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在丝路

日期:04-07
张骞

相遇在丝路

图①:元青花鸳鸯莲池纹菱花口盘图②:唐三彩骆驼图③: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金翼狮来通图④:清代玉石葡萄枝剔红花卉纹盆景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网站

清明节,宜踏青,宜远足,宜慎终追远。请随我们走进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之遇——中国与西亚古代文明交流展”,来一场历史的远足,领略文明交流的恒久脉动。

小麦、葡萄等物种从西亚引入,丰富我们的餐桌

西亚与中国,一在亚洲的西端,一在亚洲的东端,彼此相距千里。但文明的交流总是不以山海为远,总有坚韧的旅人不辞辛苦翻山越岭,将远方的事物带来,又将这里的事物带去。

文明交流的成果,常常就在我们的生活中。从地域上说,中国人的饮食格局是“南稻北麦”,水稻原产于我国南方,而小麦是在距今约四千年前从起源地西亚传来的。

考古学者赵志军根据植物考古资料,提出小麦传入中国至少有两个途径,一条是经由欧亚大草原而来的草原通道,一条是绿洲通道,即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再由河西走廊到达黄土高原。

我们的祖先隐约觉察到了麦的身份信息,在造字的时候将这一信息潜藏在了它的字形中。“麦”(繁体字写为“麥”)的本字是“来”(繁体字写为“來”)。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来”这个字“象其芒束之形”,即表现的是尖锐的麦芒;又说它“天所来也”,其实麦并非从天而来,而是从西亚而来。

由名词的“来”很容易引申出动词的“来”,古人为表达这层含义,在“来”字下增加一个表示行走的符号,这就是“麦”。孰料此后人们在用字的过程中,竟将两字颠倒,并一直延续至今日。

前面提到的帕米尔高原古称葱岭,这是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天山、兴都库什山等大山脉的交会之处。今天,我们可以驰骋在314国道上前往帕米尔高原,一路上的雪山、湖泊、沙漠,景色何其壮丽。

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旅行者要鼓起万分勇气踏上通往帕米尔高原的路,他们或许无心欣赏这景色。两千多年前,张骞就曾翻越帕米尔高原,走向更西的远方。张骞行走的这条路,被后人命名为“丝绸之路”。司马迁在《史记》中以“凿通西域”四个字评价张骞的功绩。张骞将西域的消息带回了中原,也将西域的一些物种引入到我们的生活中。

展览中陈列了一件玉石葡萄枝剔红花卉纹盆景,为清宫旧藏。清朝宫廷喜欢用各种宝石制作仿生盆景,这件盆景远看是一串串饱满的葡萄挂在枝头,近看原来这些葡萄都是用玉石制成的,光艳动人,亦极尽奢侈。

张骞在大宛(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时,见到当地“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蒲陶”就是“葡萄”。张骞将西域的葡萄栽培技术与葡萄酒酿造技术引入中原。如果没有张骞,我们不仅将错过这酸甜可爱的水果,也无法欣赏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这样的佳句。

确切地说,他所带回的是欧亚种葡萄。中国是东亚种葡萄的主要原产地,新石器时代开始被驯化,先秦时期已成为酿造果酒的原料,只有少部分作为食用。我们如今食用的葡萄主要是欧亚种葡萄,它最早被驯化于伊朗,考古学者发现距今七千多年前,伊朗扎格罗斯山脉北部就开始栽种欧亚种葡萄并用以酿酒。欧亚种葡萄从西亚传到了中亚,再由新疆来到了中原。

葡萄在融入到我们的食谱中时,我们也将其放置在中华文化的脉络中,赋予其吉祥的寓意。一颗颗饱满的葡萄,象征着丰收在望、硕果累累,象征着多子多福、家道永昌。或许正是由于葡萄的吉祥寓意,古人喜欢将葡萄纹刻在日用的铜镜上,让喜庆从每天早晨照镜理容时就伴随在我们身旁。

铜镜与来通,中国与西亚物质交流频繁,各美其美

唐代是中国古代制镜业的一个高峰。唐镜不仅工艺精湛,镜背上的纹饰更透露了许多文化交流的信息。展览中展出了一件唐代的葡萄瑞兽纹铜镜。这种带有异域风格的纹饰不仅出现在铜镜上,也出现在地砖上、丝绸上,显示这是唐代流行的装饰题材,唐代民众对于这种纹饰是十分喜爱的。

一周连珠纹凸棱方框将这件铜镜镜背分成内外两区,内区刻画了葡萄枝蔓,枝蔓间有四只瑞兽,它们抬头曲身,首尾相衔;外区也刻画了葡萄枝蔓,有鸟点缀其中。瑞兽究竟为何物,学者众说纷纭,但既然是瑞兽,又与吉祥的葡萄纹相配,在中华文化的语境中,自然是好上加好、喜上更喜。这件铜镜为清宫收藏后,清朝宫廷为其制作了精美的镜盒。

中国和西亚都擅长制造铜镜,中国的铜镜多有镜钮,西亚的铜镜多有长柄。两地的铜镜交流十分频繁,两汉时期,各类汉镜就广布中亚并远及西亚,而在唐朝,在重要制镜中心扬州,工匠们将具有西亚艺术风格的纹饰刻在镜背的同时,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的铜镜也正从这里登船启航,驶向西亚。

唐代不仅是陆上丝绸之路高度繁荣的时期,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得到大发展的时期。唐朝以其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事物,尽显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来自西亚与中亚的商人在丝绸之路上极为活跃。看到展厅中陈列的唐三彩骆驼时,观众的脑海中立马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来自西亚与中亚的商人,手牵骆驼行走在万里风沙中,骆驼上背着鼓鼓的行囊,里面装着来自异域的商品,回程时行囊中将装着产自中国的丝绸。丝绸具有价值高、便于携带的优点,在当时的中外贸易中是“硬通货”。西亚和中亚商人将中国的丝绸进一步运到欧洲市场上销售,由于经历长距离的运输,到达欧洲市场时,丝绸已是价比黄金。

展厅中陈列了一件唐三彩鸭式杯,这件小巧的酒杯,器型为西亚的来通杯。来通杯是形似牛角的饮酒器,但牛角本身还是太朴素了,人们发挥想象力,融入动物、想象的动物甚至人的造型于其中。这件唐三彩鸭式杯,手柄部位做成了鸭子的造型,鸭头作回首状。

与“历史之遇”展同期推出的“璀璨波斯——伊朗文物精华展”中,观众可以欣赏到一件金光灿烂的金翼狮来通,这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年至前330年)的精湛作品。在这件展品的身后,站立着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一世塑像的复制品,虽然已没有了头部,但仍能感觉到其威严与力量。这件金翼狮来通的气质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强大十分契合。装饰双翼的金狮,张嘴露出锋利的牙齿,前肢匍匐在地,肌肉饱满,据介绍这种前肢肌肉的刻画方式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独有,狮子身体连接起高耸的杯口。

来通杯惯常的使用方式,在中国人看来不免有些夸张。我们以牛角状的来通杯为例,它的大孔用来注酒,与之相对的一端,常会开一小孔用来饮酒,中外壁画上显示,饮酒者要高举来通杯,昂起头来喝,派头十足,唯恐别人不知自己用的是来通杯,喝的是美酒。

文物学者葛承雍提到,许多中国出土的来通杯是没有另一个用来饮酒的小孔的,“‘来通’造型在中国逐渐向杯形器转化”,“外来使用‘来通’饮酒方式与中国传统用杯饮酒的习惯大不相同。唐代‘来通’向中国式杯形器的转化应该在7世纪后期已经完成。”

展览中的唐三彩鸭式杯即是如此,造型上是来通,实质是中国的杯。文明的互动从来不只是一件物品从此处到了彼处,而是将远方之物纳入到我们的文化与生活中,依据我们的习惯、审美等对其进行调整、改造,这样互动中的两个或多个文明的内涵都更为丰富了。

中国青花瓷享誉世界,备受西亚等地人们热爱

如果说唐三彩是热烈奔放、自由不羁的,那么青花瓷就是端庄典雅、沉静内敛的。其实,唐代就已经烧制出了青花瓷,这是河南巩义窑工匠们的创造。唐青花只是昙花一现,及至元代,青花瓷复兴,一跃成为丝绸之路上最受追捧的商品。

元青花以中国成熟的釉下彩瓷工艺与纹样为基础,借用了来自西亚的颜料与艺术元素,是中华文明与西亚文明交流互鉴的伟大成果。由于元青花契合西亚人的审美意趣,在其产生之初就大量输往西亚等地。

元青花的那一抹蓝凝重幽艳,令人神魂颠倒,它远道而来,数量稀少,极为珍贵,工匠们用它做颜料,让它在白色的底子上大放光芒。这抹蓝叫苏麻离青,来自西亚。元朝与以伊朗为中心的伊利汗国关系密切,建立元朝的忽必烈,与建立伊利汗国的旭烈兀是兄弟关系,两人都是拖雷汗之子、成吉思汗之孙。元朝与伊利汗国彼此之间的使者往来、商贸往来都很频繁,有学者认为伊利汗国控制了苏麻离青这种颜料的产地,将其输往元朝。

展览中展出了一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青花鸳鸯莲池纹菱花口盘,此盘硕大的器型、菱花形口和繁密的装饰风格都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而盘心装饰的鸳鸯莲池图案则是从唐末五代就在中国流行的题材。

由于元青花的珍贵稀少,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元青花为荣。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博物馆、伊朗阿德比尔神庙博物馆是域外收藏元青花最多的两家博物馆。在“璀璨波斯”展中,观众可以欣赏到阿德比尔神庙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瓷器,了解到它为何有如此多的中国瓷器精品。

中国瓷器从唐朝开始就源源不断输入到波斯,那艘沉没在今印度尼西亚海域的“黑石号”唐代商船上,装载着大量要运往西亚的长沙窑瓷器。从萨法维王朝的阿巴斯一世(1587年—1629年在位)起,大量皇室收藏的珍品被赠予阿德比尔神庙,其中就包括许多元明清的瓷器精品。

明清时代,青花瓷继续繁荣。明代初期的青花瓷,仍使用苏麻离青颜料,而后国产青料逐渐取代进口青料,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成为青花瓷装饰的主要内容。明代晚期,得益于新航路的开辟,包括青花瓷在内的许多中国商品循海路到达世界各地,而为了购买中国商品,开采自拉丁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

景德镇和福建一些窑口的工匠们,揣摩购买者的喜好生产外销青花瓷,或者直接根据来样加工生产。展览中展出了一件清代的青花开光花卉纹盘。这种风格的瓷器又被称为“克拉克瓷”,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名为“克拉克号”的葡萄牙商船,船上装载着大量产自中国的青花瓷,这批瓷器在阿姆斯特丹被拍卖,大受欢迎,“克拉克瓷”之名由此而来。这种青花瓷有明显的风格特征,即繁密的开光装饰,开光内绘制花草、动物、山水等主题纹饰。

中国青花瓷激起了欧洲仿制的热潮,那个鼎力支持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美第奇家族就投身于此。无怪乎一些艺术史学者认为中国的青花瓷是世界上第一个全球品牌。

当域外的商船将青花瓷运到西亚、欧洲时,中国人也有震撼世界的航海之举。郑和七下西洋就到访过东南亚、西亚、东非等地。展厅中一册并不起眼的明代《武备志》却包含了重要的信息,这部书中收录了《郑和航海图》,记录了郑和船队从南京出发,经西亚到东非沿岸的航线,这是世界最早的广阔海域航海图。

郑和的船队规模庞大,以友好通商为主旨,故而所经之处均受欢迎。文明的交流是伟大的,同时也是脆弱的,在和平的环境中,文明交流之花才能开得灿烂、开得红艳,一如产自西亚的火红的石榴一样。(陈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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