个层面，也有值得关注的事，一个家庭头两胎孩子的性别，其实是一个随机事件。但是假如头两胎没有男孩，再生第三个是一个相对稳健的生育偏好。
三联生活周刊：经济状况，教育程度等都对这种生育偏好没有影响吗？
陈天勇：我们做过相关研究，试过各种工具变量，可以说经济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都不会对生育偏好造成影响，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农村，头两胎没有男孩的父母都有再生一胎的生育偏好。除了男孩便好，生育偏好中还有一种是“儿女双全”偏好，实际上我们的研究表明，“儿女双全”偏好更不受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等的影响。而且，“儿女双全”这个偏好，在不同的文化里都有体现，并不是说我们国家农村这种倾向性更明显，没有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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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关于子女数量越多的老年人是否有抑郁情绪这个问题上，你们在文章里提到说，存在文化差异。
陈天勇、张亚蕊：我们对比过欧美国家以及越南的同类型研究，他们使用的代表性比较好的大型公开数据库。目前发现东欧和越南的研究结果与我们大体一致。但美国使用类似工具变量法的相关研究结论刚好相反，他们的结论是，孩子数量越多，就可以显著降低65岁以上美国白人母亲晚年抑郁的风险。由此我们会判断说，子女数量和老年人抑郁情绪之间的因果关系，它是有显著的文化和人种差异的。
三联生活周刊：咱们这个研究，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样的启发？
陈天勇：站在老年人幸福的角度来说，年轻人还是应该常回家看看。如果你是独生子女的话，就应该多回家看看，这责无旁贷。但如果你兄弟姐妹多，也不要说因为责任分散效应，觉得他们去了我就可以不去了。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那么大家的平均数凑在一起，很可能达不到老年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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