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化身为满载希望的繁花一束，那是我身躯绽放的生命之花，那是我留在世间最珍贵的礼物……”90后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周丽娟在“重庆市2024年遗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上饱含深情的朗诵，演绎了一段捐献者与受捐者之间跨越时空的对话。
清明前夕，在位于重庆璧山区的重庆市人体器官捐献纪念园内，鲜花簇拥、翠柏含肃。人们齐聚于此，缅怀逝者，寄托对遗体和器官捐献者的无限哀思。纪念碑上镌刻着从1980年重庆市第一位遗体捐献者董云开始，至2024年3月25日的6400余位遗体器官捐献者的名字。
这是结束，也是开始。如果生与死之间是一条河，那么周丽娟等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便是这条河上的摆渡人，她们把微弱的光亮收集起来，去照亮那些在黑暗中跋涉的人。
“他并没有离开”
“他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为自己的人生谢幕。”周丽娟轻轻拂过纪念碑上的名字。遇到熟悉的名字时，她会短暂停留，那是她参与协调过的器官和遗体捐献者。
2010年，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一职业随之产生。五年前，周丽娟成为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也是重庆市近百名协调员之一。
在有的人看来，周丽娟在做一件“残忍”的工作：劝说人们将离世至亲的器官和遗体捐出。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正是有了周丽娟和其他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努力，他们才得以从死亡边缘获得新生，从黑暗走向光明。
周丽娟已经记不清多少次非工作时间，超长待机，起身奔赴手术室；更记不清，在参与协调捐献案例时，有多少心疼的泪水、苍白的安慰。
直到现在，她仍对经手的第一个捐献案例记忆犹新。“那是一个遇到意外的16岁男孩，是父母眼中听话、善良、乐于助人的孩子。”周丽娟回忆，当时孩子的母亲主动找到她，说想捐献儿子的器官，让他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
“对于我来说，这意味着他并没有离开，只是到了一个我看不到的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听到孩子母亲的这一番话，周丽娟的眼泪夺眶而出。最终，男孩捐献的器官挽救了5个人的生命，眼角膜让2个人重获光明。
“在器官捐献的路上，我们承载着每一份生命的礼物，寄托着每一个重生的希望。”周丽娟说，“在协调工作中，我们也会受到来自家属的误解、拒绝甚至谩骂。”她也曾沮丧：“但是，每当脑海里浮现出苦苦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想到他们对生命充满渴望的眼神，我又有什么理由停止前行的脚步呢？”
不仅仅是“协调”
67岁的米智慧是重庆第一批人体器官捐献专职协调员。她个子娇小，梳着浓密的齐刘海，头发扎成马尾，看着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她当了36年护士，退休后开启了新的事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工作，而她曾经也对新身份不太习惯。
米智慧负责的第一例器官和遗体捐献者，名叫刘慧丽，是一位新学期刚刚报到的大学生，因突发疾病不幸辞世。她的父母从山东赶来重庆，妈妈拉着女儿的手哭喊：“你不是说还要陪你爸尝尝磁器口的麻花吗？”
同样身为母亲，米智慧感同身受。她一边流着泪陪伴伤心欲绝的母亲，为她讲解捐献事宜，一边协调医院的工作。捐献顺利完成，而米智慧却一直处于恍惚状态。“我当了36年护士，平时都是去救人，现在却是将孩子从父母身边‘夺’走，心理上过不了这个坎。”
后来，米智慧特意去了趟磁器口古镇，排队买了几袋热乎乎的麻花，给刘慧丽的父母寄过去。当得知女孩捐献出的肝脏、肾脏让3位病人重获新生，捐献的眼角膜让2人重见光明时，米智慧释然了。这个年轻的女孩以另外一种方式，永远留在了人间。
今年是米智慧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第十三年，她经手了600多例器官和遗体捐献。对她而言，每天的工作不仅是“协调”的字面意思那么简单。
几年前协调的一例捐献案例让米智慧印象深刻。那是一个凌晨，在重庆某医院会议室内，刚刚说明来意的米智慧被患者的二十多位家属团团围住。病床上的患者在医学上已被宣布死亡，仅靠着呼吸机和药物维持器官功能。
家属们用疲惫、悲伤又满是怀疑的眼神盯着她，抛出一个个问题：“你们拿器官和遗体是不是真的去救人？”“既然捐献是无偿的，为什么使用器官的病人还需要花上几十万？”……米智慧耐心解答，希望打消家属的顾虑。
“你劝我们捐，你自己会不会捐？”这是一个犀利的问题，现场短暂地安静了。米智慧不慌不忙地从包里掏出器官角膜遗体捐献卡等资料：“上班第一天，我就办理了志愿捐献手续。”最终，该患者的直系亲属在捐献书上签了字。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行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近年来，全社会对人体器官捐献的理解和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参与支持捐献工作的社会新风尚正在形成。据统计，截至2024年3月底，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超过671.5万人，实现捐献例数超5.17万例，捐献器官突破15.91万个。
责任编辑：刘德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