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周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突破14万亿元长三角创造全国近1/4的GDP
发挥区域重大战略引领作用
连接广东深圳至中山的深中通道，是粤港澳大湾区内部融合发展的标志性工程之一，该项目通车后，珠江口东西两岸的深圳市和中山市将进入“半小时生活圈”，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互联互通。图为跨越万顷碧波的深中通道。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纳入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对区域协调发展作出了系统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深入推进。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为什么要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如何认识区域重大战略的实施成效？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煜、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建亮、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陈广汉。
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扎实推进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部署实施了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这些区域重大战略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
董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动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新的区域发展战略，这些战略可以统称为“区域重大战略”，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
每一个区域重大战略对其所在区域来说，都是发展的指引性战略，都有实施规划和具体政策。在推动区域重大战略落地的过程中，区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区域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区域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区域内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例。十年来，京津冀探索了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有序推进，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大城市病”有所缓解。雄安新区建设顺利推进，首批疏解的4家央企总部、4所高校加快建设，累计设立央企分支机构200多家。通过协同做好“减法”和“加法”，实现了首都圈功能布局的优化。
打造了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京津冀经济总量迈上10万亿元台阶，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优势不断发挥，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的比重持续提升，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走在了全国前列。
构建了更加合理的空间格局。中心城市、节点城市和小城镇的功能更加互补，连接更加通畅，互联互通的框架初步形成。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翼”建设的推进，拓展了区域经济布局的回旋空间，为下一步谋划发展提供了更多选择。
创造了短周期内大幅改善生态环境的奇迹。十年时间，京津冀PM2.5年均浓度降幅达六成。减轻中心城市负荷、加大绿色发展力度、调整3地产业结构等举措，见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华北地区冬日的蓝天明显增多。
京津冀在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上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从顶层的衔接协调机制，到各地主动打造的对接平台，从产业链供应链协作，到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在各领域都形成了一些有益的经验，能更好推动共性问题的解决，这为其他地区的跨行政区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叶建亮：2018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经过5年多的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蹄疾步稳，取得积极成效。2023年，长三角地区以不到4%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近1/4的GDP，站上30万亿元新台阶。
形成了三级运作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机制，有效协调一体化工作；制定出台了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等重点领域专项规划；制定一体化示范区、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重点区域总体方案，以及虹桥国际开放枢纽、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宁杭生态经济带等跨区域建设方案。
加强数字政务互联互通，推动区域内的跨域数据共享应用、业务标准互认、流程优化再造，基本实现了企业和居民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推动建立了以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太湖协调治理、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机制等为代表的跨区域创新协同机制、环境治理协调机制、共享发展协调机制等；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一系列制度创新经验得到复制推广。
陈广汉：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实施五周年，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中国开放水平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突破14万亿元，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
形成了极点带动、轴带支撑的城市空间格局。包括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四个核心城市，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3大发展极，珠江口东岸、西岸两大产业带以及由高铁、城轨、高速公路形成的多条发展轴。
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鹏城实验室、广州实验室等“国之重器”相继布局。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建设、珠江口西岸与东岸科技创新带、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加快推进，大湾区已经拥有超过7.5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加速互联互通，打造“轨道上的大湾区”。广东高铁运营里程达2838公里，大湾区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大湾区机场群旅客年吞吐能力超过2.8亿人次，港口群集装箱年通过能力超8500万标箱；航线网络覆盖全球主要城市和世界主要贸易港口。
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加快推进。横琴今年3月1日正式封关运行。前海出台全国首部区域性投资者保护条例，积极推进与香港开展金融和法律等现代服务业合作；南沙已落地期货、航运、数据3大交易所，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揭牌运行。
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支撑，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记者：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为什么要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
董煜：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内涵，决定了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放到突出重要的位置。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的人口、经济、资源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不均衡的特点，不同区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差异较大，决定了推进现代化进程必须坚持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实现全面小康的过程中，我们没有让一个人掉队，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同样不能让一个人掉队；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国生态系统重要性或脆弱性比较高的地区，往往位于中西部相对欠发达的区域，需要统筹推进特色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修复。
叶建亮：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这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协调发展正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缩小区域差距的主要途径，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的重要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在地理空间上协同，不同区域通过划分不同的主体功能，实行错位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承担生态保护主体功能的区域与以产业发展为主体功能的区域，必须建立包括跨区域生态补偿在内的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从空间面貌的呈现角度来说，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必须以区域协调发展为底色。
记者：如何理解区域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董煜：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年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长足进步，除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3大地区外，其他重要城市群对周边区域的辐射能力也不断增强，如成渝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都已经成长为对中西部地区具有重要带动作用的增长极。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仅需要“发动机”，也需要“助推器”，要共同构成推动发展的动力源系统。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大力优化经济布局”。城市群地区要继续发挥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示范带头作用，同时也要更多着眼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要鼓励和支持这些地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好比较优势，积极创造“小而优”“小而美”的发展经验。
叶建亮：区域发展有其内在规律，首先服从于自然地理条件，可以称之为第一自然地理。其次服从于主体间的相对位置，比如是否靠近大城市，是否有重大的生产力在附近布局，是否有便利交通基础设施连接等，称之为第二自然地理，它是由人类经济活动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条件的因素。
通过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引领，能引导经济主体改变相对空间位置，形成更加合理的生产力布局，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通过重大战略和重大项目的引领性布局，改善相对后发展地区的发展基础，创造更加优良的第二自然地理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市场力量而非强制手段吸引全社会相关要素资源流入后发展地区，形成发展合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可以说，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支撑，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发挥区域重大战略引领作用，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记者：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的过程中，如何应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董煜：近年来，区域协调发展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一些北方省份增长放缓，传统产业转型面临困难，部分城市群内部过度依赖中心城市，部分区域发展后劲不足等。
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这三大战略更加紧密衔接协调，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加强区域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宏观上，要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推动各地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谋发展，加快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布局，进一步完善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系统；微观上，要精细化实施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有针对性地加强欠发达地区的“造血”能力，正确处理好基于行政单元的政策与基于自然单元的微观管制手段的关系，减少对地方发展不必要的约束。
记者：区域重大战略在发挥引领作用、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方面有何优势？
叶建亮：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上，长三角地区具有四大优势：
创新资源优势。长三角地区科教资源丰富，拥有上海张江、安徽合肥2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一大批“双一流”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区域创新能力强，年研发经费支出和有效发明专利数均占到全国1/3以上。创新型产业基础雄厚，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居于全国领先地位，集成电路、软件信息服务、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共同体和产业集群。
多链融合优势。三省一市通过合作创设制造业创新中心、建立开放创新平台、提供创新券等措施，推动中心城市创新、资金与人才资源向周边地区、中小城市扩散。以及通过支持企业在中心城市建立研发中心、设计中心，促进其主动跨区域融合，形成了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等多链融合与跨区域合作的有效运行体系。
开放合作优势。长三角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开放门户和内外循环的枢纽，与国际领先的科研院所、研发机构、跨国公司有密切的交流合作。依托自身的科创能力和创新型产业基础，在开放合作中不断增强对国际一流创新要素和资源的吸引力，提升区域创新策源地的国际影响力。
体制机制优势。长三角地区市场体系和民营经济发达，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制度创新活跃，在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塑造、政府职能转变、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方面，形成了有利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环境。
陈广汉：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依托香港、澳门作为自由开放经济体和广东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优势，有利于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有利于加快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更好融入全球市场体系，建成世界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建设世界级城市群。
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提升科技自立自强能力。要推动大湾区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以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科技与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端产业策源地。要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使各种所有制经济能够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