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白波张鹏
最近几个月，柯马凯发现自己的生活有了一些变化。他去超市的时间变少了，空闲的时间也比过去多了许多。年逾古稀的他好像又进入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
今年8月19日下午，母亲伊莎白突感不适。柯马凯急忙开车载着母亲去医院，20日凌晨1时，伊莎白安详辞世，享年108岁。
柯马凯在家中接受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采访。白波摄
“老妈走的时候没有任何痛苦，所以我们一家都特别高兴。”站在自己出生长大、至今仍然居住的北外家属院内，柯马凯对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说道。
伊莎白·柯鲁克是加拿大籍国际友人，北京外国语大学终身荣誉教授、新中国英语教育的拓荒人，2019年获得友谊勋章。她在中国出生，也在中国离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这块土地。
她爱上了中国乡村
“我姥姥姥爷都是农民出身，我姥爷兄弟姐妹9个人，他是唯一上过大学的。我姥姥家里也是农民。”操着一口亲切、悦耳的“京片子”，柯马凯再次向记者讲述起自己家族深厚的中国情缘。
1915年，现代中国的黎明，伊莎白出生在成都。伊莎白的父亲饶和美和饶珍芳来华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但仍然关心农村。他们组织学生下乡学农，还经常带伊莎白去成都周边的农村，暑假的时候在山村里住。
柯马凯说，姥姥姥爷希望母亲能够继承教育事业，伊莎白回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学的是儿童心理学，但她爱上了农村，自己选择了人类学的专业方向。
1938年，伊莎白硕士毕业后回到中国，第一件事就是去农村考察。同年，大卫·柯鲁克也来到了中国，并在成都与伊莎白相识，结为伴侣。当时正逢中国抗战，伊莎白的足迹遍及大后方的雅安、阿坝、璧山等地，在璧山县的兴隆场进行了近两年的调查，成为后来出版人类学著作《兴隆场》的基础。随着二战欧洲战事的爆发，伊莎白与大卫·柯鲁克夫妇响应英国共产党的号召回英国参军。1947年再次回到中国后，为了完成自己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论文，也为了考察中国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柯鲁克夫妇来到河北武安十里店村进行调查，后来出版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等重要著作。
“本来调查完成以后，我母亲要回英国提交论文、拿学位，可是当时新中国即将成立，他们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留了下来，为新中国培养外事干部。”柯马凯说，当时父母以为就是一两年的事，没想到这一留就是一辈子。
1948年，大卫·柯鲁克和伊莎白在华北解放区。
柯鲁克夫妇之所以钟情于中国乡村，也与时代背景有关。柯马凯说，父亲大卫·柯鲁克1935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36年到西班牙加入国际纵队，期间认识了白求恩。1937年，斯诺的《西行漫记》火到了马德里，柯鲁克被中国共产党特别是长征的英勇事迹打动，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中国毕竟是一个东方的农业国家。我父母经过兴隆场的调研之后，就产生了继续用英文出书的想法，希望让印度等其他农业大国，借鉴中国、中共乡村建设和土地改革的经验。他们把《十里店》看作《西行漫记》的续篇，要在书中专门介绍中共的农村政策。”柯马凯说。
“改变世界”是他们毕生目标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主楼东侧，矗立着一座西方面孔的半身铜像，他是伊莎白的丈夫、柯马凯的父亲大卫·柯鲁克。
1948年，柯鲁克与伊莎白应邀到北外前身中央外事学校任教后，便长期工作在新中国外语教学一线，参与英语教材和《汉英词典》编写，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为中国外语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2000年，大卫·柯鲁克在北京去世。
1974年，大卫·柯鲁克和伊莎白在北外工作。
“我父母虽然出了好几本书，但我觉得他们不算是学术型的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的主要使命就是改变世界，说得彻底一点，那就是革命。”柯马凯说，父母二人一生都希望投身革命。父亲柯鲁克觉得自己是英共党员，应该考虑英国的革命，所以几度都考虑回到英国。
在1948年和50年代、60年代，柯鲁克和伊莎白都曾考虑过回到英国，但当时英国的“革命形势”并不如预期，而伊莎白在中国出生长大，对中国的感情也很深。柯马凯说，随着时间流逝，父母也感到自己已经不是局外人，而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尽管留在中国享受的生活水平可能不如英国，但参与改变世界的革命无疑才是他们最终追求的目标。
伊莎白以108岁的高寿辞世。柯马凯介绍，在生命最后的几年，年逾百岁的母亲仍然关心时事、热爱运动，在他看来，这是母亲能够享寿108岁“超高龄”的关键所在。
2020年12月，北外为伊莎白庆祝105岁生日。
在北京，柯马凯与知名美国友人马克·力文，同样在中国长大的阳早、寒春之子阳和平等国际友人定期聚会，探讨国际局势、交流思想。伊莎白在世时也是聚会的常客，每场不落，一直坚持到去世前。
“我母亲爱看新闻，还要看中国的连续剧，她说为的是了解身边的老百姓们都在关心什么。”柯马凯说，在疫情前，他最后一次带母亲去电影院看电影，看的是《星球大战》后传三部曲之一。电影有两个多小时，柯马凯特地安排母亲在靠过道的位置坐下，方便离开，没想到伊莎白兴致盎然地看完了整部电影。
“生命贵在活动。不但要活动身体，还要动脑子、动心，我觉得这是我妈长寿的原因。”柯马凯说。
2018年，柯马凯和母亲在北京麦钟桥的冰面上滑冰。
柯马凯陪母亲在北外遛弯。
父亲对中国崛起早有预见
柯马凯生于1951年，是“长在红旗下的洋孩子”。提起父母心中改变世界的“革命情结”，柯马凯忍不住说：“我今年72了，一生见证的变化就太了不起了，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1960年，柯马凯三兄弟在北京动物园。
他回忆起自己六七岁第一次去英国探亲的情景。在伦敦地铁北线的芬奇利中央站下车之后，通道旁是生锈的铸铁扶手，走到街面上，两旁的建筑都是维多利亚时代建成的。之后过了10年、20年、30年、50年，柯马凯每次再来，这些场景基本没有变化。
“我住的北外家属楼现在在北京三环边上。我小时候50年代还没有三环，出了西直门到大柳树，那就是农田。我们家窗户外头是个生产队，一到下午一两点钟就铛铛铛敲铃，召唤社员下地干活。这下头还有骆驼队，从石景山那边驮东西去西直门。”柯马凯说，后来北京有了三环、四环、五环路，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中国也从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成为在许多领域全球领先的国家。
成年后，柯马凯在英国、美国学习和工作了十几年，然后回到了中国。受父母影响，他关心乡村和教育，曾参与中国和加拿大的双边乡村援助项目。上世纪90年代，他和朋友创办了著名的京西学校。“看到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我能参与其中，也为北京城市的发展添砖加瓦，我特别得意。”
柯马凯与母亲和朋友们在一起。
对中国的崛起，柯马凯的父亲大卫·柯鲁克早有预见。在20世纪中叶，很多人爱说“这是美国的世纪”，但柯鲁克经常说“下个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柯马凯说，父亲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生活福祉的改善，而且会影响到整个国际秩序。在北外教书的几十年中，柯鲁克夫妇经常利用假期出国，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各个国家宣传中国的发展。柯马凯认为，这是因为他们预见到中国未来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会大大增强。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柯马凯说，中国的发展的确影响到了原有的国际格局。中国更希望共赢，但西方的竞争思想比较浓厚。“我个人觉得竞争和合作都能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但竞争有个弊端，往往造成单赢、你输我赢而不是共赢。尤其是美国，几百年来形成了强悍的个人主义文化。”
柯马凯说，今年10月，中国举办了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一百多个国家参加。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和世界各国应该携起手来、广交朋友，继续努力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